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所雕刻的碑文，“三个永垂不朽”，道尽了人民英雄的伟大精神万古长存。

碑文作为一种载体，本就是要传承正能量，讴歌先辈，当然，这也是碑文的意义所在。

然而，有些人却为了掩盖自己生前所犯的过错，极力“躲藏”，不愿自己的墓地被世人所知，“四人帮”主犯姚文元就是其中之一。

1931年12月11日，姚文元出生在浙江诸暨的一个文化人家庭。显然，这样的生活环境为他今后在文坛崭露头角打下了基础。

姚文元的学习生涯也算比较顺利，再加上家风的影响，还在上高中时的他就有了长大之后成为一名作家的理想，大学毕业后便开始从事起了有关宣传的工作。

1948年，新中国成立前夕，17岁的姚文元在沪新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人。一年后，姚文元凭借出众的文学功底进入中国作协，并在中共上海市卢湾区委宣传部进行工作。

在当时，姚文元的心中一直有一位偶像，此人便是胡风，他是一名现代理论文艺家，但其思想理论却在当时遭遇到了不少反对的声音，胡风为此与众人发生过争论。

胡风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开展了一系列的反批判，但还是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抓住把柄，认定其为反革命人员，胡风因此被捕入狱，在1980年时得到了平反。

在胡风没有出事之前，姚文元始终仰慕胡风，并且还写下了《论胡风文艺思想》一文，但当胡风出事之后，便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

姚文元的《论胡风文艺思想》一文完稿之际，正值人们批判胡风之际，放做一般人来看，自己的偶像遭到了污蔑，自己肯定要去进行维护，哪怕是缺乏勇气不敢与众人为敌，也不会再去火上浇油。

然而姚文元却成了后者，看到“批胡”运动愈发激烈，社会影响逐渐扩大，姚文元选择了“反戈一击”，立马掉头转向，发表了关于批判胡风的文章《分清是非，划清界限》，将“枪口”对准了自己昔日的偶像。

就这样，姚文元以一副地地道道的“左派”面孔，在上海文坛第一次与世人见面。与此同时，文笔确实不错的姚文元，引起了时任《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张春桥的注意。

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姚文元在张春桥的授意下，接连发表了10余篇同类型文章，而他自己也成了一根在文艺界打出了棍威的“棍子”。

1957年，姚文元来到了他人生中的转折时刻，6月10日他在《文汇报》所发表的杂文《录以备考—读报偶感》，被《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杂文不但被世人所悉，更是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就这样，在文坛显露头角的姚文元开始名震全国，并顺势成为上海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以及“反右派”领导小组成员。

在之后短短半年的时间里，姚文元开始了疯狂的批判，几乎每3天就发表一篇“反右派”文章，而他也顺势得到了“棍子”的称号。

然而从“棍子”变成无人不敲的“恶棍”，姚文元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这样，一位27岁的他开始向一大批的文坛泰斗直指锋芒。

与此同时，这位“文坛新秀”再一次被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张春桥的重视。

姚文元与江青、张春桥等人相识，是在江青要在上海成立“基地”时，以姚文元当时的热度，他顺理成章地成了“大写十三年”的头号人选。

张春桥不负众望，“基地”的建设很是让江青感到满意。1965年初，江青秘密找到张春桥，说是要完成一篇十分重要的“大批判”文章，张春桥便将姚文元推荐给了她。

就像后来江青所说的那样，“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

不久之后，一篇重磅级的“宏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登报发表，震惊国人，姚文元以“无产阶级的金棍子” 的身份，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并在江青的支持下进出“中央文革小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姚文元所写的这篇文章，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制造了舆论，由此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加入“四人帮”后，姚文元从文坛开始步入政坛，在江青等人的提携下，他先后担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主任为张春桥）、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等。

后来为“四人帮”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积极“出谋划策”，成了“四人帮”的核心人物。

“四人帮”的势力逐渐扩大，已经严重影响党和国家的安全，这是无法容忍的，1976年，经过一系列的秘密布局，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四人帮”被一举粉碎！

姚文元这位“国家舆论总管”也遭到了隔离调查，曾令他引以为傲的党员身份也被永久开除，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全部被撤销。

1981年1月25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入狱时姚文元45岁，是“四人帮”中年纪最小的一个，据相关人员回忆：“（姚文元）不像江青大吵大闹，也不像张春桥一言不发，每天读报、看书、写检查、谈自己的认识，要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划清界限。”

姚文元虽罪孽深厚，但监狱内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对他过分刁难，总体来说，他在监狱中的生活待遇还算不错，天气热了有水果，冷了还给配备暖气。

狱中生活的他，从原来的写稿人变成了如今的看报人，再也不用像之前那样一篇一篇的“批阅”，但他会一篇一篇地阅读，从头版看到副刊。

一次，姚文元从报纸上看到“全国人民生活富足”，以前过年才能吃到的饭菜成了家常便饭，他却慌了神，向狱警提出了要求：“这样可不行啊，这样搞几年就会没有粮食吃了，得发个票进行限制。”

当然，他这一荒谬的言论遭到了狱警的反驳和批评，“现在中国不是你们当权那个时候了，老百姓日子好过多了。”

1996年姚文元刑满出狱，踏出铁墙的一刻，他流下了不只是激动还是悔恨的泪水，就像他所说的那样，这就是“十年如一梦”。

昔日的中央政协委员如今只能将帽子压得低低的，生怕被人认出，这是多么讽刺，但这就是他咎由自取，丝毫不值得世人同情。

姚文元出狱后一直处在一种归隐的状态，在出狱前一个月，他的妻子金英病逝，所以当时为妻子寻求一处安身之地成了他的首要任务，当然，他还有自己的“小心思”。

在此事还未被解密之前，姚文元的葬身之地究竟在何处一直都是个谜，直到2009年作家叶永烈发表一篇名为《访姚文元墓》的文章后，姚文元的“藏身之谜”才真相大白。

原来，当初在为妻子挑选墓地时，姚文元便已经做出决定，自己死后要与妻子合葬，所以他的墓地就在上海青浦区的一座墓园内，也就是金英的墓。

那么很多人就会问，“既然姚文元的墓地就在青浦区的墓园，为什么人们还是找不到？”

其实，姚文元虽然是选择与妻子合葬，但他并没有让后代在碑身上刻上自己的名字，取而代之的是“慈母金英之墓”以及“真理真情”四个大字。

白色的卧碑和黑色的竖碑，在碑身的后面则刻着一首名为《蝶恋花》的诗：

“遥送忠魂回大地

真理真情

把我心涛寄

碑影悠悠日月里

此生永系长相忆

碧草沉沉水寂寂

漫漫辛酸

谁解其中意

不改初衷常历历

年年化作同心祭”

很显然，这首诗就是姚文元为妻子金英所写的“悼词”，而其中的“真理真情”四字更是诠释出了姚文元这位“文坛杀手”到妻子的真情，又或许这正是他对自己不曾悔改的写照。

就像作家叶永烈所说的那样：“‘真理真情’是否表明，一直到生命的终结，姚文元对他自认为的‘真理’，依然‘不改初衷’呢？”

话再说回来，之所以姚文元不愿将自己的名字刻在墓碑上，或许就是因为他深知自己罪孽深厚、坏事做绝，自己不愿甚至是不敢去面对吧！

姚文元，一位文笔出众，原本可以凭借自己的才华为社会服务的文坛新秀，却因为一己私利，背叛党、背叛人民，让自己的文笔成了反动派的政治工具。

见风使舵、随波逐流、见风使舵、丧失了文字工作者的良知，在他的错误行为下，大批知识分子、革命家遭受迫害，使新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遭受重创。

如今，姚文元早已离世，如今再提此人，无非是想要再次提醒世人那段十年荒谬历史的存在，我们不能淡忘，而是要从中深刻反思！

勿忘历史，以史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