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交通旅行并不便利的年代，是什么样的中国建筑得以成为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符号”？答案非宝塔莫属。

17世纪起，西方的外交官、传教士、旅行家等陆续来华，记录所见自然人文景观。宝塔因其异域的建筑样式获得青睐，其形象进入各式游记、小说、瓷器与版画插图。18世纪，西方文化艺术中掀起“中国风”热潮，宝塔作为中国风情的象征，成为经典的视觉艺术元素。19世纪至20世纪初，“宝塔热”虽有减退，但其形象已成永恒的东方记忆。

上海图书馆东馆正在举办美术文献馆新展“西风塔影——托马斯·阿罗姆版画里的中国宝塔”，展览带领读者探寻西方书籍插图文化中的中国宝塔风光。在《中国风：13世纪—19世纪中国对欧洲艺术的影响》一书中，作者莫瑞纳也阐述了中国宝塔所代表的18世纪英格兰“中英混合式园林”及威廉·钱伯斯的园林设计理念。

中国风：13世纪—19世纪中国对欧洲艺术的影响

[意]佛朗切斯科·莫瑞纳 著 龚之允 钱丹 译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22年3月

18世纪，英格兰对中国风在欧洲发展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创造了被后人熟知的“中英混合式园林”。与精致细腻的文艺复兴和巴洛克式意大利园林形成鲜明对比，英格兰园林通常将植物和建筑不规则的放置，而这恰好就是中国园林的特征。事实上，中英混合式园林这个概念是基于萨尔瓦托·罗莎和克劳德·洛兰在17世纪中期设计的虚拟场景，通过结合中式楼阁创造出来的。不过，英格兰设计的中英混合式园林很有可能也是对法式园林取得成就的一个回应。法国著名园艺家安德烈·勒诺特尔曾设计了举世闻名的沃勒维贡特庄园和凡尔赛花园。

中英混合式园林最早于1685年出现在威廉·邓波尔爵士的著作《论伊壁鸠鲁花园及其他》中。邓波尔爵士在书中写到，不规则的园林是由中国发明的，在日本，人们将这种不对称布局风格称之为“Sharawadgi”，即“优雅”而又布局“不规则”。邓波尔爵士当时是英格兰驻荷兰大使，不仅熟练使用日语，而且也熟悉尼霍夫的著作，并因此了解到了中国的圆明园—一个被旧颐和园环绕的大花园，遗憾的是，圆明园后来在战争中被摧毁。圆明园也出现在王致诚的著作当中，并于1752年翻译成英文出版。

然而，意大利耶稣会会士马国贤创作的中国园林版画给当时英格兰建筑师提供了更多的有关中国园林的图片细节。1724年，他在从中国返回罗马的途中在伦敦停留。虽然现在已经无从得知马国贤的版画在18世纪20年代至 30年代间对中英混合园林的诞生起了多大的影响，但是可以确定的是，罗伯特·萨耶在1753年出版的《北京的中国皇家园林》和1766年出版的系列画作《中国山水》中，采用了大量马国贤创作的原型。

总的来说，那些景观设计顶尖大师成功地将“世界就是一个大花园，错落也是一种自然美”这个想法成功地推广和传承了下去。1712年，约瑟夫·爱迪生也盛赞中国园林在自然景观的围绕下是如此的优雅协调。1715 年，伯灵顿勋爵在亚历山大·波普和威·肯特的协助之下，设计了他在奇斯威克庄园的花园，并引发了有关景观设计激烈的讨论，后来人们将此称为“如画”（picturesque）。兰斯洛特·布朗是第一位将西方古典园林成功转型的设计师，他借助自然环境，配上中式的亭台楼阁，设计了一个精致美丽的东方园林。在园林中建造各种不同国家建筑的目的是为了打造一个世界之窗，当人们漫步其中时，可以因领略到全世界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文化建筑的风采而感到愉悦。

在英格兰，最早的中式园林建筑是由第一任科巴姆子爵理查德·邓波尔委托在斯托（白金汉郡）建造的。［图 1］根据1738年的记载，这座园林中的建筑是由威廉·肯特创作设计的，肯特在18世纪30年代创作了大量的中式园林建筑方案。园林建筑外部的异域风格装饰是由佛朗切斯科·斯莱特设计完成的。斯托地区的中式建筑和约翰·加斯帕笔下的松岛寺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肯普弗也曾将松岛寺收录在1727年出版于英格兰的著作中。由于日本的松岛寺和斯托地区的中式建筑都坐落在小湖边，并且通过一座栏杆上装饰有瓷器花瓶的桥和外部相连。建筑外部绘制的中国妇人图案早已失去了颜色，而内部的漆木屏风和其他中式物品依然保留了他们原有的色彩。

图1

中国风园林，1738年，英国白金汉郡斯托

建造于斯托的中国风园林是英国最早的仿中式建筑，极有可能是英国最著名的建筑家威廉·肯特设计的。建筑上的纹饰则是由意大利艺术家佛朗切斯科·斯莱特绘制完成。

理查德·贝特曼于1741年出生在一个对中国艺术和文化有极大热情的富商家中，在伯克希尔的老温莎庄园里建有一个完全中式的农场：在罗伯特·图尔尼耶创作的现保存在伯明翰艺术博物馆的中国风肖像画中，理查德·贝特曼身穿中式长袍，在桌前鉴赏中国书法卷轴。

同年，约瑟夫·古匹奉威尔士王子腓特烈（1707—1751）之命，在基尤建造了孔庙。腓特烈对于园林有着极高的热情，并且在英格兰大力推广法兰西洛可可式设计。孔庙中画满了孔夫子的肖像，在当时英格兰人民将孔夫子视为正义和圣人的典范。贵族们还希望在庙中有一个“游乐船”，但是只留下了托马斯·怀特设计的作品。

基尤的孔庙建成之后，1747年，托马斯·安森为他的弟弟乔治·安森在斯坦福德郡舒巴勒公园内修建了相同的建筑。乔治·安森是一个旅行家，因为冒险环游世界（1740—1744）而名声大噪。现在舒巴勒公园里面的遗迹被认为是他的旅行回忆。舒巴勒公园内有古典遗址、哥特式塔和凯旋门，1752年又建造了中式宝塔。这座中式建筑的设计很可能受到曾经和他一起环游世界的皮尔西·布雷德在中国广东制作的模型启发，模型的内部装饰有中国风图案、瓷器和灯笼。1748年，安森的冒险记录《环游全世界》（Voyage Round the World）被整理出版，其中包含了很多对中国和政府的批评指责，很有可能是由安森在中国广东和中国商人做生意间遇到的不愉快的经历导致的。作为第一本向欧洲展示对亚洲国家的不同观点的书，它表明了中国并不是乐土，而是需要帝王救赎的地方。

在威廉·哈夫彭尼和他的儿子约翰共同出版了《中国庙宇新设计》和《哥特式建筑设计指南》之后，紧接着又出版了《中式建筑和哥特式建筑装饰指南》，主要介绍哥特式和中式风格建筑的设计思想和装修要点。很多其他的设计师也出版过相同主题的著作，例如爱德华和达利 1754年出版的作品；保罗·德克尔在1757年出版的《中国建筑》《土木工程与装饰设计》和《气候影响建筑设计》；爱德华·奥克利和查尔斯·欧沃在1767年出版的《哥特式、中国式和现代式的装饰性建筑》；威廉·怀特在1767年出版的作品，等等。

前面我们说到了威廉·钱伯斯在1757年出版的著作对整个园林界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作为一名建筑师，钱伯斯奉威尔士太妃奥古斯塔之命，负责设计建造邱园（英国皇家植物园）中异域风情的部分，以庆祝英格兰取得了英法七年之战的胜利。整个工程于1763年完工，钱伯斯也在同年出版了《邱园中的建筑设计》［图2］。尽管英格兰还有其他类似的建筑（例如本杰明·凯越于18 世纪40年代在格洛斯特建造的庄园，以及1752 年原木结构的舒巴勒公园），直到 19 世纪初期，邱园中著名的宝塔一直是欧洲时尚建筑设计的原型。这座宝塔以南京宝塔为原型，钱伯斯 凭 借在中国学到的建筑经验，遵循中国建筑规范建造而成的。欧洲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有了关于南京宝塔的设计版画，而钱伯斯也作为瑞典东印度公司代表，于 1743 年至 1744 年和 1748 年至 1749年两度在中国广东生活过。在中国，年轻的建筑师们每到一座庙宇、一座园林，他们都会记录和绘制下来自己在英格兰从未见过的事物。1772 年，钱伯斯出版了《东方造园论》，他严厉地批评了英式园林，尤其是那些由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兰斯洛特 ·布朗设计的园林。钱伯斯认为布朗设计的园林缺乏对自然的模仿，并盛赞中国园林的魅力。

图2

威 廉·马 洛，基 于 威 廉·钱伯斯的设计，

《阿尔罕布拉宫、清真寺和中国佛塔周围的野趣》，

《邱园中的建筑设计》，1763年，伦敦

邱园的设计参照了各种东方建筑的元素，包括中国、摩尔、欧洲古典和埃及等风格。瑞典籍的钱伯斯是最受英国王室青睐的建筑家，他曾两次造访广州学习中国艺术。他的中国风设计与之前欧洲人想象中的契丹梦幻有很大的区别，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风设计的导向。

与欧洲相比，园林在中国享有更崇高的地位。他们把包含着人类伟大知识成果的园林视为一件完美的艺术作品。他们的园林制造者中不仅有植物学家，还有画家和哲学家，他们对人类的心灵有着透彻的认识，并且对艺术有着最炙热的感情。

钱伯斯将园林景观分为了三类—赏心悦目型、奇特怪异型和陶醉沉迷型。所有的园林都是由楼阁和山水构成，旨在为观赏者营造奇幻美妙的氛围。

有一些中式建筑是临时建筑，就像18世纪伦敦为了举办化装舞会而建造的临时建筑。有一座中式建筑曾出现在乔凡尼·安东尼奥·卡纳莱托于1751年创作的画作之中。这幅画描绘了1749年在拉尼拉花园举办的为庆祝奥地利分裂战争结束的化装舞会［图3］。在这幅画中，活动主会场是一个轻型开放式的中式建筑，在运河上也有许多中式船只，而且，画中没有人身着中式服装。不过据记载，1749年至1775年间，在泰晤士河上举办过不少中式帆船赛，而且所有参赛选手都身着中式服装。或许，所有的这些化装舞会都是由18世纪末期中式服装在英格兰地区的流行演变而来。埃尔卡纳·塞特尔创作的《中国之征服》于1676年在伦敦上演，亚瑟·史密斯创作的《中国孤儿》于1755年登上舞台，该剧是根据14世纪杜赫德书中故事改编而来。

图3

乔凡尼·安东尼奥·卡 纳莱托，《中国风化装舞会》，

彩色版画，1754年

18世纪中期，伦敦流行举办以中国为主题的化装舞会。这幅画描绘的便是1754年于拉尼拉花园举办的化装舞会的盛况。

布莱顿皇家行宫毫无疑问是当时最奢侈的建筑［图4、图5］。布莱顿皇家行宫由威尔士王子乔治下令修建，最初是由亨利·荷兰和他的学生P.F.罗宾逊负责设计建造，后来由赖普敦和约翰·纳什负责设计建造，最终于 1821年竣工。其内部装饰是克雷斯（Crace）家族设计完成的，他们从乔治王子收藏的中国画中吸取了不少的灵感。1790年，乔治亚时代中国风已经开始流行，卡尔顿庄园中威尔士王子的中式房间，以及布莱顿皇家行宫里面中印风格的房间就是最好的例子。修建于1805年的赛兹科特馆也有着相同的建筑设计风格，1807年摄政王乔治访问的时候曾盛赞其建筑设计。在布莱顿皇家行宫的设计风格组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莫卧儿圆屋顶和中式平屋顶的组合。然而其内部装饰，中国风占据着主导地位—龙、竹、芭蕉树和中国官吏图案覆盖了墙壁和天花板，这些中国风原创作品都来自远东。由于19世纪初期欧洲设计风格的改变，造型怪异的布莱顿皇家行宫成为当代评论家讽刺的对象。［图6］中国风变得过时，而更多的经典风格重新赢得人们的青睐。

图4

约翰·纳什，《布莱顿皇家行宫剖面图》，

1826年，英国布莱顿皇家行宫

布莱顿皇家行宫于1821年完工，是欧洲最晚的、较为完整的中国风建筑。不过该行宫的外观建筑直接借鉴了印度的风格。

图5

布莱顿皇家行宫内连接宴会厅和音乐厅的走廊

尽管布莱顿皇家行宫的外部采用了印度式风格，其内饰则采用了中式的摆设和装饰，特别是中国龙纹，在宫殿内随处可见。

图6

乔治·克鲁克香克绘制、J·赛德博特姆出版，

《中国式的布莱顿英国宫廷》，彩色插图，1816年

这幅是讽刺威廉四世对中国风推崇备至这一社会现象的漫画，因为威廉四世花费巨资、不惜工本在布莱顿营建了中国风行宫。他被画成一位肥胖且身穿中国服饰的怪人，并与许多穿着荒诞的仆人为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