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淞沪会战中，守卫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声震中华，但对外号称800，实际只有420人左右。然而在“八百壮士”中湖北人约占了百分之八十左右，而且在湖北人中又以通城士兵为最多，共有100多人，这100多皆来自为“剿共”而组建的通城保安大队，人员构成有红军被俘战士、被抓壮丁的农民、等。

湖北省保安第五团是在湖北第一(专)区所辖之蒲圻、宁、嘉鱼、通城、通山、崇阳、阳新、大冶、武昌、汉阳等县的保安队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抗战前，开国上将傅秋涛率领留守湘鄂赣边区的红十六师活跃在通城周边。国民党为了对付红军，维持地方治安，建立了地方武装，在通城县政府设保卫团，在县署内建警卫中队，总计百余人。

1930年，警卫中队扩编为一个营规模的常备大队，辖三个中队，共有200余人。1932年，又将保卫团和常备大队合编为保安大队，辖四个中队，总计官兵四百余人。1935年县保安大队编入湖北省保安第五团，后通过整编将原有四个中队缩编为三个中队。

在淞沪会战前，第二中队被撤销，人员分别编入一三两中队，共有官兵200余人。这支部队装备比较差，平时缺乏严格训练，士兵大多数来自农村，有不少是因生活无着入伍的，有的是被强迫入伍的。他们中间许多曾与红军有联系，因此无心与红军作对，反而对保安大队不抗日，专打红军，欺压百姓的行为不满。后来担任谢晋元团长卫兵的万连卿，曾是共产主义儿童团团长，被捕后仅因其年幼(不满16岁)，才被县长贾廷申留了下来，被迫当了贾的勤务兵，贾去职时将万转到了保安大队。他的父亲万顺富1929年参加了红军，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乡支部书记、县苏维埃主席、平江县苏维埃保卫局局长等项职务。1935年8月，他在与通城保安大队二中队的遭遇战中不幸负伤被捕，慷慨就义。

三中队队长石美豪(湖南人)也曾打算把弟兄们拉去参加红十六师，因被发现，结果被关禁闭一个月左右，直到部队开上抗日前线的前夕才被放出来，并继续担任中队长“戴罪立功”。下士卢洪信曾带上十名士兵，携械投奔红十六师，因红军一时不知其底细，未敢贸然接纳，答应三日后回话。就在这时，保安队抓住了他的哥哥，传信给卢洪信要其迅速归队，否则将其兄处死。卢洪信只得劝说弟兄们赶快归队，他自己却被迫流浪在蒲圻赵李桥一带，当保安大队开赴武汉途经赵李桥时，石美豪告诉卢洪信：现在国共已经合作了，部队要开往前线，希望他一道去打日本鬼子。卢洪信欣然同意，立即加入了行军行列。也有少数人是在部队开拔上抗日前线时，自愿入伍的,如周福就是为了抗日，弃商从戎的。

1937年9月中旬，中共湘鄂赣省委与武汉行营谈判成功。武汉行营委任傅秋涛为抗日游击支队司令,并决定给游击支队提供给养，同时明令各县、区停止与其冲突。其间，中共湘鄂赣省委鄂东南道委书记和红军负责人江渭清等在通城和武汉先后与武汉行营及国民党通城当局，就鄂东南停战和红军集中等问题进行了谈判，并达成了协议。在中南地区厮杀整整十年的国共两支敌对力量，终于化干戈为玉帛，共赴国难。

在这种情况下，主要为对付红军而建立的通城保安大队于中秋节将所辖两个中队全部开往上海抗日前线。通城保安大队从通城出发，途经大沙坪、赵李桥到湖北省第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在地--蒲圻集中，然后乘火车到达武汉，在汉阳蔡甸“九栋营房”经短暂整编集训后，于1937年10月上旬随湖北保安第五团及其他各连(这时已改为营、连、排、班建制)在汉口大智门车站登上列车，踏上征途，经过五天五夜到达上海真如。

在其到达上海时，第八十八师二六二旅五二四团已与日军拼杀两个多月了。该团原先的老兵来自全国各地，以江苏、安徽、浙江籍士兵为多，但多数已阵亡或负伤退出战斗。部队虽经过几次大的补充，但每连只剩下五六个人，所以当湖北保安第五团到达前线时，他们基本上是按原来的营、连、排、班建制对口补充到五二四团的。由通城抽调来的两个中队正好与其他两中队一起补充到了杨瑞符的第一营，所以在“八百壮士中通城籍官兵竟达百余人。

来源：1992年《抗日战争研究》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