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乌斯怀亚住了两周，终于往南走，先去布宜诺斯艾利斯转机，再到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
2017年我来过智利，只是当时直接去了北部沙漠，中部复活节岛，没有在圣地亚哥停留，这次我准备出去看看。
没想到在圣地亚哥的这一天过的非常诡异，一切从出机场打uber开始。
Uber司机接单后，给我发信息，让我去星巴克等他。我好不容易找到机场的星巴克。司机又发来信息，问我穿什么衣服。
“黑色，蓝帽子，女，蓝色行李箱。”我回他信息。
“我穿蓝外套，墨镜，黑裤子，男。我走路过去。”司机回复。
“走路？你车呢？”我问。
“一楼和三楼都有警察，Uber在智利是非法的。所以我走路过去，你当我是朋友来接你。”司机回复。
我一脸茫然站在星巴克。不一会儿，一个蓝上衣，黑裤子，戴墨镜的男子走过来。见到我，他四处张望了一下。低声对着手机说，“不好意思，这里有警察，我们去二楼停车场，我的车在那。”
我一脸狐疑，但还是跟着他去二楼。我们在机场从一楼绕到三楼，从三楼下到二楼，然后穿过马路去停车场。
一路上，他和我保持距离，生怕被警察询问。终于到了停车场，他把我的行李塞进后备箱，说，“你能坐到副驾驶吗？出去有警察。”
我立刻明白，坐后座的一般是乘客，副驾驶一般是朋友。于是我坐到副驾驶。
出了机场，他才放松下来，一路对我给我介绍圣地亚哥景点，并告诉我，他是委内瑞拉移民。
一路还算顺利，司机非常友善。我到了圣地亚哥的市中心，武器广场附近，把行李寄存好，出去逛逛。
圣地亚哥没有太多可逛的，武器广场，大教堂，中心市场，美术馆，博物馆。这些景点都集中在武器广场附近，步行可达。
我一路沿着一条步行街走过去，把这些景点逛完，这时候还没有意识到任何危险。
路边的小摊在卖一种冷饮，里面有大麦茶、风干的黄桃、糖水，最大杯2500比索，这是我6年前在智利北部的atacama沙漠的小镇上最喜欢喝的冷饮。
我很兴奋地买了一大杯，喝了一口，心旷神怡，还是6年前的味道，让我想起了沙漠、玻利维亚，等等美好的回忆。
圣地亚哥很像过去的中国，步行街的两边摆着很多地摊。商场和小贩各有自己的地盘。街上既有衣冠楚楚的富人，也有流浪汉和辛苦的劳动者，贫富差距明显。
逛到下午，我去一家中餐馆吃饭，餐馆叫Hao Hwa Restaurant。这家老板非常热情，一见我也是中国人就跑来跟我聊天。
他是这家餐馆的第三代传人，自祖父起就开了这家中餐馆。
“我这一代做了30多年了。智利的总统每个月会来我的餐馆吃饭。”他骄傲的说。
“太厉害了。你一直在智利生活？回过中国吗？”我问。
“疫情前每年回去两次，疫情后没有回去过了。我的家人都不在中国。父母在澳大利亚悉尼，其他亲人都在智利。”他说。
他的中文不是很好，介绍菜的时候会忘记词汇。本质上说，他出生于智利，家人也不在中国了，他已经是一个外国人。
“智利这些年有变化吗？”我问。
“有，这五年变坏了。”他说，“你要小心，外面很不安全。”
“怎么不安全？为什么变坏？”
“有偷盗抢劫的，摩托车飞车党。以前智利治安很好，凌晨三点我也敢在大街上走。现在8点以后就不要上街了。治安变差的原因是因为来了很多其他国家的人，比如从委内瑞拉、哥伦比亚过来的。”他说。
“因为智利更发达，所以那些贫穷混乱国家的人迁移过来吗？”我问。
“是的，但来了之后不干正事，违法乱纪的事干得不少。”
我想起委内瑞拉来的uber司机，移民也有老老实实工作的。这仿佛是很多国家遇到的问题，贫困混乱国家的人迁移到发达繁华的国家，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廉价劳动力，同时也带来了治安问题。
出了中餐馆，我原路返回。又回到武器广场，我还没找地方坐下，一个男子拉着一辆小推车从我身边狂奔过去，差点撞翻我。我惊魂未定，一个人高马大的警察一路狂奔，与我擦肩而过，追逐那个男子。
我赶紧闪到路边，又有两个警察冲了过来。人群中有人鼓掌，有人喊叫。我望向警察奔跑的方向。男子拉着推车跨过街区，警察穷追不舍。男子最终弃车而逃，警察把小推车拉回来，搬上了警车。
原来是类似“城管追小摊贩”的情况。我觉得那个小贩挺可怜的，卖东西没赚几个钱，成本还丢了。可能他被警察抓住的话，后果更严重，说不定要罚款、甚至关押，所以他选择弃车逃跑了。
我觉得小贩很可怜，但想想警察也只是在做一份工作，命令也不是他下的，也怪不得警察。正想着，一阵音乐歌声响起。广场一侧的亭子下聚满了人。
我走过去，看到亭子里一支乐队在演奏。亭子外，很多人在随着音乐翩翩起舞。他们每个人都拿着一个手绢，在头顶和腰间甩来甩去，男女面对面跳舞。也有孩子和老人加入其中。
舞蹈非常欢快，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手绢交谊舞。手绢上下起落，像蝴蝶在人群中翻飞。
看着这些人，我觉得很快乐。要说长相，他们不美。要说身材，也没身材。要说青春，他们有一半是满头白发的老人。但我就是觉得，他们像一幅画一样美，而且青春洋溢。
因为他们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尽情享受快乐，尽情取悦自己。他们每个人都发自内心的笑着，浑身闪着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