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八年，中国面对的威胁来自多方，但有两次令蒋氏感到巨大威胁的战役却发生在宜昌和桂林柳州一带。这两次战役的共同点在于，日军成功占领了可以作为进攻重庆前进基地的要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日军来势汹汹，但由于后继无力，这两场战役的结局却显得雷声大雨点小。

在豫湘桂作战后期，日军对独山和都匀的进攻引起了蒋氏的惊慌。尽管形势尚未对日军完全不利，但蒋氏却考虑将指挥机构从重庆搬到西康省小城康定，使得战略定性受到质疑。在战争时期，设立第2、第3指挥机构是合理的，但蒋氏却表现得过于惊慌，甚至有放弃大本营的念头。

具体到豫湘桂作战的实际情况，1944年8月9日，第十一军高参岛贯武治认为继续向西推进至永州是当务之急。然而，与之不同意的日本中国派遣军高参天野正一主张休整，并考虑如何对付即将登陆的盟军。在岛贯武治和天野正一的分歧中，第十一军参谋长中山贞武提出了一个妥协的方案——将第十一军升格为方面军，由横山勇担任新成立的第6方面军司令官，解决了指挥层的问题。

然而，事态的发展并没有按照计划进行。横山勇在未等冈村宁次赴任的情况下，违抗命令先发制人，进攻柳州。这引起了冈村宁次的不满，他被畑俊六挑中出任新成立的第6方面军司令官，而横山勇却没有得到升官。这一系列的人事变动和决策失误使得豫湘桂作战的指挥层充满了混乱和不确定性。

在接下来的战役中，日军对宜山和柳州的进攻引起了局势的迅速变化。尽管冈村宁次曾下令第十一军不再向宜山派出部队，但命令未及时传达，导致13师团和第3师团在未得到冈村宁次的允许下向宜山前进。这一混乱的指挥导致了日军内部的矛盾和对外作战的不利局面。

在柳州和桂林双双陷落后，豫湘桂作战逐渐接近尾声。畑俊六和冈村宁次意识到日军不宜再向西进攻，应该收拢部队，以防备盟军可能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然而，由于指挥层的混乱和决策失误，日军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仍然试图进攻宜山地区。

在进入贵州的过程中，日军不仅面临着后勤补给线的问题，还遭遇了道路狭窄、湿滑和野猴袭击的困扰。由于进攻过宜山，日军解决了士兵的冷暖问题，但山区的道路情况和野猴的袭击使得他们付出了艰苦的代价。在这一过程中，日军不得不依靠水果解决饥饿问题，而道路狭窄和湿滑使得行军变得异常困难。而野猴群的石块攻击更是使得日军在山区行进时倍感压力。

与此同时，贵州方面也做好了迎战的准备，蒋氏派遣何应钦回乡组织迎战，并任命汤恩伯出任湘桂黔边区总司令，调动各种运输工具将部队调进贵州。在重庆和贵州局势危急的情况下，日军遭遇了出其不意的麻烦。

综合而言，豫湘桂作战期间的种种混乱和决策失误使得日军在进攻中付出了沉重代价。指挥层的混乱、内外交困的状况以及山区特有的困难让这场战役充满了曲折和无奈。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方面的坚决抵抗和及时准备也对日军造成了意外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