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红楼梦》中的名联，据说伟人也很欣赏这副对联。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青春年华，踌躇满志，我虽说既不“世事洞明”，也不“人情练达”，但经过四五年武汉大学开水里煮，又在三湖农场冷水里泡一两年，1970年，26岁，分配到湖北省郧西县印刷厂时，对人情，对世故，多少开了点窍，不像二十郎当岁时那么“二”了。运气好，遇贵人，每逢佳节倍思亲，也倍思贵人。昨天，大年初四，写了篇《开国大尉——忆我的贵人郧西县印刷厂厂长郭启富》，回忆接收我进印刷厂的老厂长。此前还写过1978年考研时，厂长常改成也是我的贵人。常改成是当地干部，人朴素而精明，重情重义又坚持原则，为了支持我复习功课迎接考研，他放了我一个月的假！不幸的是，改成兄早走了，享年五十多岁。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带印刷厂两位工友到《人民日报》看我，在集体宿舍，我请他喝一两块钱一瓶的北京二锅头，下酒菜是心里美萝卜片。今天“破五”，还在年里，写写我的另一位贵人郧西县印刷厂厂长赵符昌。赵与郭、常两位厂长不一样，与我也属两类人。得知他调到印刷厂当厂长消息时，工友说，赵厂长，李校对，针尖对麦芒，两头倔驴拴不到一个槽头上，两根鸡巴尿不到一个尿壶里，等着鸡飞狗跳，看戏吧！工友预言，不无道理。

看看他与我：赵符昌，贫农出身，解放初入伍，在郧西县武警县中队服役，干到班长，进山剿过匪，郧西保平安。抓人，枪毙人，是县中队的活。李德民，地主崽子，武汉大学，心高气傲，志大才疏，书生落难，心犹不甘。我俩也有相同之处，大个头，喜烟酒，爱热闹，好朋友。谁也想不到的是，赵厂长、李校对，竟然成了铁哥。为什么我同符昌兄能成为铁哥？如今想想，大概有以下原因。一、都是透明的人，谁也不掖着藏着，互相交流，互相信任。他进厂时，阶级斗争正在为纲，政治运动虽然式微，尚没结束。我怕他抓住出身问题整我，清理出印刷厂，于是，开诚布公找他谈话。我跟他说，我父亲上学时参加过“一二.九”，解放前就跟共产党干，解放初在遂平县政府，一搞“文化大革命”，把他揪了出来，说是逃亡地主、历史反革命。我不想沾也沾不上干部子弟的光，狗崽子就狗崽子吧！还跟他说，我大哥李德成，四野南下时参军，南下广西剿匪，北上抗美援朝。你看，我这身旧军装是大哥给的。我实话实说，他一言不发。但我感到，他听进去了，特别是注意到我的旧军装。二、都是贫困户，都知彼此不容易，还有点惺惺相惜。符昌兄在郧西县农村娶了个媳妇，连生5个儿子。他在印刷厂，工资还没我高，养一大家子，生活艰难。对我的情况，他也清楚，家父的工资被扣发，家母卧病在床，小李正是韩信乞食、秦琼卖马之时，他颇有眷顾之意。知好歹，会来事。

我到河南汝南县买圆盘印刷机，大卡车没装滿，买了大半车红薯干，运到印刷厂，填肚皮。按规定一人一份，考虑到符昌兄5个儿子嗷嗷待哺，悄悄多给他一份，当然他得掏腰包。三、都是敢说敢干、敢作敢当的仗义之人。当年多有“政审”“外调”，“文革”时有无打砸抢？平时有无反动话？家里又有没有人被揪出来？符昌兄总是大包大揽：“这家伙，除了家庭成分高点，又红又专！”鬼使神差，排列组合，两头倔驴，拴在一个槽头上，成了铁哥。至今，眼前还浮现符昌兄的音容笑貌。他不知从哪弄了一个日本进口尿素的尼龙袋，做条裤子穿，飘飘然。工友笑话他：赵厂长，鸡巴头上是“日本”，屁股蛋上是“尿素”。他爱吸烟，爱打扑克。打扑克时一支接一支，两毛钱一盒的“黄金叶”或“白河桥”，输了得在脸上贴纸条，他一样。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分配到《人民日报》工作后，他从印刷厂调到郧西县瓷厂当厂长。以权谋私，他让工人专门给我烧制一个茶壶，壶上烧着“李德民”3个大字，托人带到北京。壶还在，符昌兄三四十年前走了，享年五十多岁。符昌兄的5个儿子早已长大成人。长子国强在北京工作，来我家帮忙干活时说：“我爸说过，你李叔在京不容易，常去叔家看看，帮忙干活！”符昌兄，过年了。那边可有烟吸？可有酒喝？可有扑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