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解散了国会，上了张勋的大当，反而成了宣统复辟的开道车，十分懊丧。

1917年7月1日，由张勋一伙捉刀，写成了大总统退位“奏折”，派遣梁鼎芬劝其签字就范。“黎大总统，我看您还是签字吧！”“你是什么人，有什么资格跟我讲话？我不理你！”黎元洪心中说，“如果我在这奏折上签字，岂不成了自动让权于大清的民国罪人？我岂能砸了我民国元勋这块金字招牌。当年袁世凯称帝，封我为武义亲王，我都坚持不就，你张勋，又算得了什么？”他拿定主意，再也不说一句话。梁鼎芬讨个没趣，只好回复张勋。张勋立即派出500辫子兵，撤换了总统府的卫兵，准备捉拿黎元洪。光杆总统慌了神，赶快换上了一套普通职员的衣服，戴上一号茶晶养目镜，乘辫子兵换岗之时，溜出大门。当他来到法国医院时，街上尽是辫子兵，盘查路人，打骂百姓，一个个耀武扬威。黎元洪无可奈何，只好潜行到日本公使的一个武官官舍。谢天谢地，对方在家，并马上认出了，二话没说，立即接纳。第二天早上，日本公使发出公告：“按外交惯例，我大日本帝国公使馆，对黎元洪实行保护。”光杆总统就这样逃离了张勋的手掌，在“复辟期间”躲藏了起来。

1922年，黎元洪第二次被捧上大总统宝座，其实是直奉军阀把他摆出来当傀儡。他下达了停战令，但没人理睬。他分别任命7个省长，其中有5个人被地方军阀“不纳”，硬是顶了回来。湖北是他的老家，他派汤芗铭为省长，因为汤是曹锟的把兄弟，又是发现吴佩孚为“骏马”的伯乐，这里有向曹吴献媚的成分。不料，曹吴并不买账，反而推荐萧耀南为湖北省长，黎闻后，握着拳头大喊：“湖北是我家乡，我一定要管！”他硬叫汤到湖北上任。7月29日，汤到汉口刚要进站，只见铁轨上黑压压的一片人，是萧派来的“拒汤派”，火车再也不能前行。汤只好下车，改乘军舰。汤在汉口登陆时，江岸上又是黑压压的一片人，热烈欢呼他来湖北上任，他们是“迎汤派”，汤心里十分高兴。突然来了一大群警察，是萧派来阻止汤登岸的，警察把迎汤派打得四散逃命，光受重伤的就有50多人。警察副官命汤芗铭不要登岸，以免“拒汤派”对他不客气。汤则以有大总统任命为由，不听劝阻，登岸亲自到武昌见萧。萧早做了安排，他在军署内召集一大帮三教九流的人举行公民大会，当场选举萧濯南为湖北省长。萧郑重其事地宣誓就职。汤芗铭见此情此景，大为恼怒，只好电告黎元洪，并请恩准辞职。黎回复说，“这不是你干不干省长的问题，而是我干不干总统的问题。”黎元洪向曹锟交涉，曹不理，又向吴佩孚交涉，吴亦不理。这类的事连续不断发生，气得黎元洪大叫：“你们把我抬上来，原来是叫我活活受罪的！”

1922年黎元洪就任大总统后，王宠惠内阁成立。反对派立即开展倒阁运动。财政总长说：“我只能侍候一个总理，不能侍候三个总理。”意思是婆婆太多，谁都能管他。10月11日，参政两院开会，黎元洪前往致贺。议长吴景濂刚说开会，忽听下面有人喊：“法律问题没有解决，议长为什么就召开会议！黎元洪高唱统一，可是国会自身就不能统一，议长醉心权利，不能逃罪，黎元洪也应负责。”原来，原国会议员分裂时，互相指责对方是“非法议员”，如今又都纷纷回国会，因而又老账重提。接着又有人质问：“黎元洪乃是平民，凭着什么资格出席国会？”黎元洪不理，又惹得台下大闹：“第二次解散国会是不是黎元洪干的事，他今天还有什么脸来开会，来致词？”又有人指着主席台骂道：“这些都是什么人？如果是来旁听的，就应该上楼到旁听席坐着去！”“王宠惠，我认识你！你不过是一个平民，为什么坐在国务总理的位置上？”接着就有人恶狠狠地跑过来，大骂王宠惠的内阁是“私生子内阁”，推开王，不许他就座。黎元洪只能摇头叹气。四天后，在外交大楼的宴会上争吵得更为厉害。吴议长质问王宠惠：“国会要你下台，你为什么赖着不走？”“难道你就是国会？”“我议长当然可以代表国会！”王骂道：“你根本不配当议长，你只会说下流话。”黎元洪这个傀儡总统坐在宝座上，犹在混沌不开的谜团里，每天都有他意想不到的窝心事，只能听之任之。

1922年10月18日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和副议长张伯烈密告黎元洪，财政总长罗文干擅自向奥国银行借款自饱私囊，证据确凿。黎元洪问证人，证人做了肯定性的回答，并说：“如有出入，我愿以诬告罪受处分。”吴催促黎速将罗文干逮捕法办，黎犹豫不决。吴威胁说：“如果罗文干闻风逃跑，可是你总统的责任！”黎元洪思之再三，只好下了令。王宠惠闻之，激烈地反驳，指责大总统直接下令逮捕阁员，乃是非法行为。黎元洪一听，也慌了神，又急忙嘱咐：“将罗文干缓送法庭。”罗文干反而十分强硬，既然大总统下令逮捕我，诬我受贿，那我一定到法庭将事情搞个明白。19日上午，全体阁员齐来诘问，黎元洪自怨自艾，连呼自己违法，下令自责，并要亲自到法庭将罗文干接出来。罗文干强硬地表示，“不给我搞个水落石出，恢复我清白的名声，我是绝不离开法庭！”阁员们开会为黎元洪开脱，将责任一股脑推到原告、证人身上，并起草公文，说“议长吴、张两人胁迫总统签字逮捕总长……”黎元洪正要盖印时，吴、张两人率议员20多人闯入，吓得阁员们从侧门一逃了之。议员们要挟黎不得在刚才的公文上签字，而且要将罗依法处理。黎元洪又连声诺诺赞成。20日，居仁堂举行府院联席会议，讨论罗案。黎元洪抢先说：“我应当认错！”立即有人指他鼻子骂道：“认错就行了么？不成！你必须想个办法出来救济一下！”“怎么办，请大家替我想个办法。”黎此言一出，会上一下子就开了锅，更是乱上加乱。黎元洪突然犯了高血压，大声吼道：“一切责任，都由我来负，你们一定要惩办人，就先惩办我吧！”大总统发怒，与会者并不买账，反而吵得更热闹了。

1923年6月，曹锟为了早日登上总统宝座，就唆使曹锐等人收买议员、政客和悍将，掀起“驱黎拥曹”的浪涛，使内阁一换再换。有恃无恐的刁兵悍将借口内阁无人负责，直接冲向总统府。黎元洪只好在居仁堂接见，问道：“你们来此，意欲何为？是否逼我退位？要我走，我就走！要钱眼下没有，到端午节再说。”这些人哪里肯罢休，两天后又雇用游民组成“公民代表团”逼黎退位。后来，又纠集兵痞、流氓1000多人到黎元洪的私宅示威游行、静坐，割断电线，破坏水源。他们摇晃着纸旗，喊着口号，大叫：“改造政局”，“总统退位”，呼声震天，直到晚间才退去。黎元洪困坐穷宅，形同囚犯。他向曹锟、吴佩孚发急电乞援缓解，两人坐视不语。这时，又传来兵痞们要绑架总统的传言。黎元洪无奈，只好藏好总统印玺，于6月13日中午在几个侍从护卫下，仓皇逃向开往天津的专车。

为摆脱段祺瑞的控制，傀儡总统黎元洪想把总统府迁往天津。其实，也只有他一个人“迁都”，离京的路已被封锁。他怕路上遭劫，只好把大总统的印玺叫一个姨太太藏到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去了。而自己这位堂堂大总统，在三个送行者的陪伴下，凄凄惨惨地乘车匆匆奔往天津。大总统“离职外逃”后，国务院秘书长接管总统府，他把里里外外翻了个遍，也没找到大印。他忽地明白了，这黎元洪爱印如命，张勋复辟时黎就把印藏在身上，此次定是故伎重演。于是，他立即电告天津的直隶省长王承斌到车上截黎索印。王承斌本是黎元洪任命的，此时却奉曹锟之命，率兵赶到杨村车站，专列一到，他就跳上火车。眼冒凶光，厉声逼问：“印信何在？”黎元洪见来者不善，就指天画地，发誓赌咒说：“留在总统府了，绝对没有留在身边！”对方根本不信，硬要强索。黎元洪大叫：“你，王承斌不要欺人太甚！我就是不把大印交给你们，你们能拿我怎么样？”王承斌冷笑一声：“那你就给我回到北京去！”此时，火车进入天津车站，黎元洪向外一看，里三层外三层的军警，将车团团围住，犹如拘捕江洋大盗。他的儿子前来接驾，也被不客气地挡在外面。黎元洪大怒：“难道我堂堂大总统成了囚犯？”他一时气愤难耐，拔枪自杀，虽被随行翻译拦挡，却也受了轻伤。但对方不管这一套，只要不交出大印，就休想离开！总统耍赖皮，省长充硬棍，互不相让，僵持不下。夜深了，王承斌电告北京：“总统秘密出京，未向国会辞职，印玺亦未交出……总统现住天津新车站，保护之责，承斌责无旁贷。”草包总统再也熬不过去，只好长叹一声，最后说了“在法医院”的实情。又是一番周折，电话里外沟通，费去了好些时间。当印玺在北京“完璧归赵”时，黎元洪在津才被放行。截车索印之举，遂成一场不大不小的闹剧。

曹锟贿选获胜，国内舆论沸腾。卢永祥代表百余名议员急电黎元洪南下举起反曹旗帜。9月11日，黎元洪以看病为名，乔装打扮，乘日轮“长府丸”号秘密从天津抵达上海。他立即投入频繁的外交活动。可惜卢永祥与齐燮元为争夺上海而要大动干戈，只好签订“君子协定”以维持岌岌可危的和平局面。江浙各界恐怕黎元洪的过激言行而使局势更复杂化，因此，各界突然对他冷淡了下来。张继说：“黎元洪乃是民国第一叛徒，我们决不应该承认这个谋叛总统。现在中华民国已无元首。”卢永祥也变得不冷不热，再也不提筹组政府之事。此刻，黎元洪问一个老友：“既然人们对我如此，卢永祥和上百名议员为何发急电给我？”老友这时才对他透露说：“唉，哪有那么多人，那封电报是伪造的。”黎元洪不禁失声大叫：“我又上当了！”

黎元洪被曹锟一伙哄下台来，深感宦海狂波之累，常有无力回天之叹，只好“抛却元首梦，放下总统肩”，缄口不言政治，常伴禽鸟为乐，泼墨写画遣怀。1928年5月，蒋介石北伐军直抵津门，以“犒军”为名，逼中兴煤矿董事长黎元洪接受80万元二五库券的任务。他哑子吃黄连，只好认购。可此事刚刚了结，蒋介石又逼黎再拿出100万元承担军饷费用。黎元洪甚为恼怒，血压上升。蒋介石不肯松口，照样催逼，并勒令：到期不交，没收煤矿。65岁的黎元洪气闷难消，脑病复发，长期昏迷不醒，6月1日告危，6月3日因脑溢血逝于天津英租界，结束了他“徒以首义之虚名，供他人之牺牲”的傀儡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