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富饶的大家族，但是起起伏伏的落寞家族也有无数，在这其中能够坚持三代而且还有更长时间的富饶家族，却是很少，这些家族大都经历无数的变迁，但依旧秉持初心，屹立不倒。今天就来给大家讲一下其中一个这样的大家族——康氏家族。
这个家族为何能够强盛四百年之久，却依旧屹立不倒呢？
他们家族的子孙又是为何至今还仍然建在秉持初心呢？
事件缘由：康氏家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年间。根据《明史》《明实录》等史书记载，山西大移民从洪武三年开始，到永乐十五年结束，期间共47年，历经18次，迁往全国30余省市。
根据史料《明实录》记载永乐年间山西布政司奏“平阳、大同所属二府州县岁旱民饥，命验口发粟赈之。”在宣德三年、六年、七年、八年、十年均出现“民食草子自给，逃移户多，租税无从办纳”的情况。
期间明朝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收到的成效都十分有限，山西的流民问题还是愈演愈烈。
康氏家族的故事由康守信和他母亲在河南洛阳开启。他们也是从山西逃荒而来，康氏先祖就这样随着人群来到了河南巩县境内。
崭露头角：他们这些外来者，一时之间并不适应周围的环境，但是康家先祖却看上了这个机会，他拿出自己所有的钱财开了个简易的小饭店，用以解决大家的温饱问题。
这种创业的艰辛和诚信待人的初心，一直是康氏家族精神的核心。在康家老祖看来，做生意讲得就是诚信，不管生意大小，经营绝不可欺瞒顾客。
康家先祖带着自己的孩子，将诚信教给自己的儿子，并且言传身教，他们竟逐渐在本地打出了名气。
康守信之前，康氏族人从来没有为官从政的，直到康守信之后的第六代子孙康绍敬，才考取了功名，当时他担任的也是一个肥缺，负责的是水路交通，税务，盐业等业务，靠着自己的关系，让自己的家族生意也不断的壮大了起来。
康家并没有止步于经营旅店。他们逐渐扩大了业务范围，投资了各种产业。这包括农业、贸易、工业和地产等多个领域。他们的商业帝国逐渐崭露头角，成为当地一个重要的商业势力。
到了清朝时期，康家里的生意已经做得非常大了，涉及的产业非常多，就连清政府的军需用品都是由当时康氏族人生产的，期间也是一直秉承祖训，诚信经营，吸引了无数南北商客，让他们的名号也越传越广。
之后又靠造船、买卖土地发财，拥有了良田数千顷，财富无以计数。在历史的洪流中，康氏家族也曾遭遇多次社会变革和动荡。康家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慈禧太后西逃，路过康家族人的地方。
在康家住了一天，同时康家慷慨的给了慈禧太后一百万两银子，作为差旅费，也因此慈禧太后给康家人，赐了个“康百万”的封号。因此为了表示感激，慈禧太后允许康家在其领地上建立了“康百万庄园”。这也是这座当时号称“中国第一庄园”的由来。
康百万庄园：康百万庄园又名河洛康家，是康氏家族先祖康绍敬建造的府邸，小小的“康家店”变成了一座占地240余亩、包含19部分的庞大庄园。靠山筑窑洞，临街建楼房，濒河设码头，集农、官、商于一体的庄园。
庄园内有33个院落，53座楼房，1300多间房舍和73孔窑洞。庭院建筑为豫西地区典型的两进式四合院，兼具园林艺术和宫廷艺术特色。
分为寨上主宅区、寨下住宅区、南大院、祠堂区、作坊区、菜园区、龙窝沟、金谷寨、张沟等明代楼院、栈房区等几十种部分不同功能的清代建筑，辅以碑楼、牌坊、花园等辅助建筑。从而形成了一个依山傍水、错落有致、功能齐全的大庄园。
康百万庄园400余年，一步步发展壮大，必有其独特的地理优势，上风上水的辅助。庄园建在洛水与黄河交汇的区域内，风水得水为上，喝形“金龟探水”，庄园建在龟背上，龟头方向建东门楼，吸纳洛水，财源滚滚而来，加上建筑符合杨公风水理气，故而催富。
在风水助力的基础之上，康家凭借最初的家风文化不断辛勤努力，最终开创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大天地。
作为全国三大庄园之一的“康百万庄园”，从明清时期至民国时期连着巨富了十二代。
上自六世康绍敬，下至十八世康庭兰，跨明、清、民国三个历史时期，一直富裕了十二代四百多年，富甲豫、鲁、陕三省，船行洛、黄、运、沂、泾、渭六河，良田双千顷，财富无以计数。
因为他们对慈禧的接待，让慈禧见识到了康家的财力雄厚，慈禧在日后便以各种名义要求他们支援国家，使家族的收入，支撑不起支出，慢慢的开始走向没落。再加上当时时局的影响，到达民国中期时。康家已经没有了往日的辉煌。
民国时期，康氏家族虽已不复往日荣光，但仍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化和精神遗产。新中国成立后，康家庄园被改作他用，但最终在政府的修复和保护下，成为一处历史文化景区，供后人参观学习。
而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康家十九代后人王国权（原名康午生）还先后担任过河北省书记、大使等职位，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巨大的贡献：王国权小时候家里就不怎么景气了，但是他却十分的喜爱读书，学习成绩也名列前茅。1930年，他以总分第三名的成绩考取河南大学预科。一贫如洗的家人到处借钱才凑够学费，将王国权送入了大学校门。
王国权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在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河南大学，他聚精会神地聆听着老师的教诲，尽可能多地阅读各种新书籍。
在大学期间他与河南大学同学彭寿松、宋一涵等人在开封组织了“西北研究会”，探索如何进行抗日爱国民主运动。他积极寻找进步组织，参加了“社联”“反帝大同盟”，开始在党的指导下进行工作。
后因躲避国民党追捕，东渡日本。1936年从日本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奔赴延安，途中为保安全，化名王国权。
从1937年起，王国权先后担任晋察冀北岳区一分区地委书记、中共承德市委书记、辽西省委副书记、热河省委书记兼省长等等我党职位。
抗日战争结束后，王国权身为热东军分区的政委，积极参与领导了全区的军事斗争。从1946年秋季到1947年夏季，军分区部队不断发动进攻，逐个拔除敌占据点，取得节节胜利，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的战略反攻。
随着军事斗争的不断胜利，土地改革运动也在不断深入，并掀起新高潮。 他亲自领导地委所在地的建昌县要路沟、碱厂、喇嘛洞几个区的70多个村搞土地改革试点，贯彻了土地法大纲。这期间，王国权与热东百万贫苦农民同呼吸，共命运，完成了天翻地覆的土地改革运动。
王国权在热东工作期间，十分重视教育工作。他积极倡导创办了热辽中学，设中学班、师范班和地干班。组织学员在艰苦条件下，边学习政治、文化，边参加政治斗争，培养了一批师资和地方干部。
同时在全区推行了新民主主义教育制度，农村普遍办起了小学，使大批贫苦农民子弟能上学念书。在他的重视下，全区的文教事业有了很大发展。
此外王国权还十分重视民族工作。热东地区内的一部分地区是蒙古族聚居区，热东地委非常热情地支持党领导下的民族自治运动。地委又派得力干部到旗支队和旗政府工作，加强了对蒙古族干部的培养。
他亲赴喀左地区进行调查研究，认真听取蒙古族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地委于1947年12月1日发出了《关于调整喀喇沁左旗各级组织及区划的决定》，做出得到蒙汉民众拥护的建立蒙古族自治旗政府的决定。这就是现在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的前身。
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王国权奉调转到外交战线工作。1957年任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7年后转任驻波兰特命全权大使。
在任驻波兰大使期间，作为中美大使级淡判中的中方首席代表与美国大使谈判了3年之久。在谈判中他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国际关系的准则，为中美建交做出了贡献。
到了1971年8月，在中日没有建交的情况下，王国权作为周总理特使前往日本，参加松村谦三先生的葬礼并出席日中友协（正统）团结胜利全国大会。
在日本朝野引起了巨大震动，日本和各国新闻界高度评价王国权特使的日本之行，称其为“继中国乒乓球队访日后刮起的又一场‘王旋风’”。
此后，田中角荣、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等日本领导人相继访华，揭开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序幕，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1978年王国权调任国家民政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83年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族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外交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一直工作到了1988年4月才正式离职离休。
改革开放以后，康氏族人所建立的商号“怀山堂”，顺应国家号召，建立了集团公司，发展至今。
就像康家挂的一块留余匾“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谦虚谨慎，读书教子，勤俭持家，多行善事，以诚为本，财从道取等等，都是康家世代交给后人的兴盛秘诀。
结语：从康氏家族兴起到最后不复往日荣光等等事件，都可以看出康家人能够富裕了十二代四百多年，确实有他们的过人之处，有些机遇是他们争取出来的。康氏家族的经历，提醒着人们珍惜家族的智慧传承，同样也意识到历史的变迁会给家族带来的挑战。
康家在危机中表现出了无比的胆识与慷慨，热心公益事业，赢得了百姓的尊敬和支持。康家也真正的认识到了，真正的家族财富并非金银财宝，而是那份赢得社会尊重的声望。
参考资料：
《元史.顺帝本纪》
《明太祖实录》
《明史•成祖本纪》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