公元1644年3月19日，新顺王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陷大明首都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在太监王承恩的陪同下在煤山自缢身亡。李自成还没把崇祯的龙椅捂热，仅仅1个月后，曾经的辽东总兵吴三桂和多尔衮率领的八旗军就联手击败李自成。

刚刚攻下北京城的女真人，为了取得政权合法性，顺治皇帝亲自主持祭拜了崇祯皇帝，以为前朝崇祯皇帝发丧的方式，向天下宣布：满清才是明朝的继承者，满清入关是为了替崇祯皇帝报仇。如果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你要是认同攻占北京的清朝为合法政权，多半会被当成笑话。因为，相比于在南京的南明政权，刚刚入关的清政权其实是弱势的一方。而和历史上偏安于南方，延续国祚152年的南宋相比，南明政权的名气无疑要小得多。因为现在的人们对于南明的印象主要是两点：一是国祚太短，南明永历帝朱由榔被吴三桂勒死是标志着南明的彻底灭亡，这距离1644年崇祯自杀也不过17年而已，实在不值一提。

二是百姓悲惨，满清军队对南明发动的战争总体攻势都是顺利的，另外，满清向南进攻的过程中，发生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全城人皆战死的江阴之战，这些都为南明增加许多悲壮的色彩。

如果我们单看这些孤立事件，给我们的感受是南明抗清与南宋抗元一样，都是弱小的一方顽强抵抗强敌，最后虽然失败，但依然可歌可泣。但其实，至少是在弘光政权时，南明的情况要比南宋好得多。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南宋可以对元军形成较为有效的抵抗，而南明却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一败涂地呢？答案就是内斗！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南明不同政权之间的内斗程度以及灭亡过程。

1644年5月，在得知崇祯皇帝已死的消息后，江南的明朝权臣立即拥立福王朱由崧于留都南京即位，年号“弘光”。南京是朱元璋时期明帝国的都城，虽然经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但南京作为留都仍然保留下一套完整的官僚系统，理论上讲，只要有朱家人即位称帝，南京这个备份政府就能立即开始运转。

而此时的弘光政权看起来很有希望。首先，即位的福王朱由崧血统较为纯正，这样的血统给了弘光政权的较高的合法性。其次，弘光政权手中的牌很是不错：

1.拥有帝国的经济中心——东南沿海地区，而北方和西南地区的战乱相比，这一地区相对稳定，其财政状况有较好的保证。

2.地势与兵源的优势，除了长江这道天险外，还有大约十二万的“江北四镇”兵马，如果南明政权能把“天险”和四镇兵马运用得当，不仅可以延缓势如破竹清军的攻势，甚至可以对清军进行有效的反击。

3.在兵力上南明占优，此时的满清八旗兵（包括：蒙古八旗和汉八旗）总兵力不到15万；而单江北四镇的兵力就有至少12万，而且在武昌的左良玉还号称佣兵50万，即便把左良玉的军队砍掉一半，南明依然还有30多万的兵力，即使不能反攻满清，防御抵抗应该是绰绰有余的。

高杰与黄德功素来不合，高杰甚至曾经伏击过黄德功，而黄德功也不是省油的灯，在高杰被刺身亡后，马上就去抢高杰的地盘；江北四镇各将领面和心不和，南明给的激励政策，已经把江北四镇搅成一锅粥。而湖北的左良玉闹得更欢，他不仅与当时的内阁首辅马士英不合，而且对弘光帝不满。被弘光帝寄予厚望的“江北四镇”和左良玉，除黄德功战死之外，刘良佐、刘泽清和左良玉之子左梦庚先后降清。

满清的军队可谓越打越多，越打越强。最终，本可以大有作为的南明弘光政权，除了史可法、黄德功以外，几乎都是不战而降。公元1645年5月23日，南京城破，弘光帝被俘后于翌年被清军处死，弘光政权灭亡。而与清军对战中，南明君臣则忙于内斗，驻守扬州的史可法部此时仅有一万多人，虽然在战争期间史可法曾几次向弘光帝求援，但均未等来援兵。弘光政权灭亡之后，满清和南明的实力才发生真正意义上的逆转。

1645年6月，唐王朱聿键在郑芝龙的支持下称帝，年号隆武。

隆武皇帝与弘光帝不同，他对于收复失地的愿望很强烈，一即位就宣布要“光复帝室, 驱逐清兵, 以缵我太祖之业”。隆武帝不但有决心，也有具体方案，他先制定了先南京（半功），后北京（全功）的战略方针，先在7月派大学士黄道周出征，前往浙皖地区。8月命黄斌卿率水师, “从福宁出宁、绍、金、衢等处, 合兵进剿, 恢复南都”。而在弘光政权覆灭后，因为剃发令，引起江南地区人民的激烈反抗，这让满清军队南下的进度得以延缓，与此同时，隆武帝的北伐也得到了当地民众的支持。

但是，作为地方豪强的郑芝龙，却对“收复失地”“出兵北伐”积极性不高，他更关心自己的实力受没受到损害，于是，郑芝龙对隆武帝的战略消极应付，而在满清军队南下进攻时，郑芝龙更是果断投降。隆武政权的建立离不开郑芝龙这些地方势力的支持，但是，郑芝龙们的首要目的不是为了保证南明政权的存续，他们真正关心的是维持自己的势力不受损害。所以，隆武政权制定的国策得不到当地豪强的支持，失败也就在预料之中。1646年9月，隆武帝朱聿键被俘，随后绝食而死，南明隆武政权灭亡。

隆武政权灭亡后，1646年11月，明广西巡抚瞿式耜拥立桂王朱由榔称帝，年号永历。此时，南明先前的优势已经消去大半，自身的优势已经没剩多少了，而真正能与满清军队一较高下的是原大西政权的余部。张献忠战死后，出于现实情况的考虑，其部下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将率众归附南明永历政权。

此后，原大西军将领开始了积极组织对清军的军事行动，在其后的军事行动中，李定国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进攻桂林的战斗中，李定国大败清定南王孔有德，逼得定南王孔有德自焚而死；而在湖南衡州的战斗中，李定国又在阵前斩杀清敬谨亲王尼堪。李定国接连斩杀清廷两王，史称“两蹶名王”，这样辉煌的战绩，令李定国名声大振，甚至让清廷有了与李定国分江而治的计划。

然而李定国的不断胜利，引起了孙可望的猜忌和嫉妒，留守大本营的孙可望便处处算计李定国。曾经的战友最终发展成死地。公元1657年（永历十一年、顺治十四年）八月，孙可望亲率十万大军向李定国发动进攻。虽然，李定国仅三万余人，但孙可望依然不是李定国的对手，孙可望部下临阵倒戈，最后十万大军仅剩50余骑随其逃走。不堪失败的孙可望一溜烟跑到长沙，投降清廷，当了清廷的带路党。有了孙可望这个“带路党”，清军终于摸清了南明军队的底细。风雨飘摇中的南明永历政权，不仅要面对军队的内讧，还要面对一个胆小如鼠的皇帝——朱由榔。

永历皇帝朱由榔极其害怕满清打过来，他唯一的想法就是能跑多远就跑多远，为了保命还受洗入了天主教，期望上帝能保佑他。然而，前方有带路党，后方又有多方掣肘，李定国军对清军的战略逐渐由主动转变为被动，李定国最终也没保求生欲极强的朱由榔活命。1659年，朱由榔逃到缅甸境内，被缅甸王莽达收留。1661年，吴三桂率大军压境，莽达之弟莽白乘机发动政变，杀死其兄后继位。1661年8月12日，莽白发动咒水之难，杀尽永历帝侍从近卫。随后，篡位的莽白将永历帝朱由榔“送回”云南，1662年6月1日，永历帝父子及眷属25人在昆明篦子坡遭弓弦勒死。至此，南明政权彻底终结。

总的来看这三个政权会发现：

这三个政权在衰败的过程中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内耗。病入膏肓、充满内讧的南明政权，在面对一个新兴帝国的全力一击时，自然没有对抗的可能。也更不可能像南宋那样军民同心，抗击当时最强大的帝国几十年之久。归根到底，南明的翻盘机会活活地被自己耗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