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2月，公安部向中央提交关于特赦战犯的报告，其标准还没有达到“净牢大赦”的程度。毛主席此时作出重要批示：每个人都有公民权，不能强迫改造，建议释放所有战犯。
毛主席的批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所有在押战犯，从此全都获得了自由。有工作能力的，国家给安排工作；有病的，由国家安排治疗；失去工作能力的，国家给予一定照顾。不过还有极个别人，仍然想回去台湾。对这些人，党中央也不阻拦，并表示，可以提供路费和相关手续。那么，这些人最后的结局如何呢？是否过上了他们想要的生活呢？
在新中国成立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遗留下来的战犯如何处理，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在其他的国家，这些人的下场，不是上绞刑架，就是被永久监禁。但是，他们在新中国的待遇，却让一般人觉得匪夷所思。就像我党对待战俘一样 ，他们也受到了优待。
优待俘虏，这一政策是一把锐利的剑，在战争中的威力不可忽视。抗战时期，它促使数千日军转而加入八路军的队伍；解放战争时期，大量的国民党军队因此起义；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这一政策甚至让众多美国士兵，成为了我军的反战宣传员。这样的优良传统，在革命胜利后依然得以贯彻。对于那些犯下严重历史罪行的战争罪犯，国家并没有采取报复行动，反而对他们进行了安抚和教育，帮助他们完成自我改造，获得新生。
优待容易，但是改造很难。这些战犯的背景复杂多样，有的是伪满洲国的高官，有的是日本侵略者，更多的是在解放战争中被俘虏的国民党高官。如何让他们和谐共处，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首先就是战犯之间的矛盾很大。在被俘的国民党将领中，很多人都参加过抗日战争，与日本战犯有着深仇大恨。例如，国民党第12兵团的司令黄维，在改造过程中多次与日本战犯发生冲突。而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抗日名将，也对日本战犯持有敌意。至于伪满洲国的战犯，他们通常被视为汉奸，备受鄙视。这些观念上的矛盾，是很难调和的，因此，国家只能将他们分散关押。
为了便于管理，国家设立了多个战犯管理所。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是东北的抚顺战犯管理所，一个是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抚顺战犯管理所由原先的满洲国监狱改造而成，主要关押伪满洲国官员和日本战犯；而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其前身为北京第二监狱，主要关押国民党战犯。这两座监狱，都曾是敌人残害共产党人的黑牢，如今又各自有了新的用途。
党中央对战犯的改造态度，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将心比心。战犯管理所的干部们，从未将这些战犯当作普通犯人看待，而是细心地照料他们，关心他们，让他们感受到新社会的温暖与关怀。
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杜聿明，他患有严重的肾病。在解放战争期间，因战事紧张无法得到有效治疗，导致病情恶化。为了救治他，党中央不仅指派了相关专家会诊，还特邀外国名医参与治疗。如果需要一些国内短缺的药品，国家不惜动用珍贵的黄金和外汇，从香港购买。经过这一系列的治疗，原本打算为蒋介石“尽忠”的杜聿明，对新政府的关怀感动不已，于是敞开心扉，开始主动接受改造。
对有一些缺乏生活能力的战犯，改造干部就会想尽办法，教给他们独立生活的技能。其中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对伪满洲国的皇帝溥仪的改造。为了教育他，管理人员对溥仪进行了特别培训，不仅在很短的时间内教会了他种菜洗菜、穿衣叠被等基本生活技能，还让他学会了自己缝补衣服。同时，他们还多次让溥仪走出管理所，去看新社会的新面貌。溥仪此后也深切感受到了政府的关怀，努力让自己适应新生活。
除了以上的两点之外，改造人员还非常关心战犯们的内心活动。国民党将领黄维，一直想要设计“永动机”，这是个物理学上已经被证明不可能存在的东西。但是，战犯管理所的干部不但没有嘲笑黄维，还拨出专款，请来专业的技术工人，帮助黄维工作。虽然机器的设计，最终失败了，但是黄维却从中感受到了党中央的诚意。原本他是最为抵触改造的，但是后来的态度也有所缓和。
以上这些，只是改造时的一些个别案例，但仍然可以看出改造干部的情怀。战犯管理所还会组织战犯们进行思想学习，阅读进步书籍，开会研究各自失败的原因。经过一系列的讨论，大部分的战犯都开始能正视自己的过去，主动放弃执念，接受新生活。甚至一些战犯还会向管理“自首”，主动提起一些自己隐瞒下来的罪行。而杜聿明等人，甚至在抗美援朝战争之中，主动撰写材料，为国家献计献策，动手制作军粮。而一些罪孽深重的日本战犯，在经过改造之后，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行，痛哭流涕地表示忏悔，并宣称会为中日两国的和平作出贡献。
1956年，新中国政府释放了355名日本战犯。消息传出，全世界都为之震惊，有很多的人都表示不理解。但是事实证明，新中国的做法是正确的。这些日本战犯回国后，成为了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中坚力量，为中日两国人民的正常交往做了不少事。
1959年，国家对包括溥仪、杜聿明、王耀武在内的一批改造良好的战犯进行了特赦。他们走出了战犯管理所，在国家的安排下，他们由浅入深，重新开始了工作。
1964年，日本战犯被全部特赦，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始接收那些从功德林过来的国民党战犯。又过了两年，新中国已经接连进行了6次特赦。能够正视自己历史问题的人，基本已经全部被释放。但是，还有将近三百名战犯被留了下来。他们的态度死硬，始终拒绝改造，拒绝承认自己的历史罪行，思想意识也始终没有提高。这些人的改造难度太大，所以，从1966年到1971年，国家再也没有特赦过任何一批人。
此时，一些年龄比较大的战犯，已经因为身体原因而先后病逝。国家也对他们的结局感到遗憾，也想给他们一个新的人生，但无奈他们始终拒绝改造，根本没有得到特赦的理由。
1974年12月，正如开头所说，毛主席对公安部提交的报告给出了批示，建议释放所有战犯。毛主席还给出建议，在释放他们的时候，要开欢送会，弄一下鱼、肉之类的食品给他们吃，每个人再发一百元的零用钱，方便他们日后的生活。要让他们在离开前，充分感受到新政府的关怀。
于是，1975年3月19日，在抚顺、西安、北京和济南四地同时举行了最后一次特赦仪式，仍然在押的293名战犯，全部收到了释放通知书。党中央的宽大，深深感动了绝大多数战犯。这之后，有283名战犯选择留在大陆生活，其中包括态度最为执拗的黄维。党中央对他们的选择感到非常欣慰，并根据相关政策为他们安排了工作和住所。
但是，有十个人，仍然表示自己希望回去台湾。他们有的是为了探望家人，有的则是为了拜访朋友。党中央对他们的选择表示理解，并给每个人提供了2000元港币当路费，以及一张半年有效的往返于香港与大陆的特别通行证。
4月14日，这十名准备返台的特赦人员全部抵达香港，并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在镁光灯前，他们畅谈了自己对新中国成就的赞许。尽管按照他们在国民党内的军衔，完全有资格在台湾获得住房和相关津贴，至少也应该能享受到欢迎仪式的接待。然而，在香港苦等了七天后，他们却始终没有等到台当局的任何反应。很显然，这是台当局对他们说大陆更好的一种报复。
当时，蒋介石刚刚病逝，台湾政局正处于新老交替阶段。台湾的特务部门神经过敏，认为这些特赦人员，有可能是大陆方面的特务和间谍。因此，台湾当局表示不允许他们以原先的身份进入台湾。如果一定要回来，只能是以难民的身份，先提出申请，审核通过之后再说。这也就相当于，台方将他们所有的历史贡献全部抹去了。
台湾当局的态度，让这些人感到十分失望。他们没想到，自己归心似箭地回来了，结果却要接受如此屈辱的条件。他们提出了抗议，但台方根本不作反应。双方僵持了一个月，台湾方面始终没有改变立场。最终，他们只能联系各自的家人，让他们来香港相聚。
然而，一个可悲的意外发生了：最为思乡的张铁石，因为感到与家人团聚无望，竟然在住处抑郁自杀了。他的死，可以说断送了剩下既然回台湾的最后希望。他们商议之后，有三人决定回到大陆工作和生活，其余六人则在香港分散，各自去了海外生活。
一个政权的胸襟和气度，往往决定着其成败。我党的胸怀不仅能包容天下，也能容下曾经有过历史罪行的敌人；而台方，则是连十个忠心耿耿的老将都容不下。两者相比之下，也就不难发现他们失败的原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