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7年正月十六的晚上，大臣徐有贞换上朝服，怀着紧张而忐忑的心情离开了家，临行前对妻女交待说：“我要去办一件大事，办成了是国家之福，办不成我徐家就是灭顶之灾，你们自己要有心理准备。”

原来此时宫中，景泰帝朱祁钰病重，而太子之位空缺，武清侯石亨、都督张軏、宦官曹吉祥为了自身利益及谋求不世之功，决定联合大臣徐有贞迎明英宗朱祁镇复辟。当晚，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人以瓦剌扰边保护京城安全为由发动政变，先是调集军队控制了皇城，而后撞破南宫宫墙，迎出被软禁的太上皇朱祁镇，于第二日凌晨在奉天殿宣布复位，上朝的群臣见已成定局只好跪倒参拜，朱祁镇就这样又重新取得了皇位。

“夺门之变”前，石亨先是与张軏、曹吉祥密谋，接着又派曹吉祥去宫里取得孙太后支持，还有联合徐有贞及调动军队发起政变，这一系列行为是不可能瞒得住当时掌握朝廷大权兵部尚书于谦的。谁都知道，一旦复辟成功，作为拥立朱祁钰继位的大功臣于谦自然首当其冲要被清算治罪，可奇怪的是，夺门之变”发生时于谦的态度却是完全坐视不管，这是为什么？

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蒙古瓦剌，结果发生了“土木堡之变”，明军大败，明英宗被俘，瓦剌大军在太帅也先的率领下迅速逼近京师。

面对如此危险的局面，大明朝堂围绕是“战”还是“南迁”发生了一系列纷争，其中翰林院侍讲徐珵（即后来的徐有贞）提出的迁都南京、以避刀兵的提议，获得了很多朝臣的支持，在这关键时刻兵部尚书于谦站了出来否决了这个提议，并认为这是亡国之论，要吸取北宋南迁江南的教训。

为了稳定朝野人心，明英宗生母孙太后主持召开了御前会议，任命明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钰监国，暂时统领百官代理国政。同时，孙太后又下旨立明英宗的长子年仅两岁的朱见深为皇太子。

不久，也先挟持明英宗一路攻城略地包围了北京城，为了不受蒙古人的要挟，同时为了避免主少国疑，于谦、王直等大臣联名上奏孙太后，拥立郕王朱祁钰为帝，遥尊明英宗为太上皇。朱祁钰即位后，大胆任用兵部尚书于谦率军抵抗瓦剌，在于谦等人的全力指挥下，最终击退了瓦剌军队，取得了京城保卫战的胜利。

而也先见占不到便宜，又得知明朝立了新皇帝，认为朱祁镇失去了利用价值，于是有心放了他以便与明朝求和。可此时朱祁钰大权在握，做皇帝正上瘾着呢，心里不愿意他的哥哥明英宗回来，更不想派大臣去迎接，最后是于谦劝说道：“皇位已定，不会再更改，所以理当尽快接太上皇回来”，朱祁钰这才答应。

景泰帝朱祁钰虽然迎回了哥哥朱祁镇，但对他并不放心，于是将其幽禁在南宫，为了防范他与旧臣联系，还派人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随着太上皇被软禁，再加上帝位日渐稳固，朱祁钰已经不满足自己做皇帝，还想让自己的儿子朱见济成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要想达到目的，就必须先废掉侄子朱见深的太子位，进而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太子。

然而皇太子朱见深是孙太后立的，且受到大臣们的普遍认同，要想废立太子谈何容易，但朱祁钰并没有因此放弃，先是在太监、大臣中间进行换储试探，见没有效果，接着又放低姿态极尽拉拢贿赂朝臣。

在朱祁钰的努力下，不少宦官和大臣对朱祁钰换太子一事采取默认的态度，唯一反对立朱见济为太子的汪皇后，被大怒的朱祁钰废了皇后位，还打入了冷宫。景泰三年（1452年），朱祁钰废侄子朱见深为沂王，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可谁也没想到，到了第二年好不容易成为皇太子的朱见济夭折了，这也是景泰帝朱祁钰唯一的儿子，太子的夭折使朱祁钰的精神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朝廷虽然没有了储君，但朱祁钰正值壮年，所以此事对朝局并没有什么影响。可是到了景泰八年（1457年），朱祁钰突然得了重病，皇帝无子而储位空悬，这恰好给了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人发动“夺门之变”提供了机会。

对于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人阴谋策划明英宗复辟事件，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于谦是否事先知情，但在朱祁钰病重不起皇位空悬的情况下，明英宗重新复位可能是最好的选择，毕竟宣宗一系只有朱祁镇、朱祁钰两个皇子，同时作为朱祁钰信任的首席大臣，于谦更不愿意背叛朱祁钰而去主动迎合朱祁镇复位，所以面对“夺门之变”的行为，他采取了既不反对又不支持的默认态度。

在明英宗朱祁镇被俘瓦剌后，有一个人虽然平时不轻易干涉朝廷政事，可一旦遇到大事，实际上话语权最大的还是她，她就是朱祁镇的生母孙太后。

“土木堡之变”发生后，皇帝被俘朝堂无主，作为皇帝的母亲孙太后自然而然成为国家合法且权力最高的主事人。为了稳定人心，她力排众议任命郕王朱祁钰担任监国暂时代理国政，升任于谦为兵部尚书并赋予他全权备战御敌的重任。

之后又是孙太后下旨立明英宗的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在瓦剌挟持英宗朱祁镇攻城之际，为了稳定守城将士军心，孙太后接受群臣的建议立郕王为帝，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

可以说在重大的国家事件上，孙太后都有着很高的话语权，正是在孙太后的支持下，郕王朱祁钰得以顺利继承皇位，迅速稳定朝野人心，而于谦则临危受命，击退瓦剌大军，最后取得京城保卫战的胜利。

“夺门之变”发生前，石亨、张軏等人密谋由宦官曹吉祥进宫去见孙太后，密告她英宗复辟一事，以取得孙太后的支持。孙太后对于朱祁钰幽禁太上皇朱祁镇、废掉太子朱见深之事肯定是不满的，毕竟朱祁镇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太子朱见深也是自己所立，但为了维持朝局的稳定并没有站出来说什么，而是私下里细心照顾好他们以待将来。

现在朱祁钰病重不起，国家又面临皇位传承的危险时刻，孙太后于是明确支持了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人的“夺门之变”行为，拥戴太上皇朱祁镇重新复位，《明史》中“石亨谋夺门，密白于太后，许之。”孙太后的支持不但坚定了石亨等人复辟的决心，而且使这次行动有了合法的外衣。

于谦能成为朝廷的兵部尚书并成功击退瓦剌，有赖于孙太后的提拔和支持，于谦十分清楚孙太后在时局中所起的作用，所以只要知道了孙太后支持英宗复位，其他人再做什么都是无用的，而于谦可能正是看明白了这一点，因而在“夺门之变”当晚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

于谦出身传统士大夫之家，崇尚儒家气节，志向高远以天下为己任，后来考中进士出仕做官，为官清正廉洁、不畏权贵，为人刚直、宁折不弯。

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之变”爆发，明军兵败，瓦剌大军包围京师。当很多朝臣畏惧瓦剌提议南迁都城时，于谦站出来力主抗战，并认为建议南迁的官员应该斩首，正是于谦的力排众议才使得守城抗战的决策很快定下来。

之后于谦升任兵部尚书，临危受命全权负责京师防御，他亲自督战，率领二十二万明军列阵于北京九门外，坚决抵抗瓦剌大军。瓦剌太帅也先见明军早有准备，强行攻打可能不利，于是挟持英宗朱祁镇逼迫明朝求和，于谦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不许。也先见占不到便宜，攻城又没有胜算，只得无奈退走。

不久，瓦剌也先想和大明缓和一下关系，于是决定把滞留瓦剌一年多的明英宗放回去，也先愿意放，可景泰帝朱祁钰却不愿意太上皇回来。关键时刻是于谦劝说朱祁钰改变了主意，可以说朱祁镇能回来完全是于谦的功劳。而对于谦来说，接回太上皇不但是臣子应有之义，而且在情理上也应该这样做，丝毫没有为个人利益着想，然而没想到的是，后来正是明英宗朱祁镇冤杀了于谦。

“夺门之变”前，景泰帝朱祁钰病重而储君之位空缺，作为当时朝廷最有实权的于谦，为了自身利益和后代子孙着想，就算不考虑英宗复位的可能，完全可以拥立其他藩王为帝，这对打赢京城保卫战、深得百姓之心的于谦来说并不十分困难。

可是于谦并没有这样做，因为天下藩王这么多，谁都想当皇帝，而选择谁为皇位继承人又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一旦处理不慎就可能引发纷争，使好不容易平稳起来的朝局又陷入动乱中，这是于谦不愿意看到的。

而在于谦犹豫不定之时，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一伙人却为了自身利益及谋求不世之功，密谋策划了“夺门之变”，拥立太上皇朱祁镇重新复位。于谦作为朱祁钰最信任的大臣，一旦英宗复位他肯定不得好死，可即便如此，政变的当晚于谦却什么也没有做，在他看来，由皇室嫡长子的太上皇朱祁镇重新为帝，从大局来说可能是最好的选择，朝廷可以很平稳的过渡，也减少了动乱，他自己也不愿意折腾。

令人可笑的是，一心为国的于谦被徐有贞、石亨等人诬陷，以策划迎接册立襄王之子及谋反的罪名杀害，天下皆冤之。

于谦个性刚直，容易招致徐有贞、石亨等人的忌恨，同时他忧国忘身，遵循“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儒家理念，虽是忠臣，忠的是大明的江山社稷，却不是明朝的哪一位皇帝。所以石亨等人诬陷他，他并不急于分辩，因为知道分辩也没用；夺门之变”当晚他无所作为，默认英宗复位，明知自己可能不得好死，可如果这件事对国家有利，他愿意慷慨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