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霞姐。

我们记录过很多父子的故事，有执意跟随父亲的，有从误解到和解的，还有想要寻找消失的父亲的。

这对父子，一边是深陷沦陷区的热血少年，另一边是奔波于沦陷区内外供养家庭的父亲。

他们中间，有一条鸿沟，就是日军封锁线。

封锁线截断了交通，阻隔了邮件，但没有隔断父子之间的情感。

他们中有一股无形的纽带在链接着，虽不能团聚，但父亲没有缺失儿子的教育。

他像全天下的父亲一样，用一种最为含蓄的方式，陪着儿子长大。

直到有一天，父亲的信突然没了。

16岁那年，我要穿过中日军事分界线，赶到内地去上学。

中途跟父亲汇合，一起住了三个月。

穿过大半个中国和日军封锁线，这一路见识了很多事，这是书本中没有的。

父亲手书大字“见识就是学问”赠与我，鼓励我多长见识，将读书见闻思考结合。

那时，我便跟父亲说，我要上军校，我要当军人。

父亲说，你当军人也好，当科学家也好，我都没有意见，但是有一条，你要把基础打好，当军人不是光凭勇敢对不对？要有知识。

父亲让我起码上完高中，再考虑要不要到军校。

我的父亲叫邵伯言，他做过小学教师，还做过《南通日报》的记者、编辑、主编，很有文采。

南通日报是张謇办的，请他写东西的人太多了，他没工夫时，父亲就为他代笔。

父亲后来把自己写的文章、为张謇代笔所作文章，都编入自己的《诚庵文存》。

我们家是江苏南通平潮有名书香门第，祖上都是秀才、举人的，家里虽不算富庶，社会地位一直比较高，很受人尊敬。

父亲也从小学识渊博，后来被介绍到南京汇文女子中学教书，经朋友介绍，做了卫立煌家公子卫道杰的家庭教师。

我先是在老家上的学，父亲到南京工作后，我也到南京去考上五台山小学。

父亲经常带我到南京城转，夫子庙，中山陵，玄武湖，明故宫都去过。他是教国文、历史的，一面看一面跟我讲解。

记得父亲会说到某某是明朝有名的忠臣，骨子里，父亲是忠君爱国的儒学之士。

父亲还带我还看了世界有名的海京伯马戏团，一张票很贵很贵的。

那是我和父亲少有的欢愉时光。

很快，卢沟桥事变爆发，知道日军不仅要占华北，还要侵犯全中国，南京城将来也是不保的。

父亲说我们在南京举目无亲，万一有什么事情，在南京寸步难行，还是回家乡去吧。

所以我考取五台山小学也没上，又回到南通了，先去省立南通小学读三年级。

结果读了一年，日本人来了，就逃难到我外祖父家，在李堡小学从四年级开始读。

小时候不好好读书，开始老师也不喜欢我，后来期末考了个第一名，冒尖了，就成了老师眼中的红人了。

可是没读几天，日本人又来了，只能逃难到海安李堡乡下。

父亲直到南京沦陷前才离开，辗转去到合肥师范教书。

很多地方给日本人占领，家里经济都靠父亲的，通讯中断钱寄不回来，我们吃饭都成问题。

所以，我住在外祖父家里，母亲带我妹妹寄住在其他人家里，我哥哥在后方上学。

一家五口，分四个地方。

1939年后，安徽形势紧张，父亲书也教不下去。

到处兵荒马乱，父亲就到了山西卫立煌手下做事，开始在一个兵站总监部做上尉译电员。

父亲有才华，工作上手快，提升到少校秘书、中校秘书主任，得到领导赏识，单位的所有公文来往，全在他手上。

可到1941年，因为跟八路军的关系，卫立煌遭人弹劾下台了，我父亲也跟着下来了，又到省立洛阳中学的大学先修班教书。

父亲在外奔波没个安定的落脚处，我们在老家也危机重重。

我年轻时的照片

这一年的7月21日，本是个晴朗的暑假早晨。

外祖父在堂屋里闲话家常，外祖母在西厢房诵经念佛，和哥、表姊与我三人在前敞厅做暑假作业，母亲在忙着家务。

前一天下午敌机已经光临过，对着大圣庙广场就是一阵扫射，下面是武装成立授旗命名大会的三千名群众。

我当时正在包场桥上玩耍，看到敌机低飞盘旋，听到机枪扫射声，并看到随着枪声从机翼下冒出的白烟，幸无伤亡。

当晚新四军民运干部就来传话，要居民时刻防止敌机空袭。

此时，我在屋中听到飞机的声音时，立刻跑到院中观望。只见一架敌机从西南方向飞来，到了李堡上空，就绕起了圈子。

那时的李堡街区很小，敌机盘旋的半径相应很小，飞得又低，绕飞三圈就飞走了。

敌机有时与我的直线距离很近，戴着飞行帽的飞行员的面孔清晰可见。

要是当时知道这是轰炸前的侦察就好了，人们就会逃避了。

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傻看着。

大约过了一小时，轰隆机声大作，与早先一架飞机传来的声音迴然不同。

我急忙出来爬上房子，看到黑压压一群敌机，一数共有九架，分成三组，成品字形，从西南方向飞来。

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

机群临近李堡上空，就扩散开来，绕飞一圈后，那最前面一组的那架敌机，侧着机身，从西南方直向李堡冲下来。

到了街区上空突然摆正机身朝上窜去，一个灭火弹大小形状的东西就在此时甩了出来。

不好，我想到是敌机扔炸弹了，吓得赶紧跳下屋奔向房内。

和哥、表姊已藏身床下，母亲正向床下钻，还没等我走近床边，炸弹就炸开了。

飞机俯冲而下的轰鸣声就像贴在头顶上，那连续震得地动山摇的炸弹爆炸真是摄人魂魄。

我一辈子忘不了那种飞机俯冲而下的轰鸣声，太吓人了。

轰鸣声、爆炸声，屋摇地颤，压得人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

外祖母、母亲每天都念经拜佛，我总笑她们迷信，此时我也祷告起来，“观音菩萨保佑，观音苦萨保佑”。

不知时间是长还是短，轰炸停止，日机飞走了。

我从床下爬了出来，才走到敞厅后门，就觉眼前一亮，原来影响光照的西堂屋和西厢房都被炸塌了。

堂屋里，外祖父、大母舅并排躺在瓦砾堆上，外祖父头颅有些变形，大母舅左胸前在渗血，都已停止了呼吸。

母亲慌忙走来，我指指西堂屋，跑向外祖母念佛的西厢房。

炸塌的房门和壁板斜靠在橱子上，形成一个空间，外祖母正好端坐在空间的椅子上。

我大声呼喊婆婆，连喊几声才有些微弱的应答，才放心下来。

我告诉她不要动，马上来人搀扶她出来。

母亲平时做事有板有眼，此时也不知该先救助外祖母，还是看护外祖父和大母舅，忽然觉得怎不见和哥与表姊。

母亲要我去看看，原来他们都受伤了，依然蜷伏在床下。

他们是被通过敞厅门穿透壁板的炸弹弹片击伤的，如果没有壁板的缓冲作用，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被日军轰炸后的城市

不久大街上人声鼎沸，原来四郊的乡民都赶来街上探望究竟。

住在南园的三母舅首先来了，在乡下的二母舅也派来了人，街坊邻里也来了不少人。

和哥、表姊与我随即被带往乡下。

这次9架日机狂轰滥炸李堡弹丸小镇，扔下几十颗炸弹，50多人被炸死，100多人被炸伤，两百余间房被炸毁。

这是李堡开埠几百年以来未曾遭遇的浩劫惨剧。

我家多位亲人罹难、受伤，百姓何辜，日本法西斯何其凶残狠毒!

这是刻骨铭心的创伤，是永远磨灭不掉的。

身处乱世，随时随地会失学，能上一天就上一天。

所以五年级读完，我就报考了如皋临时中学，上了一年，新四军过江了，学校又基本停办。我又回到南通读私立平曹中学，上到初二。

敌伪政府也在当地办了学校，但大家都不愿意去上他们的学。

家里已经很困难了，吃饭都成问题。

父亲写信说，在老家既没有饭吃，也没有前途，赶紧到后方吧。

所以，初三刚上了一学期，家里听说有人到内地去，我就跟着一起去了。

我青年时的照片

那是1943年，我16岁。

我们一行7人，先到上海，坐火车，经过南京到衢州，然后换汽车到安徽亳州。

亳州是中日军事分界线，过了线就到内地了，然后坐板车赶路。

途经洛阳时，我跟父亲汇合，一起住了三个月。

穿过大半个中国和日军封锁线，这一路见识了很多事，是书本中没有的。

父亲于是手书“见识就是学问”几个大字来勉励我。

那时候公教人员很苦的，父亲也没多余吃的，我跟父亲经常见面但不在一起生活。

国民政府在洛阳等地办了“战区失学失业青年招待所”，专门接待从沦陷区逃过来的青年，类似于中转站一样，免费供应食宿。

我就住在招待所里，一天两餐，发一个大馒头，将近一斤，还有牛肉粉丝。

见面的时候，我跟父亲讲了自己的抱负，我说我要上军校，我要当军人。

父亲说，你当军人也好，当科学家也好，我都没有意见，但是有一条，你要把基础打好，当军人不是凭勇敢对不对？要有知识。

所以，父亲让我起码上了高中，再考虑要不要到军校。

在洛阳三个月，等待分配，教育部将我和表哥分到了陕西洋县的国立七中。

我离开洛阳后，又到武功探望哥哥邵杰。

哥哥当时临毕业要实习，作为进入社会的第一步，父亲很支持他，对他寄予厚望。

结果见面哥哥告诉我，他没有去实习。

我说：“你怎么骗父亲呢，父亲对你寄予很大希望，你怎么不说呢？”

当时我就考虑，这个事情要不要告诉父亲？

告诉也不好，是告密行为，况且我也不知道父亲接到我的信，会有什么感想？

如果父亲为了这个事情生气了，我怎么办？

我考虑了很久，决定替哥哥隐瞒。

到了学校后，我还是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把我的想法和顾虑告诉了父亲。

父亲给我回了一封很长的信，还题了标题为《诚与术》。

他教导我，人要诚实，有的时候也需要善意的隐瞒。比如一个人病很重了，你直接告诉他你这个病不行了，那病人怎么受得了。

这跟权术奸诈的那一套不同，是善意的谎言。

父亲也没生气，也没怪我，而是要我除了考虑自己要不要诚实，也要考虑自己的做法会对旁人有什么影响。

父亲对我教导一直是循循善诱的。

后来，日军攻打洛阳前，父亲逃难到西安了。

这个时候，卫立煌又出任远征军司令长官，父亲就奉召到云南去任上校秘书，又提升一级了。

父亲当时主要负责购粮委员会的事情，专门向当地收购粮食。

亲给我来个几次信，都写得很长。他信里谈云南自然形势，谈云南的社会情况，说到收购粮食的困难。

少数民族的基层政权掌握在土司手里，要买粮食，不通过土司就困难重重。另外部队也不是清水衙门，粮食买了送达给部队，里面又有一道弯，牵涉到钱的问题。

父亲本可以待在司令部里指挥，但有时候就不得不亲自下基层和各种人交涉。

1944年，父亲从龙陵给我寄来一封信，庆祝腾冲光复。

父亲信中说：“龙陵收复，我即到达该地，入夜犹闻零星枪声。”

此战，日寇伤亡惨重，我军也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九千将士长眠滇西。

没想到，这是父亲给我最后一封信。

日军为挽救败局，纠集数十万人马三路进兵，猛扑豫、桂、湘、贵四省。

全国震惊，政府发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广大知识青年积极响应。

我就读的陕西洋县国立七中，学生都来自沦陷区，不愿当二次亡国奴，纷纷积极响应。

全校137名同被录取，我就是其中之一。

报名参军前，我写信向父亲征求意见，但一直没收到父亲回信。

想起我们在洛阳谈话，我想父亲应该还是支持我的，就在截止前报名参军了。

我到云南后，被编入青年军207师，师长是方先觉。

有人说他投降了日本，很多人都觉得他是英雄，守卫衡阳40多天，打到没有子弹了。

后来，中印公路即将开通，为了满足繁重的军运需求，挑选具有高中和大学学历的2000人，空运印度，接受汽车驾驶训练。

我出发前，一个同学说到国外去，外国的饮食估计不行，先到街上去吃一餐再说。

结果吃完回来，同一部队的人都走了，我们慌忙赶到飞机场，根本找不到原来的部队。

机场太大了，人又多。这时有人问，你们是去印度的？

然后就安排我们站队、上飞机，稀里糊涂地跟着新部队了。

所以后来到了印度，其他同学都分在汽车团第八连，我们俩在第七连。

驼峰航线

我们乘坐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货运机，机舱未经密封，谈不上恒温恒压。

飞行很不平稳，在高山多变的气流中，一会儿上升，一会儿又突然下降，像熄了火一般的直落下去。

这时的心脏，像要被揪出似的，其难受无语言文字可以形容，没有不呕吐的。

舱内呕吐物一片狼藉，好在随吐出就随即冰冻起来，倒也不臭气熏人和沾污衣物。

机翼上也结着厚厚的冰，真担心它会被压断，料想机顶上也结着厚冰，只是看不见罢了。

舱内舱外都是冰，我们穿着单薄的棉衣，一个个紧抱双臂，缩着身躯，索索发抖，再无雅兴去欣赏窗外壮丽景观了。

后来才知道，我们所飞经的航线，就是世界最著名的空中运输线“驼峰航线”。

到达汀江之后，我们全部换上驻印军服装，旧的老棉袄全烧掉了。

我分在汽车兵团第2团3营7连，团长叫黄占魁，黄埔8期，是留英学坦克的专家。

休整过后，乘两三夜的火车，就到达兰姆伽训练基地。

这里有汽车驾驶学校，汽车修理学校，有坦克学校、炮兵学校、通讯学校。

我的青年照

没想到，刚到印度，就收到了哥哥的信。

这信我看了两遍，第一遍看不懂什么意思，我再看第二遍，一下明白了，父亲牺牲了。

父亲是外出完成公务后，乘车回司令部，在畹町附近的遮放遭遇车祸殉职，享年56岁。

我当时其实就在昆明207师，只是并不知情。

父亲的朋友征求西安的哥哥，说在战时情况下，不可能将你父亲的尸骨运回去，最好的办法是火葬。

家里人同意了，父亲火化后骨灰先存放在昆明寄柩所。

想起父亲在信里跟我提起过，因为购粮任务艰巨，当地有各种黑幕，他有时不得不亲自出面督办。我忍不住痛哭流涕。

训练的时候，也是想到父亲就哭。

虽然我和父亲聚少离多，但父亲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人生什么事我都要父亲拿主意，我将来的发展还全靠父亲指导呀。

现在父亲却突然走了，我怎么接受得了。

但是在连队里，一个当兵的，哭哭啼啼算什么啊。

连长排长都很好，非常同情我的遭遇，给我在团部安排了一个地方，让我单独住到那里去。

大家正常去训练的同时，我专心哭了两天。

最后眼泪都哭完了，没有眼泪了，我就自动归连队了。

父亲的上级还发起个募捐，有一个本子专门记录了各人的数额，第一名是卫立煌，出了100 块钱。

这些钱都汇给我哥哥了。

在丧父之痛中，我在印度训练了 5 个月，实际学开汽车也就一个多月。

从熟悉汽车结构到学开汽车，都是美国教官教学，他们训练很讲究效率，教你做什么做什么，做完了没有多余的话，非常专业。在学习过程中我还压死一头猪。

这要在我们农村，肯定马上很多人要围观、起哄了。

没想到美国人早就跟当地有过沟通，什么东西，赔偿什么价格。

压死猪后，我们的学员还在看，美国教官过来问清责任，马上挥手让大家走，没多说我一句。

有一天，上级突然下令说要回国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把行李整理好，到出发的地方一看，停得全是满载抗战军援物资的十轮大卡车。

两个人一辆上去，开着就走了，在路上轮流当司机。

目的地是昆明，全长1566公里，父亲的骨灰还在昆明呢。

公路盘旋在群山中，一边是耸立着覆盖有原始森林的高山，一边是深不见底的峡谷。

速度很慢，一个连队拥有60辆车，车距保持40公尺，如果夜行驶，车灯齐亮，在漆黑的群山中，灯光白虹一道，非常壮观。

每日行车时间不长，对车速也没有严格要求，就这样，还发生了翻车事故。

一辆车不知是什么原因翻下野人山的山谷，幸好驾驶员跳车。

领队的美国军官只是望了一眼翻下山谷中的车辆，挥挥手，让事故驾驶员分上其他车辆，车队继续前进。

卡车行驶在滇缅公路

车队驶入国内的滇缅公路，天下着雨，道路湿滑。

当时车队里还有个黑人驾驶员，是十几年驾龄，有点瞧不起我们新兵。

我有点斗气的意思，仗着自己开车技术也是数一数二，就跟他竞速。

结果，他拐弯拐急了，车没翻，但是他后面的拖车倾覆，连带牵引车横在路中间，堵住了整幅路面。

那天我驾驶的是小吉普，虽然及时刹车，车子仍然继续滑行。

路中间是车，右侧是山崖，一旦撞上去，后果不可设想，左侧是何情况并不知情，也只有左打方向盘了。

副驾驶见机跳车，我身处翻车一侧，无法脱身，眼睁睁随车下翻，心想完了!完了!

幸运的是下面是稻田，距地面只有2米高，而不是万丈深谷。

清醒后，没有感到疼痛，肢体仍可活动，爬了出来。

美军领队来了，安排吊车将这辆事故车吊了起来，经检查，车子无损，仍可发动。

只见他将手一挥，整个车队又继续前行。

翻车事件对我刻骨铭心，从此以后，我行事小心，不敢逞能，不敢骄傲。

而美军官处理两次翻车事故作风，令我不时思之。

我迄今不明白，美军官何以能迅速到达事故现场并指挥施救，而且两次事故现场军官都不曾发话，连队人员情绪没受任何波动，车队行车秩序也没有受到影响。

如果父亲在的话，或许他能给我解答。

行程历时半月，终于如期抵达昆明。

上交完车辆物资，车开到停车场，我们就住在昆明郊区老百姓家里，都是苗族人。

8月15日那天，我在郊区的一个小山坡上。

晚上，昆明灯火通明锣鼓喧天，是出了什么大事了啊？那时候也没得收音机。

很快的，人们口口相传，才知道日本投降了。

那个兴奋啊，因为是当兵，知道战争不结束命还是悬着的。日本投降，彻底安全了。

家里来信说，他们来昆明不可能，让我在昆明，一定要想办法把父亲的骨灰给带回江苏去。

可我怎么带回来啊？

我一个当兵的，开着汽车，这个骨灰是没办法处理的。

要带父亲走，那我只有离开部队了。

当时我们的连长很同情我，说你走就走，但是要把服装留下，这样新来的人有服装了，顶你的缺，你就不需要办手续，否则报到上面，可能就不允许你走了。

我就这样离开了部队，去取走了父亲的骨灰。

我还去看了我父亲的上司，他说：“我这里还有一笔钱，是留给你的。”

我没有要。我说：“我是一个当兵的，我的地址是流动的，这个钱无法保存，收到收不到也不知道，你还是给我哥哥吧！”

以后，远征军长官部又替我母亲和家人申请遗属抚恤，那时候是国防部负责，我去领过两次。

第三年，通货膨胀厉害，钱不值钱了，就没有再去领。

我（后排右一）和家人合照

这时，我有个亲戚在杜聿明司令部工作，他们部队要调东北去。

亲戚让我跟他走，说到东北要经过上海的，到上海不就回家了吗？

我想也是，那样一路跟他们走，吃住什么的都不要花钱。

结果走的时候是乘美国运输船，从越南到东北，中间没有经过上海。

等我们从葫芦岛登陆，已经是天寒地冻的东北了。

没办法，我只能留在那里的长官部工作，因有介绍人，连基本的审查都没有。

我那时候年龄最小，看上去像小孩子一样，但又是军官身份，各处都能窜。

大家知道我还带着父亲的骨灰，也佩服我的孝心，很喜欢我。

想到父亲还在身边，我也会不自觉规范好言行。

我在司令部待了8个月。

司令部的最高层经常开军事会议，什么孙立人、杜聿明，我都见到。

这些将军威武的很，他们在楼上开会，会议室很简单的，就是一张桌子两头坐，什么也没有。

一次会议，杜聿明生病离职了几个月刚回来，把各部门的官员都叫到一起开会，我也参加了，还站在最前面，离他很近。

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幕僚们……

我们这些人都是他的幕僚，我记住了这个称呼。

他说生病这段时间，大家工作很好，他很感激。这是客气话，也是实话。

司令部工作效率非常差，我在的韩侨事务部，一点点小事，上面要杜聿明批，参谋长批，副参谋长也批。

我年纪虽小，但觉得您杜聿明是指挥作战的，怎么能管那么细的事。

上层如此，下层军官到了东北后待遇提高，也忙着结婚成家。

还些明明在前线的，有空也回到城里，要等前线紧急了再去。

大家都无心战场了，只想过安稳日子。

每每此时，就想起父亲生前在信里跟我提起过，他在购粮任务中的各种黑幕，或许那时，父亲就对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做出了判断。

由于之前我当兵，不便携带父亲的信，都交给了一个亲戚保管，但颠沛流离中，父亲的信都遗失了。

苏军撤出东北后，我们司令部就搬到了沈阳，我也考取东北的大学，离开了军队。

这时交通已经恢复了，我赶紧带着父亲的骨灰回家，从东北到北京，再到上海。

回家后，父亲的骨灰被安葬在平潮老家的祖坟里，算是让父亲叶落归根吧。

我本想着第二年再去东北复学。

此时内战已经打起来了，母亲说，东北打得很厉害，你去干什么，硬是没让我去。

我就留在南通上大学，1951年毕业参加工作。

在战争年代，我多次经受生死的考验，我也见识了很多东西。没有这些经历，我永远不知道自己是否坚韧，能否经受压力，可否承担任务。

解放初期，我们老家由于运河扒河道，老家的房子拆除，家中的旧书、家具都没能保留下来。

后来，家里遭受几次运动的冲击，父亲的照片、文集都被烧掉。

我的大儿子有那么一点像我父亲的，我后来还找来画家，照着他的样子去画父亲，画出来却还是不像。

时代不同，神韵不同。

朋友为父亲画像

所以，后代们都不知道他们祖父的长相，只有我知道。

虽然找不到父亲的遗照，但我一直寻找着父亲遗留下来的文字。

后来朋友在档案馆帮我找到父亲当年编纂县志时留下的文字，我得知后专程回到南通去感谢。

遇到困难，我常常想起父亲，将来九泉之下见到父亲，我怎么给他讲述我这一生呢？

扪心自问，我对得起家、国，我不愧疚，所以经历任何风浪，我都吃得香，睡得实。

抗战期间，我国有9个省是全省沦陷的，部分沦陷的省份有13个，6个直辖市中，除了重庆市作为最后的临时首都，其余5个直辖市都相继沦陷。

许多苏浙赣的抗战老兵，像邵倜一样，都曾回忆青年时，一腔热血辍学从军，誓要收复故土。

这些青年的背后，还有无数普通中国民众只能生活在沦陷区中，他们顽强地生存、养育子女，也是抗日的一种努力。

八十年代后，身为省政协委员的邵倜，回到小时候待过的李堡，和当地的人谈起小时候那场刻骨铭心的大轰炸。

没想到，很多当事人都已经淡忘了，年轻一代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

邵倜希望能在李堡学校建一个亭子，树一个碑，去纪念轰炸中殉难的乡亲。

他写信向有关部门申请，信里写道，是可忘孰不可忘，这样的事情都能忘记，还能记住什么事情？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我们都在往前奔走，不经意间遗失了过去。

我们忘记了轰炸瞬间的残酷，也忘记了沦陷区子弟自发抗日的激情。

进而也忘记了，我们的民族曾经所面临的生死存亡，以及前所未有过地团结、奋进。

如果这些都遗忘了，我们往前走，又有何意义呢？

编辑：思聪 霞姐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部分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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