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投资领域出版一本新书往往需要作者做一些有关的解释和声明。由于我的商业活动将在另一本面向投资公众的著作中做详细阐述,所以在此我主要是介绍一些我的个人情况,以便读者了解这本书的诞生背景。
我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新成立不久的商业管理研究生院。一年以后的1928年5月,我正式步入了商业社会。我进入了现在的旧金山克罗克-安格罗国家银行工作,并且20个月后在统计部这个至关重要的部门当上了主管,按照现在的说法,那时我的职位可以被称为证券分析师。
我在银行工作的时候,可以借机近距离观察各种巧妙的金融运作手法,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29年的秋天,此后美国经济就此步入了衰退时期。我通过观察得以确信,如果我在西海岸经营一家专业投资顾问公司将获益颇丰,这样的公司与那些微不足道的传统证券经纪商截然不同,他们仅仅知晓股票的价格,但对股票的价值一无所知。
1931年3月1日,我创立了费舍公司(Fisher&Co.),那时是一家服务于普通大众的投资顾问咨询公司,但是主要的盈利来源在于几家成长型公司的投资收益。公司业务稳步发展,接下来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此后的3年半里,我被征召进入陆军航空兵团做一些办公室文职工作,处理公事之暇,我会反思一些自己曾经做过的成功投资,而对于那些不成功的投资我更会花时间反思,以往10年我见到的别人成功或不成功的投资行为也在我的思考之列。在这种参悟过程中,一些投资原则开始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而这些投资原则和一些在金融界普遍被奉为圭臬的原则有很大的差异。
当我从部队复员之后,我决定把这些原则尽量不受其他问题干扰地应用到实际的商业环境中。费舍公司并不是服务一般大众,因为十多年来,费舍公司的客户数量一直就只有十多个,而在这段时期内,这些客户大多也都没有变过。让资本大幅增值不能说是费舍公司的主要目标,而是公司的唯一目标。我注意到过去的11年里,股价呈现出普遍上扬的态势,任何人只要从事股票买卖都能赚到可观的利润。尽管这些从事股票交易的各路资金所获得的报酬一直在不同程度上领先于整体市场指数,但我发现在战后时期全盘遵循这些原则,要比战前10年我仅运用这些原则中的一部分时有更大的收获。或许更重要的是,在整个市场处于横盘震荡或下跌的年月里,运用这些原则所获得的报酬并不比市场急剧上涨的时候逊色。
我在研究了自己和其他一些人的投资记录之后,形成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意识,也正是这两点意识促使了本书的完成。其中之一我在其他地方提到过多次,那就是想在投资中赚大钱就必须有耐性。换句话说,预测股价会达到什么价位,往往要比预测它多长时间才会达到这个价位容易得多。另一个意识就是股票市场本质上就有一种欺骗投资者的特性。如果你跟其他所有人做的事情都一样,或者是按照自己内心不可抗拒的渴望去做事,最后的结果往往会证明你的做法是错的。
这些年来,我发现自己总是需要孜孜不倦地向我管理的基金投资者解释我所采取的诸多行动背后的原因。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知道我为什么要买一些他们完全没听说过的股票,才不至于因一时冲动而从我的基金撤资,这样我才能有充裕的时间让股票通过市场价格来证明我的买入是正确的。
我渐渐地有了一个想法,想把我的这些投资原则编纂成文,以便查考。于是我开始探索着来撰写这本书。接下来我想到了很多中小投资者,他们大部分都投资了基金,所投基金的规模远不如我管理的这家只服务于少数投资者的基金。这些年来,他们时常来找我问到身为中小投资者的他们,怎样在股市做出正确的举措。
我想到无数中小投资者处境之艰辛,他们多年以来有意无意地吸收了各种各样的想法和投资观念,但事后再看其代价太过昂贵了,可能的原因是他们从来没有接触一些更基础的正确观念。最后我想到和另一群人的一些对话,他们对投资理念方面的事情也非常感兴趣,只是出发点与中小投资者不同。他们是股票发行机构的总裁、财务副总裁、上市公司财务主管,他们也渴望尽可能多地了解投资理念与方法。
我所得到的结论是,有必要写一本这样的书。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以非正式的写法,把我想讲的事情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告诉包括你在内的广大读者。书中所用到的大部分言辞、例子以及比喻,和我把这些观念亲口告诉我基金的投资者一样。希望我的坦诚和直言不讳没有冒犯到任何人。特别希望书中内容的价值,或能掩盖我文笔上的平庸。
菲利普 A.费舍
1957年9月于加州圣马特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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