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大王村地处汾阳县平川的东南方，村东和介休县境接壤，村南和孝义县界相连，全村约有二百来户人家。我舅父家姓王，是村里的一大族，大都住在一条街上，这条街就叫王家街。街道两旁有不少高门楼大宅院，据说以前曾有过几户在外地经商的大买卖人。
我的外祖父则是纯粹农民，自己养着车马，耕种自己的土地。土地少，不够种，他就给村里没牲口的人家耕种，农闲时期就给商店拉脚。他早些年已经去世，车马也卖了。那时我的外祖母还活着，是个疯子，据说她多年来，省吃俭用，积攒了一笔钱，后来晋钞贬值，那些花花绿绿的票子都变成了废纸，从那以后就气疯了。她只有一个儿子，也就是我的亲舅舅，自己种着十几亩地，另外又和别人合伙在村里做点小买卖，主要是经营布匹、针头线脑之类的商品。每逢附近村里唱戏赶会，他们就把货物绑到推车上，推到那个地方搭起布棚兜售。他夫妻两口只有一个小女儿，生活倒也过得去。我们初搬到这村来的时候，就住在我舅父家里，他有一宅院子，房子倒也不少，可就是早已破旧了，有一部分租给了别人居住。我母亲每天主要精力是侍候我外祖母，给她梳头、洗脸、喂饭……她只会傻笑，连她的亲闺女也不认得了。我们去了没多久，她就病死了。我母亲觉得在我舅父家住下去，终非长久之计，总不能靠别人养活一辈子啊！于是就把她所有的首饰和好点的衣服变卖了，典了七亩地，租了一间半房，从此就开始了自立门户、独立谋生的生活。
我们租的是一幢大宅第的偏院，这原是用人们住的地方。这幢大宅院相当壮观，一律是青石墙根，青砖大瓦房，一连三进院子。据说这幢宅第原是一家大商人在光绪三年遭灾时候，利用贱价劳动力盖的，人称新院。那时候弟兄六个早已分家另过了，生活水平各不相同。我们的房东是一个寡妇，她守着一个儿子，比我大几岁，正在本村小学里念书。我开始上学，就是他每天领我去的。他的母亲算是我母亲的二婶，岁数比我母亲大不了几岁。虽然算是婶子侄女儿，可因为都是寡妇，同病相怜，相处得倒还融洽。一年房租是两块钱，因为她家有一些土地，日子过得还算可以，有时送去房租她也就收下了，有时家中实在困难，交不起房租她也不催要。我们在东大王村，一直就住在这里。典下的那七亩地，是由我母亲的二叔、三叔家给代耕代种，因为他们家都养着车马，雇着长工。我母亲就是在叔叔们名下，也不愿落亏欠，于是她就给他们家做针线活顶工。我母亲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儿，特别善于绣花。遇到他们家娶媳妇嫁闺女，或是过年过节做新衣服、绣鞋、绣枕头、绣兜肚等细致活儿，大都是由我母亲主动承揽过来。其实人家并没有要她以工换工，她这样做，很可能是为了求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她对她的亲叔父们都如此，对别的亲友就更可想而知了。
以往，我们家也算是大户人家，当然会有几户富裕的亲友。我光是姑姑就有三个，家资都还可以；我父亲在官场上混过些年头，总还有几个阔绰的同事朋友。但我母亲从来不向他们伸手求援，甚至也不主动来往。我记得有这样一件事：大约是在我十岁时，汾阳县新上任的县长叫王育昌，我父亲在壶关县当承审员的时候，他是县长，两家时有来往。我母亲不仅认识他的家属，也认识他本人。当时，邻居们知道这一情况后，都劝我母亲托人给王育昌写封信，诉说一下生活的困难，总会给点支援。即使王育昌不理这个茬儿，对自己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失，"宁可碰了，也不要误了"。但我母亲始终不肯，她说："自古常说：人在人情在。他爹的骨头都干了，何必去惹人家讨厌！就算人家发善心，打发讨吃的一样打发你一点，今后该过穷日子还得过穷日子。"从此以后也就没人再劝她了。正是那个时候，她三叔的大女儿婚后头胎难产，婆家也是有钱人家，决定送汾阳城医院剖腹产，要求娘家派一位亲人到医院照护产妇，拿现在的阳城医院剖腹产，要求娘家派一位亲人到医院照护产妇，拿现在的话说就是陪侍。陪侍产妇当然只能是女人，可她三叔家的女人们老的老，小的小，都不宜担此重任，于是我母亲就成了最合适的人选。我母亲和她的这位堂妹感情也很好，那时候我的二姐已十五六岁，能够独立操持家务了，因而她三叔和她一说，她就满口答应。当晚定准第二天一清早由他家的长工老四赶大车送我母亲去汾阳医院。
那时候，人们都称汾阳城为汾州府，因为清朝年间，那里是县、州、府三级衙门所在地，又是省城通向陕北的交通要道，商贾云集，热闹非凡。据进过城的人说，那里有一座汇海商场，各种摊贩，一家紧挨一家，卖什么的都有。附近还有一座广智园，里边有老虎、猴子、狼等动物，虽然不是活的，可是真的（标本）。这些都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我要求随母亲进城开开眼界，把她送到医院，然后我再随车回来。我母亲痛痛快快答应了，我当然十分高兴。
东大王村距汾阳城约三十里，走出十多里就可望到文峰塔的尖顶了。那是一座十三层的高塔，建在离城五里的建昌村，人们俗称建昌塔，并说那是座风水宝塔，正因为有这座宝塔，建昌村才出了位大人物，就是前边提到的省教育厅厅长冀贡泉。我们坐的大车快到文峰塔那里的时候，只见各条道路上有许多行人、车辆，向建昌村拥去，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赶车的老四向路人打问了一下，才知道这天正好是冀贡泉给他妈做寿，请来著名演员丁果仙的戏班演唱，人们都是去看戏瞧热闹的。老四怕村里人多车多不好通过，于是就从村北绕了过去，走不多远，忽见迎面来了一辆轿车，车前走着两个穿制服背枪的巡警。那两个巡警离老远就向我们摆手，很显然是要我们的车赶快让路。老四连忙把大车赶到路旁停住。不一时那辆轿车过来了。车很漂亮，车上以及马身上的铜器在太阳下闪闪发光。车里坐着一位留着八字胡的阔人，穿着袍子马褂，还戴着礼帽。他向我们的大车望了一眼，轿车就过去了。当我们的大车再导入车辙以后，我妈才说，刚过去的那个人就是汾阳县县长王育昌，大约是到冀贡泉家拜寿去的。当时我真感到有点惊奇！大人们议论过多次的这位县长，竟然在这里碰到了，真有点无巧不成书。老四则是不无遗憾地抱怨我母亲，他说："你要早点说，我把牲口往外赶赶，就把他的车挡住了，你就能打个招呼。"我母亲平静地说："打个招呼要怎？我是宁可安安生生过苦日子，也不愿低三下四去求人！"这两句话可以说是我母亲的处世哲学，她一直是这么做的。她在家里一有空闲，就在村里承做一些针线营生，靠针尖赚点报酬。另外也揽一些小手工做。那时候汾阳城里有一家火柴厂，村里有人揽回糊火柴盒的营生来，也分给我们家一些。后来本村有一家药房做仁丹，还买了一部石印机，我们就给人家糊仁丹口袋。这些小手工，都是全家大人小孩抽空余时间做。虽说只能得到一点蝇头小利，一般人家都看不到眼里，但对我们家来说却不无小补，赚的工钱至少够称盐打醋了。
由于我们家没有主要劳动力，我从十来岁起就利用课余时间和寒暑假期参加农业劳动。那七亩地虽然亲戚们帮助代耕代种，但间苗、锄耧、收割却要我们自己管理。雇人是雇不起的，我舅父也帮不了我们的忙。那时候他已沾染上了抽大烟的恶习，连他家地里的苗子都草荒了，还能顾得上我们吗？我的二姐已逐渐长成了大闺女，按照当时的习惯，大闺女不便下地劳动，妹妹岁数还小，根本干不了什么活儿。因而这些营生只有母亲和我去做。我除了参加经营这七亩地之外，也还干一些别的农活，比如：夏天拾麦子、割青草卖给养牲口的人家。秋天创高粱茬子，以节省买炭的开支。有时候也给地多的人家间苗子、掐谷穗、摘豆荚（主要是摘绿豆荚，这种作物，荚皮一发黑就得摘，否则就自动爆裂了）。这些活儿，都是当天干完，当天就开工资。工资不高，但积少成多，也够一年的书钱了。干这些活儿，我都是跟上邻居石玉山去做。石玉山家比较贫穷，他曾经念过二年书，后来就干脆不念了。他比我大不了几岁，可他的农业知识要比我丰富得多。刨高粱茬子，他能用一条绳子帮我把柴垛捆扎得又整齐，又结实，背回家也散不了架；拾麦子，他知道谁家雇的是包工，丢在地里的麦子多；割青草，他知道哪里草茂盛，哪种草牲口爱吃，价钱卖得高。为了多赚几个零钱，有次他还领上我给一家娶媳妇的打过"执事"。那时候一般人家娶媳妇都要坐轿子，轿子前头是鸣锣开道的，还有金瓜、钺斧、朝天蹬之类的玩意儿，和旧戏上皇帝出来的銮驾差不多。我们那里统称"执事"，都是雇穷人家小孩子干。打着这些"执事"跑一趟，半天工夫至少能赚一毛钱，比割草轻松愉快。当我把赚下的这一毛钱交给我母亲的时候，她把我好好训斥了一顿。她认为这是种低三下四丢人败兴的营生，宁可去割草少赚几个钱，也不能干这号事。从此我也就不再给人家打"执事"了。我除了跟玉山割草拾麦子，有时也跟上小孩子们去耍水、摸鱼。
我们村东边和介休打交界的地方，有一条磁窑河。这是从文峪河通向汾河的一条河道，平常是干的，只有西山里下了暴雨，上游又不浇地的时候，河里才有水。由于多年淤积，河槽只略低于地面，全靠两旁的大堤起作用。每逢天旱的时候，沿河各村都争水浇地，打架斗殴的事常有发生；每逢雨涝的时候，各村又都担心河堤决口淹没庄稼，日夜派人巡堤，以防对岸为减轻压力，泅水过来挖堤，为这事同样也要打架斗殴。不管浇地还是决堤，事后总会在一些坑坑洼洼里积下一些河水，这也就变成了小孩子们的游泳池。对于这事，我母亲是绝对禁止的，她怕我淹死。因为前村里确实也发生过这类不幸事件。有次她发现了我耍水，气坏了，但她没有打我，也没骂我，每逢我办下错事的时候，她都不打不骂，而是向我哭诉。诉说她的不幸，诉说她为什么要忍受这些痛苦，规劝我要自珍自爱。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她就是要我明白，我是她赖以生活下去的唯一精神支柱。她的这种教育办法，在我身上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凡是我母亲不让干的事，我也就不敢再干了。因而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耍水了。
我母亲不仅不让我玩那些危险的游戏，不准我干那些损人利己的事情，而且也不许我做过重的劳动活儿，宁可她自己受苦受累，怕的是把我累垮。有一年，大概是我十三岁那年，正当高粱要锄二遍的时候，我母亲病倒了，病情很重，白天黑夜说胡话，是什么病搞不清楚。农村里穷人家病了，请不起医生，也吃不起药，只能扎针、拔火罐，用一些偏方治疗。眼看高粱地里草苗争长，再不锄非混成一片不可。于是我就自作主张请了几天假，独自偷偷去锄地。一个人钻在那么一大片高粱地里真有点害怕，又闷又热，浑身直冒汗水，高粱叶子割得两条胳膊又痛又痒。有时候真不想锄了，可是一想到家庭的困难，一想到生病的母亲，我就立刻打消了半途而废的念头。我母亲常说："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人没有点志气，活得还有什么意思！"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经是大人了，应当有点志气，也应当替母亲分忧。我鼓起劲，咬着牙终于把七亩高粱锄完了。当我母亲身体稍好一些以后，挣扎到地里去看庄稼，发现已经锄过了二遍，她感到很吃惊。后来才知道是我一个人锄的，她分感动，抱着我大哭了一阵。这是从内心里发出的爱怜之情。她没有赞扬我，而是抱怨我一个小孩子家，不该偷偷干这么重的营生。她说宁可草荒了地，少打点粮食，也不能耽误了上学。我虽然受了责备，可心里感到很痛快。邻居们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大加赞扬，说看来我是个孝子，我母亲受苦受累也值得。我听了，当然更加高兴了。
我们家的生活过得十分艰苦，每天清早都是能照见人的米汤和料窝窝，再加一碟自己腌下的酸菜。所谓料窝窝，就是喂牲口的高梁和黑豆磨碎后蒸的窝窝头。中午则是高粱面"拨鱼""切片片""报曲曲"之类。尽管花样翻新，实际上还是高粱面。这些食物，村里一般人家也都吃，不过不像我们那样一年四季不变样。因为我们家的那七亩地，种的就是这些作物。我们从来不种小麦，嫌产量低。逢年过节倒也吃一两顿白面，那是夏收时候我和母亲拾下的麦子。吃肉的时候就更少了，遇到邻居们办喜事或过大年杀了猪，有的人家也给我们送一二斤肉，这才能开开荤。不过那都是因为平时我母亲帮他们做过针线活儿。总之，那时候我们生活过得很俭朴，很清苦，不过一家人和和美美过日子，也自有一番乐趣。当然有时候也难免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不过这大都是由我身上引起来的。
我在王家户里辈数最小，和我年岁差不多的孩子，不是我的舅，就是我的表兄，甚至比我岁数小的，按辈数算下来还是我的外祖父，他们一般都不欺侮我。而外姓的就不同了，他们和我家不沾亲不带故，又不住在一条街上，他们觉得我是外来户，难免就有点欺生。小孩子们在一起，也难免为一点小事吵嘴打架。那时候我身体单薄，每逢打架总是以我失败而告终。每逢在外边受了欺侮，回到家里来，我母亲总是说："一只手拍不响！你不惹人家，人家平白无故就能打你？"然后就哭诉她命不好，抱怨我在外边惹是生非。其实那时候我比较窝囊，根本不是那种调皮捣蛋鬼。有年正月里看红火，我无意中踩了一个孩子的脚。那孩子岁数比我大，身体也壮实，他不问青红皂白，动手就打。我一面辩解一面招架。他扯着我的领口拳打脚踢，我的衣服被扯破了，嘴鼻也流血了。周围的大人们好容易才拉开。我哭回家去要求母亲给做主，别的人们也鼓动我母亲寻他大人去。我母亲没有那样做。她说："寻到他大人能怎？不过是他大人把他打一顿。他结下冤记下仇，迟早还是你的祸害！"她忙烧了些草纸灰，给我止住了血（直到现在我上嘴唇还留有一点不显眼的疤痕），把扯破的棉袄缝好，然后对我进行了一些安慰。大意就是"让人一步自己宽""有仇要用恩解"之类的话。她这种待人处世的"哲学"，如果用以对付民族敌人、阶级敌人，当然是错误的，如果用以处理家庭、邻里之间一些无原则纠纷，倒也无可厚非。她不只是以此教育我的姐妹们，而且也向她的亲友们"推广"。
那时候我们家比较热闹，我母亲的本家兄弟姐妹、嫂嫂弟媳、侄儿侄女们，常到我们家来串门。有来学针线活儿的，也有因婆媳不和妯娌争吵跑来诉苦情的。对于这类家庭纠纷，我母亲从不偏三向四，支持这个反对那个，而是加以开导，两面劝解，上下疏通，使之言归于好，无形中她成了左邻右舍的"调解委员"。有时候他们闲暇无事，也到我们家来闲聊天，说笑话，讲故事。我母亲也能讲些神、鬼、狐狸一类的神话，后来我才知道她讲的都是《聊斋》上的故事。她不识字，当然不可能看过《聊斋》，大概是从我父亲那里贩卖来的。说到讲故事，最受人们欢迎的是我母亲的一个远房侄儿联珠。他的母亲算是我母亲的嫂嫂，也是寡妇，守着三个儿子。二儿子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也会画国画，当时在孝义县一家药房当学徒。三儿子和我一块在村里念书。联珠是老大，小时候念过"四书"，不会种地，却会各种手艺。他是农村里那种无师自通的"万玉全"。他不仅会油漆、彩画、裱糊顶棚，做各种纸扎，做各种工艺品，还会当厨子摆酒席。最能引起人们兴趣的是他会讲故事、说笑话。他不是讲《三国演义》《水浒传》，也不是说《今古奇观》，而是讲村里一些普通的人和普通的事。他用一些生活细节，就能把那个人活灵活现地描画出来。他的语言既生动又风趣，经常逗得人们哈哈大笑，而他本人却是一本正经地讲述。我觉得听他讲故事，比在学堂里念那些不懂的书，更有趣得多。
【马烽（1922年6月18日—2004年1月31日），原名马书铭，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县（现孝义市）居义村，是著名作家、编剧。马烽幼年丧父，随母亲寄住汾阳县（现汾阳市）东大王村舅父家，并在该村入学读书。1937年，日寇侵入山西，学校被迫停办，马烽只得辍学。1938年春马烽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马烽被送往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附设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学习 ，半年后转入部队艺术学校美术队 。1942年冬天转业到了晋绥边区做地方工作。1945年6月5日由马烽、西戎合著的《吕梁英雄传》开始在《晋绥大众报》上刊载，1946年8月20日全部登载完，小说受到人们的欢迎。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国文联第七届荣誉委员。被山西省政府授予“人民作家”称号，也是“山药蛋”派作家代表人物之一。2004年1月31日，马烽因病在太原逝世，享年8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