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山姆范（山东）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经过报名、目测、初选、体检、政审“过五关斩六将”的筛选，终于在家乡父老乡亲的支持下，在接兵干部“大胡子连长”（后来才晓得连长大名叫李冠正，山东潍坊人）的青睐下，穿上了梦寐以求得的军装。

当时，同本村其它三名一起“光腚长大”的葱涩青年（段光社、李庆福、孙仁水），屁颠儿屁颠儿跟在“大队民兵连长”孙仁堂的屁股后面，在娘的恋恋不舍下，在哥姐的深情注视下，步行十几里向“公社武装部”大院集中，从此，一去不回头的迈上了从军之路！

入伍后，经过野战军师直新兵连三个多月的“魔鬼式”强化训练，酸甜苦辣咸是味尝尽，亦步亦趋挣扎奋力前行。

在部队，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我，在新兵连表现特别优异，无论军事（比如武器的组合与分解）还是共同科目，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特别是“紧急集合夜训科目”我还突破了自己的生理极限，创造了从听到紧急集合哨音到穿衣服打背包，再到集合地点整理服装，总共只用了不到两分钟的好成绩。

我为此受到了老班长们（邵长海、何维臣、徐恩启等）及连首长的赞扬！

那时，我本以为新训结束可以分到一个好单位，干个在当时比较吃香譬如汽车驾驶 、卫生员之类的好工作。没成想，新训结束分兵结果却令我大跌眼镜，大大出乎我的预料。

我竟然分到了又苦又累很少有人愿意去的电话连（架设连甚或有线连），我为啥说“竟然”两个字？理由有三：

其一，入伍前我是高中毕业，这文化程度在当时的连队兵员中也没有几个。何况在家时我当过生产队会计和大队团委干部。

其二，新训期间我是新兵四班副班长，师直通信营新兵连那年四十个兵员（有农村有城市还有兵团战士），作为新兵能当副班长我是头一炮。

其三，在整个新兵连，我的表现自认为还是蛮优秀的。在此期间训练间隙，曾有意无意中经常听到老兵、班长议论师直通信营具体编制和主要工作业务概况。

通信营由营首长、营部、无线连、通信连、电话连、报训队组成。无线连主要业务是报务收发和对上对下以及横向联络业务。日常训练以室内科目多野外操练少，基本是“风刮不着雨淋不着”。工作环境相对比较轻松，但文化程度要求要高些。

通信连主要业务是守总机、电话接转、载波通信同时也有少量的野外电话站开设训练。但是它也有非常吸引人的方面——那就是那里有摩托车和骑兵，我试想开着摩托车风驰电掣，骑着高头大马奔驰在祖国的原野之上送信联络，那该是多么威风潇洒，再说相对也不需要太大的体能苦力。

可是，电话连就不行了。不说别的，光那个“五百米收放线、攀登固定、晚上按方位角行进找点，”就够人喝一壶的！

特别是遇到上级下达野外架线任务。整天扛着“臭油杆子”爬山越岭架明线。那个滋味那个苦辣酸甜？！呵呵，没有经历过的人，都不可想象有多苦多累多惨！特别是赤日炎炎的夏日，。当你整天和“臭油杆子”打交道时，由于太阳暴晒，架线兵出来基本上个个都是“阴阳脸”，一半白一半黑。

战友之间相互看着都感觉非常可笑，个中的苦涩没经历过的是很难想象到的！你说，谁愿意去电话连？可，阴差阳错，我就稀里糊涂被分到又苦又累的“电话连”！

如此分兵的原因到现在我都费解，到如今我也是不得而知。反正分配的结果我是去“电话连报到”！

尽管当时心情不太好，但我最终还是抱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心态，也不管它三七二十一，先下连再说吧！

下到连队没多久，就赶上“老兵复员退伍”，除了保留主要技术骨干外，超期服役的老战士基本是“全锅端”都要复员走人。

我下连时身边还有1969、1971、1973、1974的几茬老兵，可到年底“复退结束”，整个连队就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个战友啦！

1976春天，正赶上军队裁军整编，上边一声号令：“电话连撤销”！于是乎，连干部该交流的交流该走的走，至于大头兵们？呵呵，所有留下的兵员班底“一股脑儿”合并到了“通信连”！

我也不晓得咋回事儿，也许是连首长的偏爱，还是自己的表现甚或别的原因，合并到通信连后自始至终没有感到是“外来户”受歧视。

相反，连首长（当时连长是肖延祯，指导员是张锡龙，排长是史英宝）还任命我为二排七班副班长（班长是何锡同，后来提司务长）。

没过多久由于连队给养员空编，我又被连队任命为“给养员，俗称上士”！就是在这个岗位上我下了很大的功夫，精通了连队给养及本应该是司务长业务的所有账目！

每次师后勤举办业务培训，或检查连队保障及账目，我都可以对答如流，经济往来日清月结清清楚楚！

由于当时司务长米易良下到三排当排长，接他的司务长李元明（山东潍坊昌邑人，1968年的兵），上级要安排他转业地方工作。所以，有好长一段时间司务长（干部编制二十三级正排职）职务空缺。

但是连队后勤给养又不能耽误，所以没办法，只有我来双肩挑。一个人又管采购又管账目，此事现在看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一个第二年的“新兵蛋蛋”怎能堪当大任？！

但是在当时，我确实干的得心应手，那时的我，少言寡语貌似老持承重。其实内心还是有着“小目标”的。那就是，既然费尽千辛万苦终于走出了“穷乡僻壤”，就不能白白出来这一遭。人过留名，雁过留声！

所以，我必须吃别人不能吃的苦，受别人不能受的苦和累。争取有个好前景！因此，每当师里举办后勤给养培训班我都竭力表现，认真听课努力学习诸如记账报销之类的业务，时时刻刻努力争创一流表现和成绩。给机关有关部门（譬如军需科、财务科、营房科、军人服务社等等）领导工作人员留下极好印象。

日常我和他们打起交道来顺风顺水特别方便，给连队保障工作的顺利进行带来极大方便。

经历过的人都晓得，在那个由于日用生活品紧俏。无论干部还是战士探家都想买点紧俏品拿回去。所以求到我基本都是尽量满足要求。

由于我的为人处事善良为本，老实工作以诚待人，因此受到上级部门首长及连队干部战士的好评！

当时师军需科财务科各有一个助理员（一个是山东诸城人，一个是江苏淮阴人），他们都特别喜欢我，每次业务训练，都手把手教我怎样记账报销粮秣，怎样外出采购应该注意什么等等！

偶尔还会让我带车队去博山给师里进烤火煤等物资，所以，那时的我可以说是当战士时期的“高光时刻”，一点儿也不夸张！

写到这儿突然想起一个现在看来非常可笑的事儿。通过这个事儿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我是多么的不谙实务多么的认真死板！

由于当时营部没有后勤炊事班，因此，营首长及其他人员的工资津贴，都是由我从师后勤报销领来再给他们发放。

记得当时营长（姜凤宝）是行政二十级工资是八十元。政委资格可能老些是行政十九级工资是九十元！就这工资，也令当时我们这些还拿着六七元津贴的战士该是和动能的羡慕。

没办法，只有“望洋兴叹”得份儿！笑话也就从这些不起眼的小事儿引起的。

一天，也许是我一时疏忽或者是本来就有按月结清账目的好习惯，再不就是营首长工作太忙没有精力时间去考虑一些“芝麻大的小事儿”？！马上到月底了，还有一位营首长没来结账！

空闲时间正好在营区碰个对面。我先给首长敬个礼然后提醒他：“首长别忘了抽空去结这个月的伙食物资供应帐”！

首长一愣神儿随便回了一句：“帐？啥账？没有吧”？！我说，有，肯定有！

首长当时很痛快地说：“现在有空干脆过去看看吧”？！说罢，我便陪着首长回到了我的司务室。

我拿出账目一看你猜多少？！哈哈，首长欠账不假。可是这欠账数字现在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首长只欠“八分钱”！别说现在，就是当时我那个窘境简直恨不得找个地缝儿钻进去！那个尴尬劲儿到现在我都感到脸红耳赤！

就区区八分钱还要提醒首长，由此可见我当时那个较真劲儿认真劲儿该是多么极端！

首长很大度也没怪罪我！只是笑笑便了事儿了。在以后我入党考学等等关键时刻都没难为我，反而对我很好很关心关照我！

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考上军校毕业留校工作多年，一直到当上营团主官趁回家休假去看望老首长，他都记得此事儿。

每每想起他都会哈哈大笑说：“你那时真的是寡言少语，老实忠厚很让人放心”！

至今老首长都八十多岁了，身体还很健康，每次只要我休假方便都要力争去看看他。可以说在我二十多年军旅生涯中我遇到的贵人太多了。“这一个贵人”就是我始终念念不忘的！他，就是我在电话连当兵时的指导员徐兴平同志，他的恩情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在这儿祝他健康长寿寿比南山！

时间犹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今年的年底，是我怀着一腔报国梦个人奋斗梦应征入伍五十周年的日子！试问：“人生能有几个五十年”？！

遥想当年从未出过远门的懵懂小子因了踏进军营的缘故，又遇到了接兵连长李冠正。下连后老连长杨永和、肖延祯、张学亮以及指导员徐兴平、刘维泽，排长李占昌、米益良、李元明、何锡同。

特别是考入军校后遇到到的贵人数不胜数！每当夜深人静伫立阳台，抬头仰望深邃的夜空。枚枚想起那景那情那人那事儿，都会夜不能寐浮想联翩！

常言说得好：“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就有险恶”！可我，咋就每每到关键时刻都有贵人相助呢？！百思不得其解！奥，在人的一生中只做善事莫问前程！这，也许就是冥冥之中的人生信条带来的天、地、人给予我最大的馈赠吧？！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看今朝更不敢丝毫懈怠！对于逝去的岁月及在最关键时刻所遇到的贵人我始终感恩。

感谢你们给了我眼下衣食无忧的平淡生活。你们的大爱无疆、仁者善心我必将永远汲取奋力奋为并不断传递，直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