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会试重开于洪武四年（1371），洪武十七年（1384）正式颁布科举章程，会试在乡试的次年，即每逢辰、未、戌、丑年举行，因为考试时间在农历二月，所以又称“春闱”。洪武十八年定下考官人数，主考二人，同考官八人，其他又有会试提调官、收掌试卷官、弥封官、誊录官，等等，体制十分完备。唐宋两代尤其是唐代科举看重人情请托，明代虽不能根本杜绝，但已趋于相对的公正。

参加会试的举子们经过层层选拔，会试高中后，必须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殿试分三甲，一甲三人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殿试的象征意义重于实际意义。殿试结束，按照科甲排名，新进士获得在京或在地方上做官的权利。

明初政局安定不久，朱元璋十分重视科举考试，视之为网罗天下人才的重要措施，洪武年间发生的“南北榜”事件是朱元璋这一政治思想的一次集中体现。

洪武三十年（1397）三月初五，是三年一次会试放榜的日期。举子们早早来到张榜的地方—秦淮河北岸的贡院门前。辰时，在鞭炮声中监场官员将黄榜高悬于辕门之前，上有五十二名贡士的名字。落榜者心中不平，一位举子发现上榜之人绝大多数为南方人，他的发现引起了北方举子的愤怒，人群大哗，他们向黄榜投掷泥团石块，认为考官偏袒同乡。落第举子成群结队，从贡院来到主管科举的礼部衙门，要求与考官对质。礼部官员请来“皇家警察”锦衣卫弹压，但面对群情激愤的大批士子他们束手无策。很快，南京的街头巷尾贴满了匿名传单，指责主考官员只选拔南方人，其中必有隐情。考场骚乱发展成一场南北对抗的政治运动。事件愈演愈烈，礼部官员不敢隐瞒，向皇帝上奏本，陈述此事。

会试主考、翰林学士刘三吾为学界泰斗，他负责制订明初科举章程，修订《寰宇通志》、《礼制集要》等书籍，为人清正。本科考试取士都经过再三挑选，没有接受人情请托。他在朱元璋召见时详述经过，认为由于北方一直处于元朝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民不聊生，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南方相比，举子在文化素养上确实有所不如，才会造成一榜尽是南人的局面。朱元璋虽然同意这一解释，但要求特选几位北方举子以安定人心。刘三吾拒绝了这一要求。刘三吾被赶出宫城，副主考白信蹈被停职。朱元璋命令翰林院侍讲张信主持考卷复审。北方举子在礼部衙门前山呼万岁，表达对皇上的感激之情。张信领受朱元璋旨意，组织一些人重新阅卷，二十余日与阅卷诸人关在贡院，不得回家，不与任何人接触。会试复审成为京城人人关注的头等大事。

四月十三日，皇帝亲临奉天殿，听取复审结果，六部九卿官员与原主考人一起进宫听旨。张信当众评点几位北方举子的试卷，认为颇有可取之处，但是，他突然掉转语气，将南方卷与北方卷相比，承认北方卷确实不如南方卷，一榜多取南方人事出有因。此论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也出乎朱元璋的预料。

此时有人举报刘三吾等原主考官与张信等人串通一气，官官相护，互相包庇，张信受刘三吾的指使，故意将北方举人的劣等试卷送交皇帝审阅。朱元璋大怒，他宣布自己将亲自复卷，以前结果一概无效。张信、刘三吾、白信蹈等人被缉拿下狱，严加追问。罗织张信的罪名是“为胡惟庸鸣冤，反叛朝廷”，刘三吾、白信蹈等人变成蓝玉余党。此时距胡惟庸之死已十七年，距蓝玉之死五年，朱元璋明知罪名为罗织所致，但为了打击廷臣的反对势力，安抚北方人心，仍将在案人士处以极刑。四月底，张信、白信蹈、司宪、王侈华等被凌迟处死，刘三吾年老免死，发往边疆充军。高中状元的陈安被指有行贿嫌疑，被同日处斩。

随后，朱元璋亲自出题重考，钦定了六十一人，皆为北方人。这样，在一年之中进行了两次考试，此次事件史称“南北榜（“春夏榜”）事件”。

事实上，由于各地区存在着经济及文化发展上的不平衡，若纯粹从文章好坏录取士子，势必造成地区间极大的差异，一些落后地区的士子永无出头之日，会影响这些地区的发展及政局安定。朱元璋正是从政治大局着眼，采取极端措施来平息北方知识分子的不满。

为避免此类情况再次发生，洪熙元年（1425）设立南北卷制，南卷取十之六，北卷取十之四，确立了按地取士的制度。宣德、正统年间，南北各让出五个名额给中部地区，以取得地区间的平衡。以后虽然名额有所变更，但按地取士制度始终相沿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