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冬，庐州城外的太平军营帐中，知府胡元炜正颤抖着签下降书。

这位“清廉勤政”的官员，用自己的叛变终结了湘军鼻祖江忠源的性命，更将自身钉在了晚清官场的耻辱柱上。

他是清军第一叛徒，联合太平军坑死江忠源，打下安庆后被湘军正法。

清军第一叛徒

胡元炜的仕途，发轫于一场滑稽可笑的“捐官勾当”。

他原是个寒门士子，行囊里除了一卷旧书，只有几两盘缠。

怎知天降贵人，一陌生人硬是塞给他几百两白银，让他捧回了庐州知府的乌纱帽。

事后官书上写得说是“友人代捐”，像什么义薄云天的美谈。

然而，这“友人”究竟是何来历，倒是个千头万绪的疑问。

这人，确是个“朋友”，不过是太平军的朋友。

他将胡元炜推上官场，图的不是义气，而是布下一颗暗子，待时而动。

光阴荏苒，到了1853年，太平军西征，胡以晃麾军直指庐州。

这时候，这位“友人”又冒出来了，满脸堆笑，带着八分命令、两分利诱，说是要“报恩”，让胡知府打开城门，迎接天国将士，待到功成，自有封王之赏。

胡元炜掐指一算，庐州守军不过三千，粮秣维持不过十日。

再看看那舒兴阿，坐拥万兵，却缩在城外不敢上前。

他心里明白，这仗是打不得的，索性顺水推舟，来了个顺势倒戈。

江忠源彼时镇守南昌，与太平军相持。

胡元炜接连八道急报，谎称庐州城坚兵精，粮足马壮，恳请巡抚率军驰援。

江忠源信以为真，点齐千余人马赶到庐州，结果却是一场天大的骗局。

城中兵不满三千，粮草只够十日，处境比想象中还要绝望。

未等他喘息片刻，太平军的地道炸塌了城墙，胡元炜更是大大方方地开了南门，把敌军迎进城来。

至此，庐州大势已去。

江忠源身中七创，血染战袍，仍率残部巷战。

眼见再无退路，他终究不肯为敌所擒，决然投水而亡。

此人，曾在蓑衣渡大破太平军，亲手击毙南王冯云山，湘军中流砥柱，忠义之士，竟折于庙堂之奸。

而庙堂如何？一座腐朽朽败的空壳。

晚清官场，买官卖官，贪腐成风，捐官者何曾在意忠诚？

养尊处优，唯利是图，国将不国，实乃大势所趋。

江忠源其人

再说江忠源，此人之死，实在可惜。

他有勇有谋，亦有忠有义，可叹身处乱世，竟不得善终。

江忠源，湖南新宁人，湘军元勋，临敌勇猛，治军严明。

若论湘军之肇始，他比曾国藩还早一步；若论朝廷器重，他比曾胡更得咸丰青睐。

1853年，清廷授其安徽巡抚，封疆大吏之任，他是湘军中第一个。

曾国藩那时候不过是个临时带兵的侍郎，皇帝对他并无太大信任。

直至1854年，曾国藩克复武昌，咸丰才封他湖北巡抚，可没过多久，这道圣旨便被收回，堂堂湘军统帅，竟沦为无官一身轻的“编外将领”。

地方官视他如无物，兵权亦不稳固，直至1860年，江南大营覆灭，八旗军丧胆，朝廷走投无路，曾国藩方才正式接掌两江总督。

至此，湘军方登上权力舞台。

但若论封疆大吏之位，江忠源从1851年起兵广西，到1853年巡抚安徽，不过两年；曾国藩从1853年组建湘军，到1860年掌两江，足足熬了七年。

江南大营未破之前，湘军能封巡抚的，寥寥二人。

一是江忠源，二是胡林翼。

咸丰皇帝不愿湘军染指地方大权，然对太平军兵祸束手无策，只得破例重用。

1851年，江忠源追随赛尚阿征广西，在中平之战一鸣惊人；1853年，南昌大捷，安徽巡抚的乌纱帽落到他头上。

两年之间，江忠源从区区秀水知县，一跃封疆大吏，升迁速度惊人，朝廷之倚重可见一斑。

论战功，他确实有料；论谋略，他亦不差；论义气，便更不必说。

1851年，中平血战，清军望风披靡，江忠源却能率“楚勇”与石达开激战，令赛尚阿刮目相看。

当时清军畏太平军如虎，敢与之短兵相接者，屈指可数。

1852年，全州蓑衣渡，江忠源伏兵两岸，居高临下，炮轰湘江中的太平军船队。

此战，南王冯云山毙命，太平军折损数千，攻长沙之计遂成泡影。

此役，不仅重创太平军，亦改写了天国命运。

冯云山之死，非同小可。

洪秀全虽称天王，但治国理政，全仰赖冯云山操持。

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胡以晃，皆出其门下。

若南王不亡，天国未必会有“天京事变”。

冯云山一死，太平军元气大伤，水路进攻长沙之策彻底落空。

湘军遂得喘息之机，由偏师而成劲旅，终成太平军一生之敌。

如此看来，江忠源之功，不止一城一地。

若非他横空出世，太平军或已席卷江南，大清恐早已崩塌。

奈何命薄福浅，终遭小人所害。

被湘军处死

胡元炜降了，降得干脆利落，以为从此能得富贵荣华，金殿封王。

谁知等来的却是勺子、砧板、柴火，一日三餐围着灶台转，落得个挑水烧饭的下场。

1861年，安庆城破，湘军杀气腾腾杀入城中。

胡元炜作首逆，自然难逃一劫。曾国藩铁青着脸，亲笔批下命令：“绑赴市曹，凌迟处死。”

行刑那日，安庆百姓争相围观，辱骂之声不绝于耳。

有人吐唾沫，有人扔烂菜叶，有人破口大骂。

这位昔日的庐州知府，终于成了众人眼中该死的贼。

更可笑的是，胡元炜以为背叛换来生路，殊不知，他的倒戈，反倒助湘军踏上巅峰。

江忠源之死，促使曾国藩加紧操练湘军，庐州之失，揭穿了清廷官场的腐朽。

湘军自此掌控地方，从一支偏师，变成晚清命脉。

胡元炜的悲剧，并非他一人的错，而是体制腐败的缩影。

捐官之制，养虎为患，无德无能者借此爬上高位，手握实权。

官场成了市井，买官者求利，卖官者求财，银两滚动，贪腐生生不息。

咸丰年间，捐官者十之三四，竟是太平军暗桩，或投机钻营之徒。

这等人遇乱则降，遇危则逃，遇强则附，致使清军屡战屡败，非败于敌，实亡于己。

胡元炜两次抉择，尤为可笑。

第一次， 他收了太平军的银子，换得一方封疆。

第二次， 他见势不妙，倒戈献城。

两次背叛，皆是贪婪，皆是懦弱，皆是晚清士大夫阶层的真实写照。

科举之道被堵，捐官之风大盛，士人再无道德约束，皆以权谋私，朝廷更是尸位素餐。

官场如决堤之水，一旦溃败，便不可收拾。

刑场上，胡元炜瘫坐在血泊中，嘴唇微颤，似有悔意，喃喃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可惜，世事无回头路，投机者的结局，早已注定。

清朝的崩塌，未必因外敌，实则自内腐朽，蠹虫啃噬，终至倾覆。

参考资料：《清稗类钞》

《清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