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指出我党“将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等量齐观是不对的”。

与此同时，结合实际形势，我党也认为，应将国家和民族的矛盾放在首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致抗日。

但老蒋似乎并不这么想，日兵已经打到家门口，但他还在思考下一步对红军的围剿计划应该怎样实施，反而对日本采取的是妥协退让的政策。

尽管老蒋在抗日战争后期，消极抗日的老毛病又滋生了。但所幸，抗日战争过程中，国共合作还算团结，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也配合有序。

最终也是将侵略者赶出国门。

而蒋介石之所以会选择和我军合作，难不成真的是因为其放得下身段，留得住面子，一身凛然正气，欲求国泰民安？

自然不是，不然后来解放战争又是怎么来的？

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也对于国内时局扭转，中华民族共克时艰，推动全民族抗战起到重要作用。

但很多人只看到西安事变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影响。

实际上，当时的红军也处在生死存亡之关头，西安事变对于红军自身的帮助，也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没有西安事变，红军的命运又将如何改写？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取得圆满胜利。

与此同时，我军依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不单单是要面临即将到来的寒冬，以及自身物资匮乏的实际情况，同时，还要提防蒋介石对延安革命根据地的虎视眈眈。

当时，老蒋刚刚平定南方叛乱，从“两广事变”中得以抽身。

他没有选择整顿队伍，而是第一时间站出来，准备将自己最为“关注”的红军全部消灭。

当时我军驻扎在延安地区，经过长征这番考验，人困马乏不说，更是亟需力量的补给。

一旦蒋介石大举进攻延安根据地，对于我军来说，后果将不堪设想。

党中央深谙其中利害，迅速从长征胜利的喜悦脱离出来，整顿兵马，征集粮草，准备下一步的战略部署，以应对国民党军随时可能发动的进攻。

首先，由徐向前挂帅组建西路军，并在甘肃河西走廊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为接下来的战略转移做准备。

说白了，就是进行新一轮的长征。

但根据地从延安转移到河西走廊，无疑在各方面上只会更加恶劣。

当时的中国西北地区，尚处于未开发状态，土地贫瘠，风沙肆虐不说，就连基本的粮草供应都难以维系。

红军总部选择西扩，其实还有另一个原因，即想打通与苏联的交通要道，向苏联寻求援助。

实际上，西北地区还有诸多军阀，诸如马步芳、马鸿逵为首的马家军的兵力镇守，西路军的西征之路并不顺畅，反而导致我军在向西的过程中，兵力渐趋分散，内部防守空虚。

蒋介石见状，便立即召集兵马向陕西地区进发，主要部队便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17路军。

老蒋还给张少帅挂了个“副总司令”的头衔，目的就是让他率军，发动新一轮围剿。

但几次战斗下来，纵使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部队损失惨重，也没能捞到半点好处。

这种情况下，老蒋非但抠搜地不给他们增援，还变着法地裁撤部队，这可给张杨二人气得不轻。

要知道，东北军和西北军都是他们出生入死多年的老部下，老蒋这么做，无疑是在削减他们的兵力。名义上的“副总司令”，实际上已经被“削藩”削得成为光杆司令。

所谓的主力部队也就沦为“杂牌部队”，张学良和杨虎城自然不乐意，于是索性停战休整，不再奉行老蒋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而西安事变的爆发，必然与老蒋使出的这番损招有一定关系，但同样，我党也做出不少的努力，而做出“努力”的主要策划人，便是周恩来。

当时，张杨二人的部队来到延安，我党对其奉行的便是“又打又拉，暗中宣传争取，明面谈判协定”的对策。

再加上共产国际同样认为可以把张杨部队拉拢过来，使其成为反蒋抗日盟军的重要力量，王炳楠同志就曾秘密为这两支队伍做过工作。

而甚至说，其实在1936年9月，我党就与东北军签订《抗日救国协定》。

反过来思考，在那样艰苦的情况下，我党也面临着生死攸关的时刻，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无疑是缓解我党压力，也影响着我党下一步的走向。

那么如果西安事变没有发生，那么我党的命运又会如何？

而在此之前，毛主席其实也已经给出指示。

“南下平凉、泾川、正宁等地区，结合实际情况完成战略转移，也可向山西、河南、湖北地区进发摸索。”

“在外线的长途作战中为自己寻得喘息的机会，然后再找准时机，随时返回西北根据地。”

大致方针就是先冲出去再说，蒋介石如若大举进攻延安，此地自然不宜久留。

而徐向前元帅后来回忆道：

“尽管大家都没有想好要去哪里，但也都清楚要去外面闯一闯，我们都相信，在毛主席的带领下，一定能找到光明的方向。”

而当时蒋介石就已经制定陕甘“围剿”计划，并准备以3个军外加4个师的兵力，将红军拦截在西渡到河西的路上。

与此同时，出动100多架战机，采取轮番轰炸，聚而歼之的打法，将红军扼杀在路途上。

这样稳当可靠的打法，即使消灭不了红军，也必然会让我军损失惨重。

反观红军这边，我们这里的困难依然不减。陕北贫瘠的土地，面对突如其来的三四万兵员，一时间似乎也有些力不从心。

观察到如此严峻的形势，毛主席专门写信给徐海东，希望他可以援助2500大洋，给战士们置办过冬的衣被、粮草。

可这样的供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就在众人正筹备下一步计划的时候，延安方面收到张学良传来的消息。

大致意思便是希望红军能够在延安根据地继续坚持一两个月，随时关注新的形势变化，并表明其有意愿说服蒋介石，促成国共合作，一致对外。

党中央见状，也反应过来，看来此前的宣传与感召工作还是起到一定作用，至少张少帅还是听进去了。

同样在此期间，蒋介石曾飞赴延安，催促张学良继续实施围剿计划，但少帅不愿意，认为应将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放在首位。

为此，两人最终大吵一架，不欢而散。

随后的两个月里，张学良依然多次上书言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但都遭到老蒋的严词拒绝。

无奈之下，张学良与杨虎城于12月12日清晨，对蒋介石发出兵谏，随后通电全国，呼吁中华民族危难之际，当“停止内战”等八项主张。

张杨二人此举，结束十年内战的局面，无论是对于国共两党，还是中华民族，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如此看来，西安事变让我党有了喘息之机，也对促成国共二次合作，进而反抗日本侵略者做出突出贡献。

12月17日，周恩来抵达西安，为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敦促形成抗日统一战线，我方代表与蒋介石进行洽谈。

最终，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于12月26日，回到南京。

虽然我们的张少帅也于26日回到南京，但他立即就被蒋介石从南京押到台湾，并被囚禁半个多世纪，直到蒋介石父子去世，他才得以解放。

但其实在历史上，世人对张学良的看法参差不一，有拿他和大帅张作霖作比较的，有指责他当初不该在日军进攻东北时做逃兵的。

但发动西安事变，挽救民族危亡的那人，也是他。

而张少帅始终也处在饱受非议的境地，如果说功过不可相抵，那么请允许二者兼存，只是看待问题的时候，要尽量全面地去分析，抓住其本质。

-END-

【文｜此间】

【编辑｜长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