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眼顺风耳，这则古老的传说流传至今。
在中国民间故事中，这两位角色始终让人充满了好奇和想象，他们可以观察远方的景象，能够聆听到远处的声音。
而毛主席身边就有这样一位神人，他弃暗投明，屡建奇功，捣鼓捣鼓一堆破机器，就能不上战场赢得胜利。
毛主席多次惊叹：“我们红军拥有的这位千里眼顺风耳，可谓是红军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啊！”
此人就是“红军无线电通信鼻祖”，王诤。
他是我国无线电通讯与侦察、邮电事业、电子科技工业、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开山者，是难得的专家型高级将领。
李先念同志也曾评价王诤：“半部电台起家，一生征战为民”，这句话也是王诤将军一生最直白的写照。
那么他到底是怎样的千里眼顺风耳呢？下面来一起看看他的传奇一生吧。
壹：俘虏兵改名换姓迎新生1930年的龙冈大捷中，我方红三军在红四军第十一师的配合下，迅速占领隔壁关公庙，俘虏许多电讯人员，缴获各种武器近万件，电台一部，子弹百万余发。
而师长张辉瓒则狼狈地逃往万功山，红军立刻开始搜山。
不久，就有人发现一个山窝里有个长着杂草的土洞，貌似躲着一个人。
“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士兵们大声喊道，这才从有个人战战兢兢地走出来，正是张辉瓒！
张辉瓒被活捉的喜讯很快飞遍龙冈，百姓们一传十，十传百，奔走相告。
毛主席难掩喜悦之情，挥手作词：“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这是我军第一次全面胜利的反“围剿”，战果非凡，还意外地缴获了一部被炸掉半边的通信电台。
常言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秋，不可不察也。
如此一看，革命时期的信息传达，可谓是迫在眉睫。
奈何当时红军队伍中战士多为农民、工人出身，熟练运用无线电对他们来说可谓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身为红军参谋部部长的郭化若望着主席一脸愁容，主动要求去游说那一批被俘虏的通讯兵。
郭化若在给他们进行政治教育时，惊喜地发现共同在黄埔军校通讯科学习的同门师弟，吴人鉴。
他激动地上前一把握住吴人鉴的手，恳求道：“师弟，你我曾兼有同胞之谊，你是否愿意留下来？”
吴人鉴本就对张辉瓒的行为所唾弃，在郭化若的劝说下，最后决定留下来，帮助我军发展通信技术。
郭化若连忙拉着吴人鉴来到毛主席面前，激动地说道：“这就是我说过的，那位被顾问冈恰洛夫中校称赞过的师弟，吴人鉴！”
毛主席心中大喜，“有了你，我军的无线电技术就不愁了！”
朱德也热情地说：“你们努力从头搞起，虽然红军现在只有半部电台，但凡是敌军有的，红军也一定会有。革命事业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
吴人鉴本有些不适应身份的转变，可与相互扶持、踏实淳朴的红军们相处了一段时间后，他终于下定决心跟党走。
他甚至要求更改姓名，以“诤言笃信，刚直不阿”中的“诤”字自勉，正式更名为王诤。
1931年1月6日，在红军总参谋处，王诤、刘寅等无线电通信人员终于将那半部损坏的电台成功修复，红军第一部电台诞生了！
从此，红军开始进入运用无线电通信技术的辉煌时期。
贰：通讯双骄初立通讯奇功“在战场上，有时候情报要远比战斗更加重要。”
这句话深深地烙印在王诤的脑海当中，为此他不辞劳苦，夜以继日地研究通信电台。
皇天不负有心人，中央军委电讯队在瑞金成立后，毛泽东、朱德亲自任命王诤为队长，且对他高度信任。
也正是因为党组织的信任，王诤倾囊相授，为党培养了许多无线电技术人员，在此后的多次反“围剿”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而深得王诤真传的刘寅，也是难得一遇的通讯人才。两人亦师亦友，将毕生都奉献给了我党的通讯研究事业。
1931年1月6日，位于宁都县小布镇龚氏家庙，中央红一方面军架起了党的第一部无线电侦察台。
窄小的房间内，王诤细心调修着电台，刘寅在室外高高架起接收天线，接通电源后，王诤屏息凝神地拨动了电台开关，瞬间就听到耳机发出了唧唧响声。
这阵阵清晰又振奋人心的电波声，似乎在向红军们大声宣告：红军的第一部电台诞生了！
我军的第一次架台，因为王诤、刘寅等人的努力，成功侦听到了上海路透社和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毛泽东开怀大笑，“原来这就是没有纸的报纸啊！”
从此以后，王诤和刘寅利用一开始的这“半部电台”，抄收新闻时政的电稿，及时传给红军领导人参考，这也是现在新华社的《参考消息》的雏形。
话又说回来，让我们先回到1931年4月，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
当时双方力量悬殊，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周旋许久，依旧没有捕捉到有效战机。
面对这次小心行事的敌人，毛主席等人可谓是焦虑万分，彻夜难眠。身为无线电队长的王诤，更是大气不敢喘，仔仔细细地监听着对方的动静。
某一日的黄昏时分，这个通讯社所在的房间，终于打破了紧张压抑的氛围。
原来是王诤听到一串特别的电码，凭借特殊的抄录方法，截获了至关重要的情报。
国民党军第三十四师公秉藩师部向该师驻吉安留守处发了一组电波：
“我们现驻富田，明早出发。”
吉安台问：“到哪里去？”
师部电台答：“向东回去。”
而情报中国民党要去的东固，正是红军总部的所在地。
这份十万火急的情报被第一时间送到了毛主席和朱德手中，两人连夜调动部队，集中火力兵力，在敌军必经处设好了埋伏圈。
5月16日清晨，天还蒙蒙亮，满山雾气环绕，刚进包围圈的国民党部队被打得措手不及，经过十五天的激烈混战，红军顺利地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这场战斗打得十分漂亮，红军都在传毛主席的用兵如神。
在红军庆祝大会上，毛主席高兴地说：“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多亏了王诤和刘寅两人的千里眼、顺风耳！我军有了克敌制胜的大法宝啊！”
而之后红军的第三次反“围剿”中，王诤利用之前缴获的许多电台，和悉心培养的众多无线电报务员，逐步实现了红军各个师的“联通”，为我军的胜利创造了时机。
叁：通讯之王“豪码”巧破内争在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中，通信班的一名报务员捕获了一则加密电码。
通过多个小时的研究，王诤发现这是其内部的作战指令。
其密报内容，就是要求趁红军主力更换力量部署时，迅速清缴赣南地区的共产党员。
这立刻引起中央的注意，于是立即连夜对赣南地区的部队和民众进行了转移。
在国民党清缴部队到来之前，我方军队顺利完成了转移工作。
1934年，王诤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而我党也此时开始了漫长又艰苦的长征。
在长征中，王诤担任了红军总司令部电台大队长、无线电总队总队长，直接编入军委直属纵队。
有一次行军中，国民党的敌机多次轰炸扫射，导致红军损失巨大，王诤为掩护战友身负重伤也陷入了昏迷。
待王诤再次醒来，红军也进入了贵州山区，他这才知道多名战友为了护送他平安渡江，牺牲于途中。
王诤深知自己责任重大，任职中央军委通信联络局局长后，他更是倾尽全力去发展我党的通讯事业。
由于“左倾”错误，我党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席也被免去职务。
而王诤总是想方设法搞点香烟、牛肉干或其他物资，派自己的警卫员悄悄送给毛主席。
王诤因身份原因不便将电报原件传给毛主席，但总是巧妙地将重要的军事动态写在香烟纸上，派亲信私下递给主席。
1935年，遵义会议后，王诤为了及时准确地为我党提供各方情报，经常加班忙到深更半夜。
王诤乐此不疲地破解敌军的各种加密电报，常常废寝忘食，就算是彭德怀送的粮食，他也全部分给了他的部下。
大家都知道，张国焘在长征途中企图分裂，另立中央。
他暗中计划先调兵遣将，带着自己最精锐的部队，扣押中央首长。
张国焘瞒住徐向前等负责人，独自发电报给驻毛儿盖以西的红四方面军，要他们火速行军，逼迫红一方面军暂时扎营待命。
当时周恩来问王诤，“你觉得张国焘真的同意北上抗日吗？”
王诤会心一笑，果断答道：“他根本不想北上。”
周恩来一听，惊奇地问，“你怎么知道？”
王诤分析道：“按照分工，两个部队要行进一个星期，他所带的电台电池，可不够一星期的路程，这就表明了他根本不想北上。”
果然，如二人所料，这一切只是张国焘的缓兵之计。
幸运的是，王诤利用周恩来设计的“豪码”，发送了属于红军的电报明码。
红一方面军的电台成功捕获破解，万分危急之下两军得以顺利碰头，成功与大部队会合。
在这争分夺秒的十分钟里，张国焘企图分裂中央的密谋得以破产，红军三大主力才胜利会师。
王诤多次挽救红军于水火之中，在军中的威望也越来越高，大家都戏谑他是红军的“通信之王”。
结语：在革命年代，很多优秀的将领在战场上浴血奋战，一马当先，彪炳史册。
对王诤来说，电报就是他的武器，密码就是他的军装，他虽未上过战场杀敌，但也是毛主席的得意爱将。
周总理回忆起过往，情不自禁笑道：“王诤的指挥部，不发兵，不发枪，就天天发电报，就助咱打败了国民党。”
在之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王诤、刘寅等许多通信工作人员彻夜破解密电，为前线领导者运筹帷幄提供了支持。
王诤带领他的通讯部，破解了敌军许多重要的密电，为我军的军事部署提供了第一手的情报，数以百万字的电报，从未出过大的差错。
毛主席多次在众人面前赞叹道：“我一定给王诤发一枚最大的奖章，犒劳我军的大功臣啊！”
新中国建立后，毛主席没有食言，授予王诤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同时他也被委派为中国通信部部长，全国的通讯兵与报务员的数量也在不断扩大。
即便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我们要面对的是技术、装备远超于我们的美方，王诤更是临危受命，潜心钻研。
“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创造者是他，与美方进行电子对抗战的代表也是他，逼迫美军U2高空侦察机从此不敢踏入中国领空的伟人还是他。
1978年8月13日，王诤将军因病去世，在八宝山下葬。
叶剑英元帅亲自主持，忆王诤往昔立下的赫赫功勋，他仰天长叹：“英雄老去心犹壮，独立苍茫若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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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糕糕】
【编辑｜长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