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5月，黄埔军校迎来了它的第一批学生。

恰逢蒋介石升任校长，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在面对国民党支部负责人的问题上，动起了歪脑筋。

他下达指令：“各分队党小组长由校本部指定。”

言外之意，这些支部的小组长都由我蒋介石指定，进退与否，未来都是自己的亲信。

本应通过选举产生的负责人，在蒋介石威压之下，没人敢出声反对。

但此时一位诸暨学子站了出来。不仅直言此举违反中山先生“以党治国，以党治军”的原则，更是斥责蒋介石的行为不符合党组织法，应当自主选举才对。

面对如此话语，蒋介石自是怒不可遏，但一贯狠辣的他，却在这件事步步退让。

先是“主动收回报告，不予追究”，再是“三天写悔过书，从轻发落”。

而无动于衷的学子在面临退学威胁，仍不退缩，甚至惊动广州的军校党代表廖仲恺来校规劝，只为留住他。

这位“冒失”顶撞蒋介石的学子究竟是谁，他为何被众人如此惜才？蒋介石的一次强硬，换来一个一生的敌人。

面对新生的顶撞，蒋介石怒却内敛，心里像忌惮着什么。

何应钦和廖仲恺轮番上阵劝说，可这位诸暨学子始终不肯低头。

为了最后的尊严，蒋介石责令其退学，可放走的是专制的枷锁，解脱的是自由的灵魂。

一个和蒋介石较劲一生的人，就此诞生了。

他就是宣侠父。

1899年，伴随着凛冽的寒风，宣侠父出生在一个贫困知识分子家中。

父亲宣铁珊怀才而不遇，在儿子宣侠父的教育上，宣铁珊可谓是耗尽心血。自己无法企及的高度，定要让儿子去攀上一攀。

因此，无论才学还是谋略，宣铁珊教起来都不遗余力，宣侠父也成长为样样精通的奇才。旁人看来，这哪是一个孩童，分明是个要以身入仕的学者。

1916年，宣侠父走上求学之路，向着心中的目标不断前行。

四年后，他以第一名极其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浙江水产学院官费留学日本的资格，考入北海道帝国大学。

在留学期间，新思潮如泉涌般扑向他，其中有关马列思想的书籍，更是宣侠父求知若渴的对象。

他深刻认识到，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中国才有生的希望。于是他抛弃旧思想，积极加入反帝反封建的浪潮，虽远在千里外，却依然跳动一颗爱国心。

当时正值北洋政府统治，对于这样先进而又反动的思潮，一律采取抹杀。

于是，浙江水产学院停止提供学费，远在日本的宣侠父暂时不具备挣钱的能力，这也就意味着求学之路就此中断。

纵有万般无奈，却一直不愿低头，或许这就是宣侠父性格的真实写照。

明知求学之路被扼死，但依然不向封建势力屈服，有自己的态度，而不是成为帝制的爬虫。

1922年，宣侠父放弃学业回到杭州，但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中断学习竟意外般成就了他。

现在的宣侠父，一腔热血投身革命事业，他要为救中国踏出一条路来。

次年，他正式加入由我党领导的中国共青团，从事革命活动。同年，宣侠父通过我党的考验，正式成为我党最早的一批党员。

宣侠父的出色表现，国共两党都看在眼里。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在双方撮合下，宣侠父顺利进入黄埔军校学习，而他也成为国共争抢的香饽饽。

但开学仅两个月，就看到蒋介石滥用私权，企图网罗第一批亲信，这样的所作所为，令宣侠父感到不耻。

他不怕所谓的权力，站出来为不公发声，蒋介石盛怒却爱才，多次隐忍只为留住宣侠父。

可专制的捕网怎能束缚一跃龙门的金鲤，广袤的政治海洋才是他们的归宿。

于是，宣侠父留下“大璞未完终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十四字真言后，便头也不回的离开黄埔军校，去追求真正的未来。

1925年春，宣侠父迎来了属于他的新工作。他被派遣到李大钊处，协助其革命事业的发展。

李大钊不仅惜才，还会用才。对于宣侠父这种一心奉献革命的积极分子，一线永远是他的归宿。

经李大钊介绍，宣侠父以国民党特派员身份来到冯玉祥身边，一边做冯玉祥的政治宣传工作，一边秘密开展共产党的地下活动。

当时，冯玉祥遭受排挤，军队从张家口迁至西北地区，因此部队又叫西北军。

宣侠父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发觉冯玉祥正在经历危机。几次“亲密”的酒桌交谈下，冯玉祥说出心中苦衷，部队西迁，实力下滑，生逢乱世怕是自身难保。

他知道，机会来了。

当即以苏联十月革命为例，讲解列宁的队伍是如何以小博大，以弱胜强，倘若向这样的部队学习，实力的成长将难以预估。

冯玉祥感觉遇到了知音，“我怎么没想到”念叨个不停。

第二天就和苏联共产党洽谈，军官大批派往苏联学习，部队也采用苏联模式，革除旧习，以严明的纪律治理军队。

宣侠父也趁此时机，积极开展训练班，大范围结识西北军军官，传播革命思想，把马克思主义教授给尽可能多的西北军。

在当时的西北军中，多数人对革命不报有信心，江山易主和他们没有关系，乱世苟活才是人生信条。

这就导致革命思想难以传播，反而西方的基督教思想盛行军中，牧师数量并未减少。

面临这种情况，宣侠父没有退缩，而是主动和冯玉祥交谈，尝试改变其看法。

在一次对话中，冯玉祥大肆表扬甘地主义，直言其拯救了印度，自己也要效仿。

可宣侠父却不认可，他反驳道：

“甘地主义在印度，就如同三民主义在中国，都是领导人民思想的旗帜。或许印度适用甘地主义，但中国绝不适用。

中国与印度不同，主权尚在，主动谋取地位才是上上策，若是像印度一样不作为，多少豺狼虎豹在暗处，怕是要家破人亡！”

一番话语，点醒冯玉祥，也让他深知革命思想的重要性。

从那之后，西北军中再无牧师，革命思想得以渐入人心。

事实证明，李大钊没有用错人。在宣侠父的政治动员下，我党在西北军中取得了十分优秀的政治局面，可以说是大获成功。

而宣侠父的厉害还不止于此，一次偶然的相遇，竟拯救了甘南藏民。

1925年10月，黄正清带领10人，组成藏族代表团，前来兰州上告，向刘郁芬揭发军阀马麒的滔天恶行。

恰逢宣侠父也在，在听到马麒屠杀7000余名藏族僧俗，焚烧30多座寺庙时，心中的怒火按耐不住，决定亲自处理这件事。

1926年，宣侠父以甘肃督办代表的身份前往甘南，调查描述是否属实。

一路上途径了岗岔寺、白石崖寺、多合寺、阿木去乎寺、西仓寺、参智寺等寺院和村庄，深入甘南草原藏区各部落，亲眼目睹了军阀重创下满目疮痍的拉卜楞藏区。

宣侠父回到兰州后，以极短的时间起草《甘边藏民起诉国人书》，把所见之疮痍和军阀罪行统统罗列其中，供世人阅读。

不仅如此，宣侠父还依靠自身影响力和极为广泛的关系网，把这篇文章源源不断输往全国各个角落。

一时之间，全国上下都在讨论甘南藏民，其影响力之大，令军阀马麒深感不安。

后经多方努力，马麒被迫退出拉卜楞寺，结束了军阀对甘南藏民的剥削和压迫。

宣侠父的政治能力和作为，绝非需要黄埔军校的证明。

相反，离开了黄埔，就像当初离开了日本，他没有被学习绊住脚步，而是在广阔的政治天地，以实践来施展自己的拳脚。

离开黄埔，让他获得日本后的第二次新生。

随着局势的发展，宣侠父在西北军已经能独当一面。

1926年9月，冯玉祥和北伐军相呼应，讨伐奉军。

为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宣侠父在兰州开办政治训练人员养成所，自任教务主任，为西北军培养政治人才。

我党在西北军政治局面一片大好，却不料巨变却意外到来。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同时冯玉祥也倒戈于蒋，像宣侠父这样的积极分子自然无法再跟随下去。

此后宣侠父的政治活动开展可谓十分艰难。无论是农民运动还是地下工作，都被敌人觉察。

甚至一次地下工作才开展三个月，就被冯玉祥发现，并迅速抓捕归狱。

后来，冯玉祥和蒋介石翻脸，我党才有机会在其中周旋，得以营救宣侠父。

后面的工作几经波折，张家口，上海，香港，这些地方都留下他作战的痕迹，为了革命事业的成功，宣侠父是一个执着而又拼命的人。

在抗战时期，宣侠父经常游走在白区，凭借广泛的关系网，积极宣讲抗日统一作战思想，让国军将领认识到，不止要抗战成功，更要革命成功。

潜移默化间，似乎很多军队疆良以及高官动摇了信念，这让蒋介石十分惶恐。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一时强硬，竟换来一个一生的敌人。

多次高薪利诱，可宣侠父却嗤之以鼻。蒋介石感到一阵莫名的害怕，他害怕这个曾经的学生，毁掉自己所创造的一切。

1938年4月，蒋介石手谕蒋鼎文“将宣侠父秘密制裁”。

这一次，蒋校长要输给他的学生了。

对于宣侠父的刺杀，是有些棘手的。他的行动轨迹很容易摸透，只去三个地方：八路军办事处、蒋鼎文公馆和位于西安北大街通济坊5号的居所。

前两处难以下手，只有住所和途径道路是最优解。

但宣侠父常年在外奔波，经常几个月不着家，这让杀手也摸不透宣侠父到底在哪，因此刺杀迟迟未能成功。

终于在等待四个月后，一个机会来了。

7月31日，宣侠父受邀出任篮球赛裁判。比赛结束后，杀手趁警戒松懈，把宣侠父绑架杀害，乘坐的汽车被拆散成零件，尸体扔下枯井，用土填平。

一个活人就这样人间蒸发，没有留下一点凶手的证据。

在宣侠父失踪后，我党立刻引起重视，林伯渠亲自调查，质问蒋鼎文。

蒋鼎文却矢口否认：

“正是国共合作、一致团结对外之时，我们怎么会动共产党的人呢？”

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最终在周恩来的施压下，蒋介石承认是自己所为。

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时，我党专门为宣侠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可遗体迟迟未见。

直到1963年，一位杂货铺老板被抓，原来是当年参与杀害宣侠父的特务，几经审讯才交代宣侠父被埋下枯井，现在可能尸骨无存。

对于宣侠父的死，实在是小人之举，君子陨落。

宣侠父不会向蒋介石低头，他可以被杀死，但他没有被打败。

宣侠父死在了革命最激烈的年代，或许这就是他的遗憾。

英年早逝让他不为后人所熟知，但我们应该知道，在历史上有这样一位英雄人物，他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终身，在最美的年纪逝去芬芳。

愿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被世人铭记，一个不忘记英雄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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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晨曦】

【编辑｜长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