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禁毒警察刘威反复强调一句话：“我无罪。”这位曾经的禁毒大队副大队长，如今因“走私毒品”站在被告席，而他口中的“罪证”，竟是亲手从境外毒贩处接收的160克大麻。

某国大麻

“线人”变嫌犯：一场失控的侦查实验

2023年6月，刘威将刚被取保候审的毒贩黄辉兆（化名）发展为线人。黄辉兆凭借对境外社交软件的熟悉，帮助刘威锁定了一名泰国毒贩。此后，刘威以公安局地址为收件点，四次接收境外包裹。前三次包裹中只有树叶或零食，但第四次却查获160克大麻。更戏剧性的是，取快递的两名辅警刚拿到包裹，就被另一禁毒大队的警察当场控制。

刘威坚称这是“控制下交付”——毒品全程由警方监控，从未流入社会。然而，沈阳市检察院指控他“未经审批使用线人”“走私毒品”，直接将他拉下神坛。

考核压力下的“死循环”

刘威的困境，源于一个看似矛盾的现实：他领导的于洪区禁毒大队连续多年在全省毒情监测中排名第一，却因“没有毒品犯罪”而无法完成上级的破案指标。他的工作笔记里写满了焦虑：“市局批评线索不足”“年底冲刺目标”。

“没有犯罪线索，就没法立案；没立案，就不能合法申请侦查手段。”刘威的辩护律师直指基层禁毒的荒诞逻辑。为了打破僵局，刘威选择“先行动后补手续”，甚至自掏腰包借给线人6000元用于线索收集。但这些“灰色操作”，最终让他深陷法理争议。

特情侦查：游走于刀锋的“合法陷阱”

此案的核心争议在于“特情侦查”的边界。根据我国法律，警方可在立案后经审批使用线人实施“控制下交付”，但刘威既未报备领导，也未提前向海关通报包裹信息。他的上级直言：“他连流程都没走，怎么证明是职务行为？”

法学专家指出，若刘威确为工作目的，可能构成职务行为；但若程序违规，即便毒品未流入社会，仍需承担刑责。而类似争议并不罕见——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曾明确，特情引诱需严格区分“机会提供”与“犯意诱导”，违规侦查所得证据甚至可能被排除。

2022年6月25日，昆明铁路公安局在昆钢炼钢厂公开销毁毒品。

“禁毒者”何以沦为“涉毒者”？

案件背后，折射出基层禁毒的两难：一方面，隐秘的毒品犯罪依赖特情手段侦破；另一方面，考核压力可能催生“创造案件”的冲动。刘威的遭遇并非孤例，云南师范大学教授莫关耀指出，近年全国已出现多起禁毒人员涉毒案件，司法实践中对此类犯罪会从严处罚。

截至发稿，案件仍未宣判。但无论结果如何，这场“警察VS警察”的较量，已暴露出禁毒执法中程序与效率的深层矛盾。当打击犯罪的手段本身游走于违法边缘，谁该为这场“失控的正义”负责？

（本文基于庭审记录、法律文书及专家分析，人物均为化名）

互动话题：你认为“为破案而涉险”的警察该被定罪吗？欢迎在评论区分享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