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封信穿越了七十多年，历经三代人，成了崔玉岐家族里最深的羁绊。

在崔家人的坚持下，这两封信衍生出了新的传奇。

我家柜子里面一直好好的存着两封信，每到过年的时候父亲就会拿出来看一看。

除了当着我们面看过，父亲背地里也没少看。

母亲说，你们不懂，父亲每次看信的时候，情绪都不好，只是你们小看不出来而已。

那封信是1950年奶奶从山西老家带来内蒙的，几十年了。

上面写着：“崔海治烈士在汾孝战役当中负重伤，转在南村后方医院，不治，牺牲了。”

落款是晋绥野战军独立第二旅36团，上面还盖着印章呢。

崔海治烈士是我的三叔，牺牲的时候是副连长。

我们老家是山西保德县的，山西那边天旱嘛，有时候天年不好没收成，吃不饱饭，大家就都出来谋活路，走西口。

一般是过完年以后春天往出走，到内蒙鄂尔多斯这边的话，差不多走个十来天就到了。

到那边挖甘草、给地主家做长工，干上一年，到了快冬天的时候挣点粮食再回去。

我父亲第一次出来走西口是15周岁，他和大伯兄弟两个跟着爷爷。

那一年正好是1937年，没想到春天出来，到了九、十月份，日本人一下就占领了内蒙古和山西北部了，回家的路就这样被阻断了。

爷爷带着父亲和大伯流落在了内蒙，奶奶带着三叔留在了山西老家。

在内蒙的十几年，他们居无定所，一边找活干，一边躲避战乱。

日本人打到五原或者包头这边了，他们就往西再走一走，一走几十公里、一二百公里，或者往北走。

到一个地方了，有什么活就做什么，后来还学会了给人擀毡子，就是蒙古包外面那层毡子。

反正什么都做，混口饭吃。

而我的母亲也是苦日子过来的，母亲9岁的时候，姥姥就得病走了，12岁那年，日本鬼子路过村庄，大家都跑出去躲，最终姥爷没能躲过，在逃跑的过程中被日本兵用刺刀捅死在草地里头了。

那时母亲下面还有个6岁的妹妹，上面有三个哥哥，年纪不算大。失去父母的兄弟姐妹也就这么穷日子过着来了，直到遇见父亲。

兵荒马乱的年代，音信不通，父亲爷仨也和老家奶奶断了联系。

直到49年全国解放，父亲他们分了田地了，就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一个村子里，自己盖了几间土房。

爷仨这才安定下来，我父亲也成了家。

这时走西口的流动人口又多了，村里村外出出进进的人也多了，奶奶这才打听到爷爷他们在内蒙这边安家落户了。

奶奶就把老家的窑洞用三匹老布当了出去——意思是找个看门的，给我奶奶三匹老布，什么时候我们回去了，还能要回来。

奶奶找了个熟人，坐着牛牛车就上内蒙找老头子和两个儿子去了。

当时奶奶随身带着的物品就包括我三叔的烈士证，还有部队的两封回信。

我三叔名叫崔海治，1924年出生，不到18岁就参加了八路军，在独立第2旅36团1营1连。

47年的时候我奶奶就听地方上的人说，三叔好像是负伤了，她委托贫农协会写了封信，问部队到底是咋的一回事。

部队回了两封信，4月17号一封，20号一封，都说三叔已经牺牲了，让地方按照烈士对待。

我家三代人保存了七十几年的两封回信

奶奶跟爷爷实际团聚也就一年时间吧，爷爷身体不好先走了，没几年，我奶奶也去世了。

我是1956年出生的，从小就知道三叔的事。

奶奶留下的那两封信就放在柜子里面，存的好好的。

每到春节的时候，我父亲就拿出那个信来看一看，从60年代到70年代，甚至80年代，过年的时候都会拿出来。

母亲说，你们不懂，父亲每次把那两封信拿出来看的时候，情绪都不好，只是你们小看不出来而已。

所以我们小的时候问这些事情也少，父亲也不愿提起，提起来也比较伤心嘛。

我就只知道三叔比我父亲小两岁，我父亲小时候上过几年冬校，就是在山西老家那边，每年到了农闲的时候就会上冬校，我三叔应该是也跟着上了几年。

听说他当兵以后会双手打枪，是个比较英武的一个小伙子。

父亲比较注重我们弟兄几个的文化，都让我们读到高中毕业。

78年赶上恢复高考，我又考了内蒙邮电学校，毕业以后就一直在邮电系统工作。

我父亲是86年去世的，生前一直在生产队当会计。母亲也于09年去世。

他们走了以后，那两封信就交到了我手里保存着。

爷爷奶奶生前一直想找到我三叔的墓，我父亲在的时候每年也都说，你们有能力的时候去找找三叔。

这是老人的遗愿，也是一直埋在我心里的一件大事。

2001年的时候，我送儿子上大学，第一次回了山西保德县崔家湾老家，想去看一看老人们心心念念的石头窑洞。

当年奶奶离开的时候找的看门人都还活着呢，他们一家人还住在那里，我去的时候老人已经98岁了，脑子还很清晰。

我向他询问了一些以前的事，问了一下家里几个长辈叫什么名字，我特别问了我那三婶叫什么名字、嫁到了哪里？

作为后人怎么也得知道一下。

但我没去找三婶，毕竟她已经改嫁了，我去了也算打扰人家生活。

临走我给老人留下了20块钱。

关于三叔，以前大家是有心却没有能力寻找。

到2016年我退休了，有时间也有条件了，要是不找的话也对不起老人。

我先在网上搜，没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后来也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

直到2019年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报道，就三叔牺牲的那个南村村子，一个老革命给小学生讲故事，说他们那儿过去有一个野战医院。

我一看原来还有一个野战医院，之前我以为三叔牺牲的地方就是个普通医院，可能就埋了他们一两个人，早就没有了。

野战医院那牺牲安葬的烈士肯定多，不会没有痕迹。

我把报道下载下来，上面有图片、有名字，我按照上面写的，就去山西南村找这个给小学生讲故事的任常亮老人。

我当时的想法简单，就是把遗骨挖回来，好好安葬了。

这个任常亮老人是当地一个五老干部，当过村长，念过初中，有点文化。

我去的时候他75岁， 他跟我说：“哎呀！几十年来，我们这儿就没有人来找过。”

他见到我马上又给他们一个小学老师打电话，小学老师又通知了社科院的一个老师，社科院的这个老师以前也去过南村几次，对那片烈士墓地很上心。

我们通上电话后，他就说：“哎呀，你是第一个人来找烈士的。”

后来任常亮老人带我去了原来野战医院那里，就在他家房子旁边二三百米的地方，现在已经变成玉米地了。

我去的时候是10月份，玉米地里刚割完的玉米秆还在地上立着，那些还有没收割的在地里面长着呢。

老人就指着那一片说，就是在这个地方，原来是一片烈士墓地，二亩多大一块地方，立了木牌子，写的名字，周围打的土围墙，他上中学的时候学校还组织来祭奠扫墓了。

原来的烈士墓已经成了玉米地

我一看成了玉米地了，当天就返回到村子所属的方山县里面，找到退役军人事务部，一直等下午，见到了局长，局长也就四十多岁。

我把三叔相关信件的复印件都给他放下了，我跟他说这里原来有个烈士陵园。他都不知道这些事情。

他跟我说，吕梁地区有一个专门搜寻烈士遗骸的志愿者，叫李来平，做这个工作已经两年多时间了，他把李来平电话给了我。

我打给李来平后，他留我在县城里面住了一晚，并从家里把他记录的本子拿出来给我看。

他说南村之前确实有烈士陵园，抗战的时候那里是晋绥第六国际和平医院第七分院，就是白求恩医院。

李来平之前走访调查过，按照老百姓的说法，那地方原来埋了得有一百多人。

我想，这么多烈士怎么能一点痕迹没有呢？

第二天我又去了三叔出生的保德县里。

因为我在网上搜不到登记我三叔烈士的信息，他参军的岢岚县这边也没有他的名字，我就想去看看保德县的退役军人事务部有没有记载。

结果也没有三叔的信息，我只能跟局长反映了情况，把相关资料复印件放下，先回了内蒙。

这期间，我也回去了一次老家的窑洞，看门的老人已经去世了，就是在我第一次找他的那一年走的，现在剩他儿子住在那里，也七十来岁了。

当初奶奶走的时候说用三匹老布把窑洞当给他们家，回来的话还可以要回来，我现在肯定也不会要了。

我们兄弟几个在内蒙生活都挺好的，也不会再回去住了。

那个窑洞还挺好的，有一二百年的历史了，都是祖辈们留下来的。

我在窑洞前拍了张照片留念，毕竟我爷爷、我奶奶、我父亲、我三叔，他们在那个地方住了二十来年。

老家的窑洞，我和看门人的儿子（左）

回来以后，我和志愿者李来平以及还有几个南村热心这件事的人，我们组织了一个群，一直保持着联系。

我也给当地的镇里面、县里面、退役军人事务部打电话，前前后后打了好几百个电话有了。

我的诉求就是说，那儿有一片烈士墓地，过去都是有名有姓、立了木牌子的，我希望能恢复这个烈士墓地，把这些烈士的遗骸挖出去，归到一个正式的烈士陵园里。

当然如果能做DNA鉴定是最好的，之前也听说过朝鲜回来的烈士可以用遗骨判定身份的，山西这边也有过DNA鉴定的例子。

一开始大家都觉得这事不太可能，也跟我说要我有心理准备，我三叔有可能不是在这个地方没的，怕是找错了。

我坚定大概率就是牺牲在这里没错的。

这个事情后来就被吕梁市张广勇市长知道了。

张广勇之前还是市政法委书记，那时他就通过社科院的一个人知道这个事情了。

后来他上任市长，询问吕梁退役军人事务部有没有这么回事，他们说有，我们提供的材料也证明这个地方确实有过野战医院，埋着烈士。

到22年的时候，这片地就先围起来了，不让种玉米了。

23年过年的时候，我又给张市长写了一封信，询问事件进展，这封信被市长转给退役军人事务部了。

大年初七八，相关领导就都赶到这片墓地来了。

我当时看这是有希望了呀，要准备挖了啊。

果然3月份就组织人来挖了，准备清明节把烈士们的遗骨都迁到晋绥烈士陵园。

政府还联系了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的团队，给烈士遗骨做DNA取样，考古队的学生许怡冉也联系了我，我取了自己的样本寄到上海。

还给他们发了两张我父亲的照片，说要比对一下跟我三叔长得像不像。

父亲和三叔的容貌复原图对比

清明节，政府把挖出来的49具烈士遗骨迁到了晋绥烈士陵园，那时候DNA鉴定结果还没出来，我还不知道哪一个是我三叔。

烈士墓前立的都是无名碑，但有编号。

到了9月份，鉴定结果终于出来了。

9月18号那一天，我和李来平、薛奴成，一起来到了晋绥烈士陵园祭奠我三叔。

薛奴成也是南村人，刚刚退休，也是一直热心烈士墓的事情。他说1970年他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学校还组织去扫过墓，那时候都还有围墙，墓碑上的字还清晰可见。

我去的前一天，三叔的墓碑上已经刻上了他的名字：崔海治烈士之墓。

太原电视台来了记者给我们拍摄，还有一个志愿者帮忙。

我们给三叔，还有其他的无名烈士们，都摆上了祭品，电视台的记者采访了我几句。

我这个人一般不容易掉眼泪的，那天回答的时候，也掉眼泪了。

我主要是想起了父辈们的艰辛，我三叔当年牺牲的时候是23岁，已经成家了，留下一个小女儿才不到两岁。

我奶奶得知三叔牺牲以后，就跟我三婶说，人也没有了，让她再改嫁吧。

当时我们也不在，我奶奶一个人带着小孙女，后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那小女孩烫伤了没治好，4岁就夭折了。

我在心里跟三叔说，你的父母，你的哥哥，一直想找你，但他们没有这个能力。

我终于把你找到了，我总算心里放下了一件大事，对老人也有交代了。

三叔的烈士墓

隔了一天我就回内蒙了，没过多久，李来平给我打电话，说一名叫李小兵的烈士后人看了我三叔的相关报道，看到我三叔名叫崔海治，说就是他父亲留下来的诗里写的人。

我听了很激动呀，马上就和李小平加上了微信，他把他父亲生前写过的一首诗发给我。

我一看，还真的写的就是我三叔，我一开始还不敢相信呢。

我三叔连一张照片也没留下，战斗故事也没有，这首诗是唯一一点关于他的记录。

原诗是用繁体字写的，也比较潦草，总共两百多行，我当天就用简体字把它在手机上打下来：

《战士》

李中林

觉悟是甚么？

一个同志，

这是一个毫无愧色的阶级的同志，

他给我吃吃劲劲的上完了这一课。

时间过去了两年多，

那生动的事实的形影，

仍在人心中燃着不灭的热火，

那嘹亮的雄美的遗言，

又给人感觉无比的威武。

我想把这个故事写出来，

毕竟是怕把它写不好，

但我又不禁在好多的场合上，

给自己增添着新的希望！

每当看见归队来的新兵，

或者一个开过小差的战士的时间，

就把四二年的冬天，

和他最初相识的事件想起。

那时，我是一个连指导员，

将才从团里补存下的归队战士，

一个一个唤到跟前，

和他们相谈。

其中一个唤做崔海智的青年，

蹲在炕角上，

一声不响。

我喊了一声，

“谁是个崔海智呀？”

“我就是！”

他把那红肿的眼睛翻了一翻，

“你怎么当了一年兵，

倒开了三回小差？”

我无意识地想难他一难，

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

总会要点脸吧！

“我想开就开么！

这还由人？”

（嚇，这家伙，小流氓……）

斯时，心里怪恼火的慌，

“那你还开不开？”

他故意刺激人似的：

“走的看吧，

那可不保险！”

谈话不愉快地结束。

我坐在锅台上，

倾下头，用火光照着新战士登记表，

一张一张地看，

这些表，

一点也没有帮了我的忙。

把表扔到桌子上，

忽地想起个班长，

也是岢岚石塘沟跟前的，

找来问问，

许能知道些情况。

不然，

事情还是困难，

他只是犹疑地说：

“这个人怕待不住。”

弄的那天，直思索了半个夜晚。

愚蠢的无能的思想，

对我笑了笑，

这又要你填一张逃亡的报告了，

简直是想的有些不平和气愤，

跑就跑了！

但是要知道为甚么跑的哟。

……不行，

总得和这家伙谈个精明！

起初，我们谈了几次，

年青人只痛苦地笑笑，

“当兵倒对啦，

要我说什么哩”，

有时我热情地，

坚持着要他说的时候，

就有些发火的样子，

“没说头，

说也不顶事。”

后来不知怎的，

慢慢地，我也就不那么固执的，

要和他急于谈清楚这个问题，

只是有一种感觉：

他虽不向你说你要知道的事情，

但他却一天天愿意和领导上接近。

这样，至少给我一个放心，

不会一下就跑了的呵。

一天，他和我说：

“不在步枪班行不行？”

“有什么意见吗？”

“大的问题倒没有，

我打手榴弹打不远，

不如扛个筒筒吧！”

这个新的调动，

他表示了欣喜和用功，

不出两个月，

团里实弹射击，

小伙子三弹两中。

获得了优等射手后，

我又和他谈：

“你该和我说了吧！

你心里究竟怎么回事情？”

这一次他没烦恼：

“说那干甚，指导员，

教我识字吧……”

四四年我们在岢岚山开荒，

他从劳动突击队里竞赛回转，

见了愉快地问我：

“你看我现在怎么样？

脑子有点改变了吧！”

军区练兵回来，

他带着模范学习者的奖章。

我们两个人，

赶队到前面，

一路上说说笑笑。

“指导员，我的思想，

可是有点样子啦！”

大路离他家十里路，

我问他：

“回家不回？回的话，

今天就住在你的家。”

他把头扭过去：

“不，咱们赶回连里去。”

弄的人有些诧异。

“你这个人！”

他看到我有些生气。

“说实在话，

我哪儿有家……

不是我不想回去……”

每当给一个同志填写入党志愿书的时候，

就把五年前，

岢岚十字墕的大山想起！

炎热的太阳，

晒得山色发红，

枪皮发红，

人的颜面发红，

山上是干燥的道路、土岗，

地里是艰辛的耕耘和呼喊。

空气，眯住眼看出去，

煞像锅炉里冒出来的滚动的热流，

这时才真正会感觉到生活是非凡的奋斗！

我们坐在一个高峁上，

他指着山下的一个小村：

“这就是我们村里，

早年从保德崔家湾，

搬到这石塘沟里，

从小我没有别的，

只有一个老母亲，

我要不在家，

她就得受饿受冻，

我知道她，

现在不会在这穷家里，

要到姐姐家里去的。

在前，我总没这心劲当兵，

当上一辈子兵，

还不是受穷……

现在思想大大不一样，

我们有的是好日子过。

当兵是革命，

一年不行、二年、三年、五年……

我总要叫我的母亲好活上几天！”

年青人说的是那样坚决自然。

谈完这段话，

他兴奋地站起来，

“咱们该走了吧，指导员！

你不是老问我吗？

这就是我的思想，

你看我怎么样？

从前没想通的时候，

我不愿意和人谈，

今天，我把它讲出来，

是我想和你请求，

看我能不能加入共产党。”

看见那热烈的赤红色的面孔，

和那红肿的眼睛和嘴唇，

叫你感到说不出的亲切激动！

填完表的时候，当晚，

他笑着向我讲：

“再给我母亲写封信吧！

说我现在不想她，

有咱们的政府和村里的群众，

等的革命成了功，

我总能叫她好好的活上几年。”

当烟尘黏身，

火药味刺得人兴奋，

火光燐星四溅，

战斗的人群，

正在给敌人以致命打击的时间，

我想起我们勇敢的同志——

战斗突击队员！

他曾在晋北作战中，

带领两个班，

奋战了一夜，

攻下宁武车站。

战后，这被人们喜爱的英雄，

担负了政治指导员。

不能忘记，

从四五年到今天，

战斗是以非常紧张热烈的程度进行下去！

未亲身走在这行列的人们，

自然会惊叹：

胜利来的那样迅速急转！

在战争的年月里，

有的战士，一次，两次，多次，

甚至会战战负伤。

刚刚被搁出这个行列，

但他马上又跑回到中间，

有的战士则是寸肤未裂，

一直在顽强地作战。

崔海智同志，

就是这样一个在无数次的炮火中，

安然无恙的一员。

汾孝战役，

攻克孝义的那天，

战斗刚刚进行了一半，

我即不幸地躺在了担架上，

战后，他跑来看我，

别人和他开玩笑：

“你还没有死呀？”

他快活地和我讲：

“你走呀，

大概快回来吧？

放心，不要紧，

保险打不死我老崔。”

我却有心地安顿了他一番：

“海智，不要太粗心了。”

住在熙攘的医院中，

天天通讯员在村口，

会看到新来的伤兵。

第五天下午，

小鬼跑回来告诉：

“崔指导员也来了！”

愁烦的心惊跳了起来，

“伤重不重？”

“不轻……”

半个月过去了，

我的伤迅速地愈合。

天天和他坐在一块儿，

他老是悲苦烦恼。

“我看我不中用了。”

那瘦弱惨黄的身体，

躺在炕上一动不动，

只是那红肿的眼睛，

常冲着人注视，

蕴藏着无限的活力、热情。

到夜晚的时候，

他不禁奇怪地问一问：

“明天你不走吧？”

一天，我难过地告他到：

“今天我就走。”

一句话没说，

他闭住眼，

泪水流在了苍白的脸颊上。

这样挨了五天，

前方送来信，通知他，

孝义战斗荣获了功劳状和英雄奖章。

我递到他手中，

他连我的手紧紧地握住：

“你走吧，我不留你，

何必要你看的我——死。”

过去我们常拿这个字，

在战斗中随便地说，

今天，一个年青的二十二岁的最好的同志，

他庄严的从容地吐出这个字，

但在他说完这个字后，

就再没有流泪，

又重新睁开了那热红的眼睛，

我从这一双热情的眼里，

看得到他那更加热情的心！

这时谁都不能伤情，

因为一个战士即使死了，

他那生命的活力，

会从他的心中，

跳到同志的心中。

他兴奋地对我说：

“你看我成了这个样子，

我的心可是不想死，

我在想，

一个党员死了，

老百姓给他立上一块碑，

上面写上他的名字……”

呵！

时间过去了两年半，

他那雄伟的遗言，

却像块碑石一样，

竖立在我的心间。

但我常常感到不安，

这阶级战士的名字，

还没有在广大的人们的心中，

滋生无比的力量。

一旦，

在祖国的大地上，

在他的家乡，

在高高的山上，

耸立起一块碑石，

上面写着：

“人民解放军的战斗英雄

中国共产党员崔海智之墓！”

日日夜夜！

千年万年！

我请那永恒的星月和太阳

照耀着它放光！

（1949.7.1日写于陕中醴泉张家村。

纪念党的二十八周年。）

李小兵的父亲李中林，跟我三叔同年，山西汾阳人。

他是1937年10月参加的八路军，第二年入了党，跟我三叔在一个部队里待过，又先后在汾孝战役中负伤，住进了南村后方医院。

李中林受的是轻伤，休养半个月后又上了前线，而我三叔伤重不治，牺牲在这所医院了。

后来李中林还参加了抗美援朝，任志愿军第一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53年6月26日在敌机轰炸中壮烈牺牲。

我把这首诗转给了吕梁退役军人事务部的人，这件事在当地又引起了一阵轰动。

我也联系了三叔老家保德县那边，希望县里能有个记载，也算是为我三叔留下点东西吧。

李小兵还给我发来过很多图片，说看看里面有没有我三叔。

我哪能认识啊，都没有见过。

消息一来都赶一起了。

后来我又在中华英烈网岢岚县那里突然发现了我三叔的名字，就是他牺牲的那个县。

上面名字是对的，村子也是对的，但三叔牺牲时是副连长，上面写的是战士，牺牲的时间也错了。

这也是难免的。

我几经周折联系上了那边的人，现在已经改过来了。

最近两年，想着对三叔了解太少，我联系上了三婶后来的家人。

才知道她在1998年，也就是我第一次回老家的头两年就去世了。她改嫁后又生了三个姑娘，还收养了一个儿子。

三婶生前曾跟大女儿提起过三叔的事，说当年三叔牺牲后，是奶奶说不能耽误她，督促她改嫁的。

还说，都说“女大一岁好活一辈”，她就比三叔大一岁，结果三叔牺牲了，也没咋“好活”。

我们老家附近几个村子离得都近，几里地，三婶有时候路过我们家窑洞门前还会跟大女儿说，这就是崔家的窑洞。

那时候里面已经换了人住了。

找人总是需要一点巧合的。

但我相信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部队的两封回信，在崔家人手里一代接一代地传递着，最后才能找回三叔的遗骨。

而李中林烈士留下的这首叙事长诗，更是寻找中的奇迹。

处理文章的过程中，我最纠结的就是这首诗。

几百行的短句排版出来太长，影响整体阅读观感，但我又不想转述，这首诗写得太好了，里面的感情自然流露，年轻烈士的形象瞬间立体起来。

这长诗，无论如何转述总是会差些意思的。

所以我们最后还是选择保留了全诗，总觉得它才是这篇文章的正文。

如果朋友们刚才没仔细看，可以倒回去再读一下：

“当兵是革命，一年不行、二年、三年、五年……我总要叫我的母亲好活上几天！”

这是只有那个年代的小战士才说的出的话，也只有从他们口中说出来才知道这句有多么沉甸甸。

编辑：佳汇 霞姐

图片来源：口述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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