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采访中，记者提问张幼仪，她在经历了婚姻的失败和困苦的生活后，是如何做到白手起家，迎来更光明的人生呢？

只见她莞尔一笑，答道：

“我不后悔我曾经走过的路，因为那些曾经的痛苦与困难，让我更加坚强，让我更明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或许大家知道张幼仪，是因为她是徐志摩的第一任妻子，有一段众所周知的失败的婚姻。

但其实，她还有多重身份。

张幼仪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商界的佼佼者之一，以商业才能和过人胆识，迅速崛起为一位引领潮流的女企业家。

此外，她还是中国第一个女性五星级饭店的创建者，以及赫赫有名的慈善家。

但后来有人指出，张幼仪在抗战期间大发国难财，声讨她的不良作为，更有人认为她品行不端，远远差于徐志摩以后的两任妻子。

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她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徐志摩和张幼仪的婚姻，可以说是一段充满矛盾和无奈的包办婚姻。

两人在相识之初，就因为种种原因而产生深深隔阂。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隔阂愈发严重，最终导致了他们的婚姻走向决裂。

当年的徐志摩才情横溢，文采斐然，更是风流倜傥，深受当时社会的瞩目。

张幼仪出身名门望族，家境优渥，为人端庄贞矣。却因为家庭原因，被迫与徐志摩结为夫妻。

而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幸。

徐志摩和张幼仪的婚姻，是在双方家长的包办下完成的。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种包办婚姻并不罕见，但两人家境看似相配，实则有着民商与官商的本质区别。

正是因此，使得两人在感情上缺乏了解和信任。

他们在婚后的日子里，始终无法找到共同的话题和兴趣，生活变得越来越无趣。

徐志摩是一个充满激情和浪漫的人，他渴望自由的爱情，追求真实的感情。

然而，这段婚姻让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束缚。

他无法忍受这种平淡无奇的生活，开始在外面寻求刺激和激情。

而张幼仪，虽然一直默默承受着丈夫的冷落和忽视，但内心也充满苦和挣扎。

在这样的婚姻生活中，徐志摩和张幼仪的关系越来越疏远。

他们开始互相猜忌，互相指责，甚至出现家庭纷争。这种局面，也慢慢让他们的婚姻陷入了一个无法挽回的境地。

张幼仪第二次生产时，徐志摩只托人给她带了一张字条。

“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

徐志摩的意思便是，希望两人勇敢起来，解放思想，创造自由离婚的历史。

而张幼仪，虽然心如刀割，但她知道，她已经无法挽回丈夫的心。

于是，她选择了放手，让徐志摩去追求他的梦想。

在欧洲的日子里，徐志摩遇到了他的第二任妻子陆小曼。

他们的相遇，犹如一场美丽的邂逅，让他们陷入了痴痴的爱恋之中。

而张幼仪，虽然已经离开了徐志摩的生活，但她的影子却始终挥之不去。

或许是因为在异国他乡独自一人的痛苦经历，张幼仪在后半生一直帮助女性发展自己的事业。

早在去东吴大学教授德语时，张幼仪也时时为家中的女性操心。

她的大儿子结婚之后，张幼仪便主动出钱资助儿媳深造学习，鼓励她保持自强自立。

当然，那些也只是后话了。

而徐志摩和张幼仪的婚姻，就这样在痛苦和无奈中走到了尽头。

再后来，这个可怜的女人在涅槃重生后，对徐志摩也只剩下了感谢。

“我要为离婚感谢徐志摩，若不是她与我离婚，我可能永远没有办法找到我自己，也没有办法成长。他使我得到解脱，变成另外一个人。”

他们的故事，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段永恒的悲剧。而这段悲剧的背后，正是那段看似门当户对实则大相径庭的包办婚姻。

有人说，张幼仪与徐志摩失败的婚姻，不仅仅是家庭背景下的对立，还是两人爱国价值观的南辕北辙。

还有人说，虽然离婚后的张幼仪生活窘迫，一个人抚养两个孩子，但她在哥哥的救济下，在商圈里混的风生水起。

一个女人在异国他乡，刚生下就被逼着签了离婚协议。

张幼仪当时的处境和心情，是旁人不能体会的。

但从他们的视角看来，也正是这个原因，张幼仪预测到战争中有利可图，为了生存而选择发国难财。

比如，部队的扩编和改编迫在眉睫，需要统一的军装的，尤其是颜色要统一。

于是，张幼仪就把目光盯在了染料上，拿出了大量资金囤积了一大批军装要用到的染料，然后以高出成本几十倍的价钱卖出去。

紧接着，张幼仪又把目光盯在了军装制作要用的棉花上。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华北成了主战场，作为当时中国棉花的主产区，这严重影响了棉花的生产。

华北沦陷后，整个华北的棉花都被日军抢占，这就造成了全国的棉花紧缺。

可张幼仪并不在乎部队是否有棉衣过冬，更不在乎捐出棉衣的普通百姓的死活。

她看到的，仅仅是先前囤积的棉花即将给自己带来多大的一笔财富。

在染料、棉花上各大赚一笔后，张幼仪又开始囤积黄金。

当时，中国对外购买装备和战争物资都要支付外汇，作为硬通货的黄金和白银就成为了交易的主要货币。

张幼仪的眼光是有的，她再一次斥巨资囤积黄金，转手高价卖掉，贪婪地捞取了许多财富。

在某些人看来，张幼仪本身就没有家国情怀，而且还利用家族的政经资源，在国家遭遇危难的时候大发其财，变相资敌。

然而，关于她是否发国难财的说法并不属实。

张幼仪在抗日战争期间参与抗日救亡运动，与丈夫黄兴共同组织“妇女抗敌后援会”，致力于动员和组织妇女参与抗战工作。

她积极宣传抗战思想，号召妇女们为国家的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还亲自带领妇女们参与抗日义勇军的训练和战斗，为保卫国家的独立和尊严做出巨大努力。

不仅如此，张幼仪也为女性运动做出重要贡献。

她倡导妇女的平等地位和权益，主张女性应该有自主权和独立思考能力。

通过发表演讲、撰写文章等方式，呼吁社会关注女性问题，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那么话说回来，传言她在抗战期间大发国难财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张幼仪在抗日战争期间的生活和事业并不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进行的。

她在商业活动积累下来的大量资金，其实大多都捐献给抗战事业。

并且，张幼仪在战争期间的生活和事业经历，也受到当时社会环境和政治背景的影响。

此时，中国正处于战乱时期，物资匮乏，物价飞涨，许多人趁机发国难财。而张幼仪并没有参与到这种不道德的行为中。

她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为自己和家人争取到了更好的生活条件。

总之，经过各方资料查证，张幼仪在抗日战争中并没有发国难财，而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抗战事业做出属于自己的贡献。

在当时那个时代，婚姻是人生中的重要一环，但并非每个人都能在其中获得幸福。

张幼仪的婚姻经历并不顺利，但她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相反，她选择了面对现实，勇敢地走出阴影。

没有被失败的婚姻所击倒，也没有被“发国难财”这些不实之词所击垮，而是选择坦然面对。

她通过实际的行动与付出为自己洗清了冤屈，证明自己的清白。

同时，张幼仪并没有因为个人的困境而沉沦。相反，她投身于公益事业，为女性解放运动提供帮助和支持。

张幼仪在自己的日记中指出：“抗战不仅是爱国，更是文化救亡。”

对于后人对张幼仪“发国难财”的指责，我们更需要深思。

张幼仪曾进入东吴大学教授德语，并开办了上海榜首家服装公司——云裳服装公司。

之后，受聘现在位于上海南京东的女子商业储蓄银行，也是她叱咤风云、施展才华的地方。

身为银行的副总裁，她每天准时上班，从不迟到。“有主见、有主张、且相当主动”，是公司职员对她的最大的评价。

张幼仪凭借自己的勤勉和严格，再加上家中长辈的帮扶，很快就在金融界风生水起，大获成功。

然而，在困境之际，她也以自己的方式，将获得的大量资金投入救助伤病、抗击侵略的行动中。

组织各种赈灾、救济和募捐活动，将所得物资送到前线用于救助难民、伤员和战士。

她多次亲自前往前线与战士们会面，慰问伤员，鼓励士气。

她深知士兵们的辛苦和牺牲，通过日记、信函等方式记录下他们的事迹，传递给社会大众，唤起更多人关注并支持抗战。

然而，后人却过度强调了她的商业成功，对于她的无私行为选择性忽视。

回顾张幼仪的生平，她的救助伤病和支持妇女运动的善举，无疑应该受到更多的重视与赞美。

对于某些人认为张幼仪发国难财的观点，我们是否应该理清事实，批判此观点的片面性呢？

后来，张幼仪的侄孙女张邦梅花费了很多年，将一个真实、有主见的张幼仪写入了历史长河：

一个生于旧中国敢于反抗裹小脚的女孩，一个离婚后独自抚养两个儿子的母亲，一个出色有道义的企业家，一个极富责任感又上进的女人。

梁启超在《谈徐志摩》一文中也曾谈到对张幼仪的评价：

她沉默地、坚强地度过她的岁月，对丈夫的责任，对夫家的责任，对儿子的责任——凡是尽了责任的人，都值得尊重。

张幼仪对侄孙女张邦梅说：

“我生在变动的时代，我有两副面孔，一副听从旧言论，一副聆听新言论。

我有一部分停留在东方，一部分眺望着西方。我具备女性的内在特质，也有男性的气概。”

忆往昔，张幼仪离婚之后，为了生存和尊严，她开始努力学习新世界里的一切。

她自己曾说：“我一向把我这终身当作两个时期：‘德国前’和‘德国后’。去德国早年，我凡事都怕；去德国往后，我一无所惧。”

是当我们全面、客观的去看待张幼仪，毋庸置疑，她得到了世人最大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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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糕糕】

【编辑｜长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