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爱萍

张雨生老师

我1984年6月毕业于石家庄陆军学院（时称学校），1986年6月又来了个“二进宫”，到母校的政治指导员队学习了一年。在政工队学习期间，有幸认识了张雨生老师。

当时张老师是政工教员，也是一位军旅作家——杂文家。他没给我们讲过课，是我在学习写作过程中认识他的。

石家庄陆军学院营门

我在政工队学习的同时，报名参加了河北省杂文函授学院的学习。函院给我们发教材，每月要求我们交几篇习作，由指导老师点评辅导。当时，陆军学院的张雨生老师就是函授学院的领导之一，还是指导老师，并轮流编辑《杂文界》杂志和学员习作专刊《菖蒲》。我学习积极性非常好，经常拿习作找张老师指点，他总是热情地、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解点拨，使我写作能力提高很快，在函授学习期间就在《杂文界》和《菖蒲》杂志及《河北日报》上登出四篇文章，也就是随笔、杂感之类，算不上什么杂文。这几篇文章成了我的“敲门砖”，我回部队后就被调到了团政治处，先在干部、组织部门工作，后在宣传战线扎下了根。

张雨生老师是黄梅戏的发源地——湖北黄梅县人，这是我从他的一篇文章中得知的。他过去好像在太原63军工作，后来调石家庄陆军学院任教，再后来调《解放军报》社文化部任主任。我经常在各大报刊上看到他的大作，他出版有《坞城札记》和《槛外人语》两本杂文集，其中《虎皮鹦鹉之死》一篇杂文在文学与文化界和教育领域评价极高，被收编在《中学生阅读课本》之中。对他的每一篇大作，我都反复研读，从中学习写作方法，也吸取了不少知识。张老师的两本书都让我翻看的有点破旧了。

1992年中秋时节，张雨生老师和另一位编辑到我们193师（红一师）采访，当时我还在团机关工作，张老师向时任193师政治部主任刘福连打听我。我接到电话后，立即到师招待所看望张老师，并和师新闻干事崔建明陪他二位到宣化洋河南一家鱼塘钓鱼。由于气候已凉，鱼不上钩，一条也没钓着。张老师笑笑说：“钓不着鱼，坐下思考一会儿也是好的。” 文人就是这样，很多时候不在于物质，而在于精神，钓鱼不是目的，钓文章才是真情。

张雨生老师在军报文化部工作，对我来说发表文章更方便一些，在杂文专栏，他给我编发过好几篇文章，但对我要求也很严。有一次我写了则部队开展文化活动的新闻稿，由于赶时效，写完没顾上修改就邮寄过去。过了几天我收到张老师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稿件虽然给用了，但质量太低。以后像这样低质量的文章就不要再寄来了。”（大意，请看下图）话说得非常直截了当，不留情面。这对我后来严把写作质量关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连自己都不满意的文章坚决不出手。这封短信我一直保存着，作为对我的警示。

1994年还是95年，因某种原因张雨生老师任保定军分区副政委。不管环境如何变化，他仍然笔耕不辍，大作频发。期间，还给我办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学习遇到好老师，工作遇到好领导，是人生之大幸。我在写作上遇到三位好老师，一位是上小学、初中时的尹贵海，是我写好作文的启蒙老师；第二位是张雨生老师，是我进军报刊与杂文写作的引路人；再就是原193师李景富战友老哥，我跟着他学会了材料写作。所以，我时常感念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