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观礼
一九四九年九月底，中国文协机关传达了一个天大的喜讯，这就是正在隆重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庆典。这一喜讯使全机关的男男女女都沉浸在一种热烈喜庆的气氛中，同时也都忙碌起来，每天起来有的人扎纸花，有的人写标语，还有人按照上边发下来的样品制作五星红旗，准备到时候参加庆祝游行。正在这时，全国青联派专人给我送来一封急件，要我亲收，并要在回执上签字。拆开一看，原来是一张天安门前观礼台的请柬，请柬上还印着"只限一人，不得转让"八个字；另外还有一条上边印有"观礼"二字的红色缎带。显然因为我是全国青联委员才获得了这一殊荣。我本来觉得能在北京参加开国大典游行就很满足了，如今竟然能到天安门前观礼台上观礼，这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好事，兴奋得一夜都没睡好。
第二天，十月一日午饭后，我同住在文协机关的两位负责同志，同乘一辆小汽车驰向天安门。当时大街上都已戒严了。小车虽然有特别通行证，但也只能从规定的路线行驶。我们是穿过金鱼胡同、东华门大街，从故宫左边太庙后门进去的。空地上已经停下了不少各式各样的大小汽车，车上下来的都是胸前佩有红色缎带手持请柬的人。其中有穿军装的，有穿制服的，也有穿西服和长衫的，还有几个穿旗袍的妇女。看样子这些人不是各单位的领导，便是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有几个戴眼镜的老者，很像是学者、教授。看起来不论男女老少，个个都是精神焕发，喜形于色。我们随着众人，经过警卫人员的验证，从太庙前门走出去，就到了天安门前。只见广场上万头攒动，参加庆典的工人、农民、学生、市民、机关职工坐成了整整齐齐的方队。各式各样的厂旗、校旗、机关旗帜在广场上迎风飘舞。广场两旁竖立着马、恩、列、斯、孙中山、毛泽东的巨幅画像，宽展的长安大街上，打扫得一尘不染，路两旁每隔十多步就站着一名标兵；金水桥两旁是新修的两座大型观礼台，观礼台像是足球场的看台一样，一层高过一层。这两幢新的建筑颜色和天安门城墙一样，都是赭红色，好像是原来的整体结构一样。我的请柬上标明是西台。我随着一些人从天安门前向观礼台后边走过去。从后边看，观礼台下边是些斜顶的房子，里边摆着一些桌凳，放着许多茶杯，摆着几个白搪瓷保温水桶。有几个佩戴着观礼证的老年人坐在那里喝茶、抽烟，另外还有几个穿着白大褂的医务人员在给一些人量血压。我们顺着旁边的一道台阶，匆匆上了观礼台。站在这里扭头可以清楚地看到重新油漆彩画过的天安门城楼。在这雄伟的建筑中央，悬挂着金色的国徽，左右各挂着三个巨大的红色灯笼。站在这里还可以看清主持开国大典的中央首长和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所有站在观礼台上的人，都是仰望天安门城楼，人们都争先辨认那些重要人物。我除了能认出党中央的几位首长外，只能认出宋庆龄、沈钧儒两位来，那是以前在报纸上见过照片的。而有的人则好像对这些领袖人物都很熟悉，热情地向周围的人做介绍。正在这时，忽见天安门上的人鼓起了掌，原来是毛泽东主席来了。毛主席一出现，整个天安门广场上都轰动起来，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欢呼声。"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接连不断，这是人们发自内心的呐喊，真个是响彻云霄。
主持开国庆典的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林伯渠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他是陕甘宁边区的主席，我在延安学习时曾听过他的讲话。当时他是延安党内年龄最大而又德高望重的"五老"之一，人们都称他为林老，连毛主席都是这样称呼他。
林老宣布开会后，高音喇叭里传出了毛泽东主席洪亮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在一片掌声和欢呼声之后，紧接着就是举行升旗仪式。从天安门城楼上到广场最南边的正阳门前，除了摄影师们来回走动之外，所有的人都是庄严肃立。在振奋人心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顺着天安门广场高高的旗杆冉冉上升；与此同时几十门礼炮发出惊天动地的轰鸣。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终于在蓝天白云下飘扬起来了。这标志着新中国的诞生！毛主席当即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公告》中宣布国家副主席有朱德、刘少奇，还有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等；还宣布周恩来同志担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这是向全中国人民，向全世界各国的重要宣言，宣布蒋介石反动政权已彻底垮台，中国的历史已掀开了新的一页。
毛主席的话音刚落，整个天安门前就轰动起来了，掌声、欢呼声、"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一片，经久不息。许多人都激动得哭了，我也流出了快乐的热泪。我知道，今天的胜利来之不易，这是许多仁人志士、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用热血和生命换来的。早些年，在学习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就知道我们奋斗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新中国，但总觉得那是一个遥远的理想！万万没有想到今天竟然亲身参加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这怎么能使人不激动呢？
我忽然想到要赶快写篇新闻报道，火速寄给我们《晋绥大众报》，让晋西北的老乡们共享这一特大喜讯。可马上就意识到这是瞎想，因为《晋绥大众报》早已停刊了，整个山西也全解放了。新华社一定要向全国各报发通稿，新创办的《山西日报》还能不登这一重大新闻？另外是在我们西观礼台的右前方，有个临时搭起来的高架平台，摄影师们已用摄影机把这些场景拍摄下来了。不久的将来，人们会从电影上亲眼目睹这一宏伟的场面。
正在这时，天安门前又展开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阅兵式开始了。只见朱德总司令站在吉普车上，从天安门正中那道门驶出来，驶过金水桥，沿着长安街向东驶去。东边隐隐传来军官的口令声，士兵们整齐划一的呐喊声。当朱总司令回到天安门城楼上发布了命令之后，在威武雄壮的军乐声中，受检阅的部队由东向西从天安门前列队通过。领头的是海军方队，接着过来的是陆军，有端着上刺刀步枪的方队，有斜挎着卡宾枪的方队，有扛着轻机枪的方队，有抬着重机枪的方队。他们都是迈着正步，向天安门城楼行着注目礼，雄赳赳气昂昂地前进；步兵过后是机械化部队，首先开过来的是摩托车方队，每辆摩托车上有三名战士，都戴着钢盔，挎斗上还架着机关枪；随后是炮兵部队，炮兵们都坐在大卡车上，车后拉着巨型大炮，卡车是两辆两辆并排行驶，车与车之间保持着相等的距离，保持着相同的速度；紧跟其后的是一对一对的装甲车，一队一队的坦克车。与此同时，受检阅的空军十四架飞机，从天安门广场上空由东向西编队飞过。天上、地下机械的轰鸣声，混合着成千上万人一浪高似一浪的掌声，形成了一支威武雄壮的凯歌。
这是我有生以来所见到的最宏伟的场面。观礼台上许多人都是赞叹不已。与我并肩站在一起观礼的有一位中年残疾军人，穿着一身旧军服，胸前佩戴着两枚奖章。我知道那是抗日根据地时代用钢、锡铸造的，样子虽然粗糙，可那是当时最高的奖赏。他拄着双拐，用一条腿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全神贯注地盯着经过的队列。当那些炮兵和机械化部开过来的时候，我见他不时用袖子揩眼泪，我知道那是激动的泪水。我猜测他可能是想起了在以往艰苦的岁月里，用土枪土炮与武装到牙齿的日寇拼命厮杀的情景，因为我也联想到了这些事情。我想如果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不断绝对八路军的武器供应，我们要有一些大炮的话，一两炮就能摧垮敌人的一座碉堡，还用得着民兵们千辛万苦流血牺牲围困敌据点吗？即使有一些轻重机枪和充足的子弹，一次次反"扫荡"也会很快取得更大的战果。可那时候，蒋介石却用这些武器反共反人民，竟然包围屠杀浴血抗日的新四军。想起这些事来不能不令人发指！我知道，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武器装备，除了国内制造的一小部分外，大部分都是美国提供给蒋介石用来打内战的，而如今却成了我们的战利品，这次阅兵，可以说是解放战争辉煌战果的一次展览。阅兵式最后通过的是骑兵。骑兵也是排成了方队，有的方队一色是白马，有的方队一色是黑马，有的方队一色是枣红马。这些马匹方队也是横竖成行，步调一致，在天安门前踏出有节奏的蹄声。
阅兵式结束后，坐在广场最前排的一些少年儿童，手持花束，欢呼雀跃着拥向天安门城楼，向新当选的国家领导人去献花。
这时天色已暗，天安门城楼上、广场周围建筑物上的灯光都亮了。广场周围的几十尊礼炮向广场上空连连不断地射出五彩缤纷的礼花。广场上的人群欢呼着拥向天安门，"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我扭头向天安门城楼望去，只见毛主席在扩音器前高喊："同志们万岁！"然后挥舞着帽子向群众致意。他在天安门上，从东走到西，接着又从西走到东，不断地挥舞着帽子向群众致意。群情更加振奋，掌声、欢呼声、口号声响彻霄汉……
我们站在观礼台上的人，等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央领导退场以后，也都陆续离开了观礼台。我在太庙乘汽车顺原路返回驻地，沿途到处是游行的人群，连一些小胡同里居民们也在敲锣打鼓，放鞭炮，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整个北京城都沸腾了。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这一天，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个最为盛大的节日，永远铭刻在心！
参加北京市的文艺活动
开国大典之后，北平改名为北京，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党中央主席毛泽东被推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周恩来同志担任了政务院总理。下边成立了一些部、委等机构。
文协也有了一点变化，副主席丁玲，从东北调来北京，主持文协的工作。我们创作组也扩大了，调来了胡丹沸、邢野、陈淼几个人，他们都是写剧本的，也都是晋察冀边区的干部。创作组人多了，住房也做了一点调整。我们一股脑都搬到了王府大街多福巷十六号。这是一处民居四合院，房子不算太好，但设备倒还齐全，除了水、电之外，还安装着一台小型暖气锅炉。这里生活上的一切，全由老关一个人管理。
老关年纪有四十多岁，地道的北京人。他原是这家房主的用人，做饭、买菜、看门、扫院他一个人全包了，冬天还捎带烧锅炉。据说这家房主要回南方去，卖房时有个附带条件：买主必须给老关安排个去处。这样老关就成了文协的雇员，仍然负责经管这座院子。那时候我们都是供给制，老关则每月可以从总务科领取一定数量的薪水，因为他还要养家糊口。
我们除了看书、写作之外，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当时北京市还没有成立文联，市委宣传部为了团结旧北平的一些文艺界人士，于是就发起成立了一个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其中有不少是曲艺界的知名人士，如相声艺人侯宝林、郭启儒，评书艺人连阔如，山东快书高元钧，北京琴书关学增，北京单弦曹宝禄等等。另外还邀请了在解放区就从事通俗化工作的一些同志参加，如赵树理、苗培时、王亚平等。康濯和我也被拉去加入了这一团体。
大众文艺研究会地址设在东单三条一座旧的二层小楼上，只有辛大明、沈彭年等几个同志在此办公。这是一个松散的组织，每周集中学习一次，主要是学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自然而然就成了学习的辅导员。为了扩大影响，团结更多的人从事通俗化、大众化的工作，大众文艺研究会还创办了一个通俗月刊，刊名叫《说说唱唱》。我们几个人都被聘为编委。
大众文艺研究会初创立的时候，是聘请红军时代的老文艺家李伯钊同志担任会长，刊物也由她任主编。老舍先生从美国讲学回来后，李伯钊同志坚持让贤，这两个职务就都由老舍担任了。我在延安时候就读过老舍的一些作品，他那真情实感的文风、幽默风趣的语言，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到北京以后，我又特意找他描写北京生活的作品阅读过，受益匪浅。我曾听一些老作家说，抗日时期，老舍从北平到了重庆，由于他人缘好，抗战坚决，很快就成了大后方进步作家组织的实际负责人。能在这样一位大作家领导下工作，我认为这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在和老舍先生实际接触当中，我感到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人很随和，没有一点儿作家的架子。他和曲艺界的那些名家都是老熟人，对我们解放区来的这些人也是一见如故。据说他在重庆时，就经常关心解放区的文学创作，因而谈起解放区的文学情况来他一点儿都不生疏。我们除了偶尔在一起开会学习外，有时他还领我们去天桥、西单商场、前门箭楼等曲艺场欣赏曲艺。无论到了哪个曲艺场，一些演职人员，甚至有些观众，见到老舍来了，都热情让座，我们自然也跟着沾光。不仅去曲艺场是如此，有时到了饭馆里也是这样。《说说唱唱》每月要开一次编委会，每期都有一点儿编辑费，这就成了我们的聚餐花销。因为钱不多，去不起北京饭店、谭家菜，每次都由老舍先生挑选具有北京地方特色的中、小饭馆，如宣武门的烤肉宛，缸瓦市的砂锅居，另外也吃过鸿宾楼的烤鸭子、东来顺的涮羊肉。每到一处，连掌柜的也要跑来招呼应酬，而且还要趁机向其他食客宣传一番："看看，老舍老先生也光临本店了！"借以抬高饭店的声誉。这时总会有一些人跑到我们桌子附近指指点点观看老舍，由此可见老舍先生的作品在普通人心目中的地位了。吃饭时，老舍和我们聊一些北京的民情风俗、历史掌故以及胡同名称的来历等等；对城市贫民中的各种人物及其生活状况，更是了如指掌，所以难怪后来在北京市改造初期，他很快就写出了《龙须沟》那样的佳作。
《说说唱唱》的编委们，不仅仅是每月开一次编委会，平常也还要审阅一些重要稿件，特别是编辑部拿不定主意的稿件。初开始来并不很多，随着刊物发行数量的扩大，外省、市的来稿也逐渐增多了。而且从来稿中也不断发现一些有才华的青年作者。如安徽作家陈登科写的小说《活人塘》，就是编辑部推荐给赵树理的。这篇稿子写得有点芜杂，也有不少错别字。赵树理认为写得不错，生活扎实，语言也好。后经过编辑们的修改，发表了。这就成了陈登科的成名之作。
赵树理的作品，以前我基本上都读过，有的还不止读过一遍两遍，可以说他是我学习的样板。我们俩都是山西人，抗日时期又都在山西，因为不在一个根据地，从未见过面，第一次文代会时才有了一面之识。文代会后我留在了文协，赵树理调到了工人出版社，偶尔也见一面。直到参加了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这才逐渐熟悉起来。老赵的为人和他的作品一样，朴实自然，散发着泥土清香，没有任何虚情客套。我最佩服的是他对农村情况的深刻了解，谈起各个阶层的人物来，真个是如数家珍。
刊物要配合当时的宣传任务，而来稿中又没有这样的内容，于是就动员编委们自己动手写。我记得正在大力宣传婚姻法的时候，编辑部希望编委们能够写点儿反映这一内容的小说。后来这一任务就落到了赵树理头上。不久，老赵就写出了题目叫"登记"的小说。按说这算是临时赶任务的作品，但作品写得相当好，不仅内容真实风趣，而且还刻画出了张木匠、小飞娥一些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这除了他的写作功力之外，最重要的是在他的生活宝库中早已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这绝不是靠临时搜集材料能够写成的。这篇作品很快就被改编成戏曲上演了，剧名改成了"罗汉钱"，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那时候，我也写过两篇赶任务的作品。一九四九年冬，北京市人代会决定取缔妓院，一夜之间，前门外八大胡同的妓院就都关门了，老鸨们由公安局集中起来审查，妓女们则由市妇联组织起来学习，并由医生给她们检查治病。市妇联邀请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人去采访，还特别点名要我去，我不能不感到奇怪。后来才知道其中有个缘故：她们曾把我以前写的一篇小说《金宝娘》，给学习班的那些姐妹们诵读过，据说收到很好的效果，启发了她们诉苦的决心。妇联同志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些人的悲惨遭遇写成文艺作品，用她们自己的事例教育自己。于是我们去了几个人。
八大胡同在前门外最繁华的商业区大栅栏附近，一进北京就听人说那里是妓院集中的地方。我倒是去过大栅栏，可从未涉足过这些胡同，这里的街道和普通居民区没什么两样，有很讲究的四合院，也有一些烂瓦破房。据说这里每到夜晚门口就挂起了红灯笼，有的还披红挂彩，迎接各种各样的嫖客，如今显得十分冷清。墙上到处贴着禁娼的布告，有的门已贴了封条，街上不时有警察巡逻。被解放的妓女们都集中在几座大院子里，集中住宿，集体生活。有年轻的，也有年老的，有的穿着翻毛皮大衣，也有的穿着破棉袍。
虽然都已经不再擦粉涂口红了，但指甲上还残留着蔻丹。我们参加了她们的几次诉苦会，还找一些人进行了个别访问。她们大都是穷苦人家的女儿，也大都是被欺骗拐卖到妓院来的，每个人都有一段悲惨的血泪史，听着不能不使人悲愤。最可悲的是在这些魔窟中，她们的一点羞耻心都被磨尽了，谈话中她们常常赤裸裸地提到性生活。那时候我还没有结婚，羞得只好低下头。而她们好像数自己的手指头一样，一点儿都不在乎。我实在不好意思再和她们谈了，于是就转而阅读学习班的记录。后来我就根据所了解到的这些材料写了一篇故事，题名叫"红姑娘"。稿件没有交给《说说唱唱》编辑部，而是交给市妇联了，提供给她们做教材。后来她们还是送给报社发表了。有天，我去马列学院，看望我的老上级周文同志，他认为这篇小说写得不好。他说："你根本不了解城市，还是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吧！"他的话说得很简单，但很恳切。回来后，我立刻把同类题材只写了一半的一篇小说扯了。
我给《说说唱唱》倒也写过赶任务的作品，不过不是赶政治任务，而是为了给评书艺人写新段子。这是编委会上分配的任务，为了赶上发稿时间，我只好连夜加班写。夜晚饿了，可以到东四牌楼小摊上喝一碗馄饨，或是吃一个卤煮火烧。清早起得太晚了，就到门口吃点豆浆、油条，在北京城里生活上方便多了。我花了十多天时间，终于写成了一篇万把字的故事，题目叫"周支队大闹平川"，倒是有点儿像评书的回目，也还有一定的故事性，可是缺乏生活细节，人物性格也不突出。比起赵树理赶任务写的《登记》来，明显地逊色多了。
【马烽（1922年6月18日—2004年1月31日），原名马书铭，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县（现孝义市）居义村，是著名作家、编剧。马烽幼年丧父，随母亲寄住汾阳县（现汾阳市）东大王村舅父家，并在该村入学读书。1937年，日寇侵入山西，学校被迫停办，马烽只得辍学。1938年春马烽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马烽被送往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附设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学习 ，半年后转入部队艺术学校美术队 。1942年冬天转业到了晋绥边区做地方工作。1945年6月5日由马烽、西戎合著的《吕梁英雄传》开始在《晋绥大众报》上刊载，1946年8月20日全部登载完，小说受到人们的欢迎。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国文联第七届荣誉委员。被山西省政府授予“人民作家”称号，也是“山药蛋”派作家代表人物之一。2004年1月31日，马烽因病在太原逝世，享年8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