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霞姐！

我走上记录真实战争故事的道路，缘起就是滞留在缅北的中国远征军老兵。

1942年2月25日，中国远征军入缅抗日。

今天为我们讲述故事的老兵，82年前，他是一名坦克兵，陆地上的骄子。

而上战场才两月，他就不得不执行一项残酷的任务，亲手炸毁和生命一样重要的坦克。

“弟兄们，向前走！弟兄们，向前走！五千年历史的责任，已落在我们的肩头……”

1942年2月底，我是唱着中国远征军军歌《战场行》进入缅甸的。

这军歌是戴安澜师长作词，我第200师官兵早已烂熟于心，集训时师长一字一句教我们唱。

第200师机动能力确实非同一般，我们抵达缅甸，远征军后续部队仍在国内。

我们抵达腊戍时，日军已占领了仰光，为了掩护被困英军撤退，上级要我们火速抢占同古。

3月4日，我们由腊戍启程，向同古急行军。

我时任坦克营的少尉副排长。

驾驶的是一辆英制“维克斯”M1936轻型坦克，装有47mm炮1门和7.9mm机枪1挺，并配备有无线电台。

一辆坦克配备4个坦克兵，一个正驾驶、一个副驾驶、一个射手、一个车长。

虽然各自有分工，但每个人都掌握所有技能，一旦哪个岗位出现意外，其他人能够立即补上。

我担任的是车长，负责通过无线电与后方联系，指挥坦克前进、转弯、作战。

对于自己的战车，坦克兵看得和生命一样重要，每次训练结束后，我都要把坦克全身擦拭得干干净净。

驾驶坦克时，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掀开顶盖，伸出上半身，仰着头看向远方，这是属于坦克兵的骄傲和荣光。

眼下，是我第一次上战场，必须在戴安澜师长的指挥下，先打好同古战役。

3月7日，我第200师抵达同古。

同古是缅北一个小城，距仰光260公里，因为这场战役，世界闻名。

远征军在缅甸的运输由英国人掌管，管理上非常混乱，加上缅甸的制空权又在日军手中，经常出动飞机进行骚扰，我们坦克营的大部都集结在腊戍。

抵达同古参战的坦克只有三辆，我有幸驾驶其中的一辆。

我心里还暗自庆幸，参战的坦克少，立功的机会就多。

哪里会知道，作为机械化部队，如果缺失其他坦克、装甲、火炮等重武器的协调，就像折了翅膀的猎鹰。

第一战在皮尤河大桥打响。

中国远征军先头部队提前在桥头设下埋伏，等日军先头部队推进到大桥时，一声令下，枪炮齐发，当场击毙30多名日军。

战争不会因一场小胜而结束，从第二日开始，战斗呈白热化状态。

戴安澜师长交待了后事：“如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参谋长战死，以某团长代之。”

在坦克里，我也跟战友们说，我战死，车长就由射手担任，以此类推。

很快，日军增援部队调集40余辆坦克装甲战车对我方发起猛烈冲击。

我方的三辆坦克，只能部署在防御工事内，向敌方发射炮弹发挥的作用，远不如一门野战炮。

对子弹我一点不害怕，打在坦克车厚厚的铁板上，像放了一串小鞭炮。但炮弹打在坦克车上，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到了23日，我们三辆坦克，有两辆被敌方炮弹命中，已经趴了窝。

我驾驶的坦克几个部件受损，经过维修虽然勉强还能开动，但也基本丧失了战斗力。

坚持到29日晚，总部命令我200师弃守同古，以保全战力。

在戴安澜师长的指挥下，我们向东渡过西塘河，悄悄撤出了同古。

根据战后日本防卫厅公布的档案材料，同古保卫战作战双方的人员装备比例是：

敌我双方实力悬殊，我第200师官兵苦战12天，掩护英军成功撤退，最后安全撤退，不得不说是巨大的胜利。

但由于各种原因，远征军败局已定，我们出同古后一路溃败。

5月中旬的一天，我正驾驶着坦克在一条破烂不堪的街道上执行任务，突然接到命令，立即把坦克毁掉，随部队突围。

我开始以为自己听错了，通过电台反复请示，得到肯定的回答。

日军的包围圈越收越紧，炸毁重武器，一是避免落入日军之手，另外要用这些“钢铁尸体”作为路障来阻滞日军追剿。

对于坦克兵，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任务，我迟迟不肯执行，同车的战友也是默不作声。

但最后，我不得不把坦克浇上汽油，然后含泪点燃。

炸毁坦克后，我们同车战友在路上兜兜转转一天，也未能找到第200师。

正不知如何是好时，前面走过一支疲惫的国军，一问，他们是廖耀湘新22师的。

一位老兵对我说，所有的部队都在大撤退，别找了，保命要紧，跟他们一起走吧。

就这样，我们一头闯进了茫茫的野人山。

野人山是位于缅北的一片原始森林，海拔3千多米，山高林密，瘴疠横行，还有野人出没，因此被称为野人山。

撤退的部队很快粮尽弹绝，陷入绝境，一路随时可见饿死、累死、病死的战友。

难计其数的战友遗体，躺在回家的路途上，有仰卧的、俯卧的、侧卧的，有的四肢伸直，有的全身扭曲，有的十指深深地插进泥土，死前肯定经历过痛苦的挣扎。

人刚死时，肤色是惨白的，不出一天时间，尸体膨胀，皮肤发黑，苍蝇、蛆虫或蚂蚁云集，不久只剩下一架白骨。

刚开始，我们心里非常难过，会停下来为他们整理一下装容，给他们敬个军礼，用树技遮掩一下他们的遗体。

后来见多了，就麻木了，再遇到死去的战友，很快地走过去，要是拦在路上，还会将遗体挪到一边。

再后来，遇到死去的战友，甚至会搜一搜他们的身，看有没有什么可用的东西，比如衣服和鞋子。

不是我们冷血，活下来是人的本能。

在这种极限环境中，大家都愿意跟熟悉的战友结伴同行，相互间有个照顾。

最初，我跟坦克车的3位战友同行，走着走着，其中一个人却不见了，我们几经寻找，竟然连一点踪迹都没有摸到。

两天后我们遇见了一条巨蟒，肚子里面鼓鼓囊囊，我们用机枪把巨蟒杀死后，抛开巨蟒肚子，竟然有士兵遗体。

巨蟒的胃液已将遗体腐蚀得不成样子，或许就是两天前失踪的战友。

10天不到，另外两个战友也都不见了，只剩下我一人。

想回去寻找，回头望一眼走过的路，抬头看一眼前面的路，我既没有勇气，更没有力气回去寻找。

士兵穿行在野人山里

溃退的队伍，早已毫无建制可言，我又跟其他的战友结伴同行。

走着走着，不知什么时候他们也“掉队”了，我只好又加入另一个团队，也有落单的战友加入进来。

起先，大家还会打听一下各自的部分番号、军衔和姓名，到后来，只是看对方一眼，轻轻地点一个头，聚聚散散、离离合合地凑在一起，默默地迈动脚步机械地朝前走。

不知道走了多久，十天，二十天，一个月……

我已经跟野人没有任何区别，衣不遮体、瘦骨嶙峋。

就在绝望之际，我们终于走出了野人山。

先出来的战友和救援部队在路边设有营地，我吃饱倒头就睡，三天后才醒过来。

那天要不是被人拦着，我会一直往嘴里塞食物，直到把肚皮撑破。

不少走出野人山的战友，就是这样活活撑死的。

陆陆续续，每天都有从野人山走出来的战友，到8月份才结束，我们转到印度一个叫雷多的小镇。

我所属的第200师他们从滇缅公路撤回到云南，戴安澜师长在率部突围时也中弹牺牲了。

10万远征军出征，归来不足一半。

远征军盟军将领史迪威败退印度后，准备在此厉兵秣马，反攻缅甸。

他将陆续到达的孙立人的新38师与廖耀湘的新22师，改编为“中国驻印军”，开始训练。

基地设在印度加尔各答的兰姆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兵营，曾关押过2万多名意大利战俘。

“中国驻印军”开设了“陆军机械化学校驻印战车训练班”，一共办了两期，我是第二期学员。

在我这期学员当中，还有一位特殊的人物，他就是蒋介石的小儿子蒋纬国。

他平时跟我们一起训练，吃饭、睡觉不跟我们在一起，身份特殊，日常少和大家交流。

训练是非常严格的，教官全部是美国人，边上配有翻译人员，我读书时打下了扎实的英语基础，学起来不难。

另外我还有赴缅实战经验，很得教官的器重。

除了基本的体力耐力训练，我们还要进行野外生存训练。

要在不见天日的原始森林中通过指北针识别方位，识别枪声，识别风声，甚至还有识别野菜、如何获得饮用水、防御蛇和蚂蝗等训练。

作为坦克兵，最重要的还是战车训练。

学习驾驶时，我们会将履带拆下后在车上原地练习发动、起步、换挡、停车等动作。

这些技术熟练后，才重新装上履带进行野外驾驶，场地上设置有各种障碍物，模拟实战环境下可能遇到的各种复杂情况。

最后进行的是实战演习，“敌我”双方摆开阵势攻防，还预设敌方出动飞机，用石灰袋代替炸弹对坦克进行模拟低空轰炸，演习气氛非常逼真。

对于这些技术和战术，我早就驾轻就熟，有学员操作不到位，美国教官用手指指我，我知道他的意思，就熟练地演示给大家看。

我因训练时表现突出，又有实战经验，还精通英语，年底，被派到美国俄亥俄州战车战术学校学习。

在训练场上

在那里，我们组装当时最先进的M3A3型主战坦克。

第二年的春夏之交，我从美国回到了兰姆伽基地。

当年，国民政府通过租借法案共装备了多辆M3A3型坦克，组建了驻印军“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下属的战车营。

我被编入新1军战车第1团第1营第1连任中尉排长，我负责一个坦克战斗编队，指挥5辆坦克作战。

一场复仇之战很快就要打响了。

1944年1月，战车第1营奉命出发，开始反攻缅甸。

两年前，我进入缅甸是先头部队，两年后反攻缅甸更是“盟军反攻缅甸前锋部队”。

跟两年前入缅作战相比，此时战斗力已经完全碾压日军。

我们真正实现了立体战术，上面有飞机掩护，不断对敌人阵地进行轰炸和扫射，下面有各式各样的战斗机车推进，配备了火焰喷射机、推土机、平路机和工兵部队，部队打到哪里，油管也铺设到哪里，坦克加油就是由工兵部队铺设输油管道进行的。

我们是前锋，左右两翼是陆军部队跟随前进，火力网非常强大。

3月3日这一天，我们和日军在一个叫孟关的地方开始激战。

我指挥着坦克战斗编队在森林里迂回穿插，把一发发炮弹射向日军阵地，一时间火光四起，硝烟弥漫，遮天蔽日。

日本鬼子在阵地上埋设有大量的地雷，我驾驶的坦克正在前进中，触发了一枚反坦克磁性地雷。

“轰”的一声，15吨重的坦克猛地往上一颠，我的双膝重重地撞击在前面坚硬的部件上，一股钻心的疼痛袭上来，我低头一看，膝盖上已是血肉模糊。

我顾不上自己，连忙喊道：“大家报名。”

所幸的是，车内的其他战友也只是轻微的撞伤。

我对膝盖进行简单的包扎后，命令各岗位对坦克性能进行检测，看看是否受损，是否还能继续投入战斗。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我兴奋地叫道：“继续前进，给我狠狠地打！”

孟关首次战斗中，我们和日军的九七式坦克正面交锋，尽管我们给予了日军重大杀伤，但我们也有近二十辆坦克被日军击坏。

休整了几天，我膝盖上的伤口已经结起了一层厚厚的痂，虽然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还隐隐作痛，但我坐在坦克里照样可以参加战斗。

7日，我们坦克营已经偷偷地摸进了瓦鲁班附近的丛林中。

这里驻守着日军的18师团，也就是南京大屠杀中的主力部队。

丛林里的气象环境非常复杂。

那天刚开始下的是倾盆大雨，不一会儿雨过天晴，地表温度迅速升高，坦克内密不透风，加上发动机散发出的热量，闷热得就像蒸笼一样。

我和战友们汗流夹背，眩晕和恶心也伴随而来，几乎要昏厥过去。

每辆坦克中备有1桶5加仑的水，只有在紧急情况之下，经得指挥官同意才能动用。

但到了这种地步，那桶5加仑的水，早就被喝了个底朝天。

依旧燥热、干渴，我和战友也只能咬紧牙关忍受着，不敢打开坦克的顶盖透气，丛林里不知道什么地方潜伏有日本鬼子的狙击手，只要一伸头，就可能被一枪爆头。

到达掩蔽点，侦查确定周边安全后，我们这才钻出坦克，看到水，哪里顾得上干净还是肮脏，趴下去喝了个痛快淋漓。

战场上的坦克兵

第二天，几辆渡过那宇河侦察敌情的坦克发现，在一个村子里搭着许多帐篷，边上还停有大量的汽车，不时有日本兵进进出出。

他们把这一情况迅速汇报给上级，判断这里极有可能是据守瓦鲁班的日军第18师团的临时指挥部，上级命令坦克1营将这里连窝给端掉。

营长赵振宇二话没说，调集30多辆坦克分成三个方向，朝敌人合围过去。

我带着自己的坦克战斗编队冲向前去。

轰隆隆的坦克马达声和从天而降密不透风的枪弹，让日军猝不及防，有的日本兵在负隅抵抗，有的慌乱地抱头鼠蹿，有的甚至跪在地上求饶。

我已经打红了眼睛，开动坦克来回反复冲入敌阵，纵横扫射。

这一仗打得可解气了。

我们击毙了日军56联队长山崎大佐和第18师团作战课长石川中佐，缴获敌军坦克和装甲车20余辆，战车防御炮36门，还有第18师团司令部关防大印。

18师团是日军的精锐，有着“森林之狐”和“丛林恶魔”的威名。

我们打败了这支恶魔，真正感受到报仇雪恨。

第三天，我们战车第1营又接到总指挥命令，协同步兵64团肃清瓦鲁班残敌，并向南追击。

后来作战就顺利多了，到1945年初，我们越过怒江在芒友胜利会师。

中国远征军入缅抗日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很快抗战胜利，我随新1军开赴广州，接受日军第23军投降。

之后，部队进行了休整。

闲下来了，我突然很想家，从1936年到上海，算起来我离家已整整9个年头了。

我出生在浙江省常山县，父亲开有几间南货店，日子还不错，可惜我3岁那年，父亲重病去世，母亲带着细软改嫁到了外地。

家里只剩我和未成年的姐姐。姐姐靠纳鞋垫、洗衣服、带小孩等杂活，不仅维持了生活，还供我读书，邻居们都夸我姐姐会持家，是“未生孩子的小娘”。

姐姐长得俊俏又能干，等她成年后，上门提亲的人很多。姐姐她告诉媒人，出嫁可以不要一分钱的彩礼，但有一个条件，要带上弟弟。

一天，我跟姐姐在街上卖鞋垫，有个年轻人递给我一只刚出炉的烧饼，站在摊位前对我姐姐说：“这些鞋垫我全买了，我要娶你回家。”

旁人听着哈哈大笑，姐姐却对大胆的后生动了心，不久嫁给了他。

我姐夫家生活条件不错的，在县城里有一座三个天井的祖屋，他上过高中，是一个思想解放、作派新潮的人。

见我学习成绩不错，姐夫就跟姐姐商议，把我送去上海读书开眼界，说将来毛家还要靠我翻身。

我的人大代表证

我是1936年去的上海，那年我才14岁。

当时姐夫有个哥哥在上海邮电局工作，他帮我进了上海民立中学，这是由上海望族苏氏兄弟创办的，以英文见长，我也对学英语产生了浓厚兴趣。

正在我如饥似渴地求学时，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了。

街道上，不是荷枪实弹火速奔走的士兵，就是携亲带眷逃难的市民，姐姐万分焦急，连连写信让我回老家躲避战乱。

我没打算回去，在信中告诉他们：“国都不在了，哪里还有家？”

学校里乱作一团，同学们各自散去，飘零四方。我的任课老师找到我，说他决定去大后方，希望我跟他一起走。

我随老师踏上了流亡之路，于1938年3月抵达贵州遵义。老师进了一所学校教书，我也跟着进去读书。

我那时一心想弃笔从戎，也没心思好好读书。

到1939年初夏，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机械化学校过来招生。

我顺利通过了考试，成为第17期学员，进入战车机械兵科学习。

写信给姐姐时，我还附了宋代黄人杰的诗句：“马革裹尸男子志，虎头食肉通侯相。”

因战事严峻，我提前从学校毕业。

1940年2月，我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5军第200师坦克营，当时很多同学羡慕不已。

谁都知道，坦克兵是“陆地骄子”。

而我所在的第200师是“世界第五个装甲师”，也是亚洲第一支以师为单位的机械化部队，更是中国军队拥有机械化师的开端。

身为第200师里的坦克兵，自然被人高看一等。

我们师先是驻扎在贵州安顺，随后移防云南曲靖，在安宁县也驻扎约两个多月，到1941年12月中旬移防保山，准备赴缅作战。

赴缅作战是为了保护住中国抗战最后一条运输线线——滇缅公路。

根据《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国远征军受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中将和罗卓英司令长官指挥，由第5、第6、第66军编成，计9个师10万余人。

想到很快就要上战场杀敌了，坦克兵个个热血沸腾，摩拳擦掌。

有位姓胡的老兵对我们的兴奋嗤之以鼻，说你们这些新兵蛋子看上去牛气，等枪炮一响，准吓得尿裤子。

胡老兵参加过桂南会战，九死一生，知道战争有多残酷。

后来远征缅甸的事实证明，胡老兵说对了。

我流着眼泪给姐姐姐夫写信，想知道他们的近况。

我当时觉得抗战已经胜利，回家的日子很近，只是等部队一个安排。

等信途中，团部又有新命令，让我们随第62军第95师赴台湾高雄接收日军投降后的武器装备。

我抵达台湾高雄，主要负责接收坦克、汽车、火炮等武器。光复后的台湾，人们敲锣打鼓、喜气洋洋。

这项接收工作，持续到了翌年的1月，等我们把一批武器装备运送到北平不久，全面内战爆发。

这时候姐夫也写来回信，他们得知我平安，希望我赶快脱下军装回老家生活。

我打报告要求退伍，却迟迟没有回复。

身为军人，我已身不由己。

随后我加入了傅作义的部队，在国军第5快速纵队战车团任少校股长。

1949年年初，解放大军已经将北平围了个水泄不通，连一只苍蝇也休想飞出去。

官兵士气低落，无心开战。

1月22日，我正驻守在北平的西直门一带，突然接到了命令，傅作义接受了和平解放北平的方案，率部队起义了。

太好了，压在心头的乌云一下子被驱散了。

解放军接管后给出了一个政策，国民党官兵们愿留则留，愿走则走。

我倒是想回家，但解放军看过我的档案后，就不肯放人了。

一位首长找我去谈话，说：“谁都可以走，可你这个去缅甸打过日本鬼子的坦克指挥人员不能走，得给我们解放军培养出一批能征善战的坦克兵。”

好，我留下。我的心被说得热乎乎的。

我被编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装甲师战车第3团，在坦克教练股担任少校股长。

全国解放后，我被选送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

晚年的我

1953年，由于实在想家，再加上姐姐姐夫希望我回去，我决定离开部队，回到老家进了一家机械厂。

说是厂，其实就是一个老艺人创建的小作坊，经过工人的齐心协力，小作坊发展成了生产液压机的专业机械厂。

多年以来，我设计了许多图纸，制造了许多机器，带出了许多徒弟，是当地的第一代工程师，还当选为浙江省第六届人大代表。

到1986年，我才光荣退休。

我的人生虽非坦途，但能活着就足够幸运，没什么好抱怨的了。

只是我总想起牺牲在战场的兄弟，也总想起戴师长当年教的那首《战场行》：

“弟兄们，向前走！弟兄们，向前走！五千年历史的责任，已落在我们的肩头……”

每次写到远征军的故事，都会想起诗人穆旦所写：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远征军这段历史影响着我的一生，我也在三年前就开设“野人山上的魂”系列，想用讲述缅怀那些还没回家的忠魂。

远征军入缅作战，是在一系列惨败之后，痛定思痛，才取得最终的胜利。

十万精兵出国门，何其壮哉，两个月不到，损兵折将，败走野人山，伤亡过半，何其悲乎。

兵入绝境难言勇，82年过去，中国远征军将士的遗骨早已和缅北丛林的苍天巨树融为一体，没有碑文、没有墓志。

如若历史是一面镜子，可照过去，也照人心，有些事，有些人，我们不能忘。

编辑：霞姐

图片来源：作者供图，部分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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