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4月16日，毛主席说，在他之前中共有五任书记，分别是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博古与张闻天，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可以说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成为中共乃至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张闻天的早年经历非常丰富，17岁进入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学习，1919年参加了五四运动，随后，张闻天公开在报刊上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十条纲领，成为中国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先驱者之一。

此后，张闻天先后在法国、日本、苏联留学，因此会说日语、英语和俄语，这在中国革命的留学生中属于凤毛麟角，中山大学学习结束后，张闻天与王稼祥被选入苏联最高理论学府—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当时，张闻天给自己取了个俄语名字，即“伊思美洛夫”，张闻天摘取最后的“洛夫”音译，以“洛夫”或“洛甫”，作为自己的笔名。

1931年初，张闻天从苏联回到上海，刚刚回到国内的他就经历了中共的大事变，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与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这种情况下，1931年9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于上海，张闻天与博古、卢福坦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

刚刚回国不到半年的张闻天，转瞬间成为党内仅次于博古的第二号人物。

1933年初，张闻天随中央机关迁到中央苏区，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与时任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比邻而居，在此期间，张闻天经常与毛主席聊天，谈论中国革命的方向与未来，鉴于自己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对毛主席开创根据地的功绩非常钦佩，说：

“中国革命确实离不开毛泽东啊！”

1934年10月，张闻天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由于“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我军在长征初期遭受重大损失，行军途中，张闻天经常向毛主席倾诉心中的苦闷与担忧，认为应该清算博古和李德的错误，为接下来的遵义会议的召开打下了基础。

1935年1月，党在遵义召开了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上，张闻天对“左”倾军事错误进行了批判，带头拥护毛主席领导党和红军，并得到王稼祥的大力支持，对此，毛主席后来在七大上说：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1935年2月，红军到达云南扎西，在一个“鸡鸣三省”的小村子里，中央常委重新进行分工，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从这一刻起，张闻天成为第五任总书记。

虽然张闻天是党的总书记，但他一直坚持党的集中领导，对此，毛主席经常开玩笑地说：

“洛甫，你是开明之君！”

1943年3月，中央决定毛主席任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由毛主席、刘少奇、任弼时组成，张闻天正式离开书记处，对此，毛主席又说：

“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

在革命与建国后的岁月里，虽然总体上来看，张闻天与毛主席相处是比较融洽的，但也有过一些不同的见解。

比如说1938年秋，外面盛传毛主席要和江青结婚，张闻天从党的利益角度考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上面写道：

“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

还有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因上万言书受到错误批判，形势出现逆转，胡乔木特意给张闻天打电话让他少说话，但张闻天还是秉忠直言，讲了三个小时，指出和分析了大跃进以来“左”的错误。

结果，张闻天被撤销职务，被定为“反党集团”成员，调任中科院哲社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毛主席还特意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信，说：

“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远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

在接下来的文革中，张闻天受到极“左”势力的迫害，被遣送到广东肇庆，写下了著名的《肇庆文稿》，后来，张闻天化名为“张普”被安置在江苏无锡，于1976年7月1日病逝，终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