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竟有过一次败诉的经历，当年，原告直接指出要告的人是时任院长郑天翔。
这位勤勤恳恳的老院长败诉后，此事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其实，很多人都知道郑天翔，他的一生曾辗转过多个岗位，也为共和国的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
郑天翔来头不小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已经进入了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国家各方面都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离不开一代代人的无私奉献，而郑天翔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早在1937年，他便怀揣着梦想赶赴延安，并在这里的陕北公学学习，抗日战争时期，他还担任过聂荣臻元帅的秘书。
顶着炮火不断成长的他，也积累了不少工作经验，都为他日后承担更大责任奠定了基础。
包头，就是一座检验了郑天翔能力的城市。
他是在1949年12月担任包头工作团团长的，随后也在包头担任了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等职务。
那会，还有一些土匪武装、反动残余力量等在此地分散，郑天翔很快将矛头对准了这批人，并且迅速打击，很快就镇压了反革命活动，为巩固和建立人民政权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此外，包头当地的国营经济也是在郑天翔的领导下开展起来的，私营工商业也同样得以被带动，当国家开始土改的时候，包头也很快完成了土改任务，这些都和郑天翔的领导密不可分。
有了这样的基础，包头在后来成为了重要的工业城市也就不奇怪了。
凭借着这些工作经验，郑天翔于1952年来到了北京市委参与工作，在这段时期，他有一个重要的身份便是“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这个职位的责任是很大的，未来几十年的城市格局究竟如何，他的话语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郑天翔也从多个角度进行了规划，他认为要将北京市的具体情况与长远发展的战略给结合起来，不仅要保护好北京市内的各种名胜古迹，同样还要有现代化建设。
现在人们看到的天安门广场的建设布局，就有郑天翔付出的心血。
北京，也是郑天翔壮年时期主要奉献的地方，为了工业发展、粮食产量等问题，郑天翔都积极予以推动，为北京工业建设在国民经济调整中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郑天翔的表现，人民群众和其他干部都是看在眼里的，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郑天翔都是一位好干部，组织上始终记得他的功绩。
1977年，一段新的历史开启，郑天翔恢复了北京市委书记的职务，不过，很快他就遇上了一件事。
当时，有一位在延安的老战友找到了郑天翔，让他帮忙出面拟一份演讲稿，在干部大会上为自己的历史问题开脱，不过郑天翔有着自己的底线和原则，他当即表示：“桥归桥，路归路，这样的要求我是不能接受的。”
这件事很快也传开了，也有不少人觉得郑天翔应该帮助对对方，也有两位负责人找到郑天翔谈话。
即便如此，郑天翔依旧闷着头什么都不说，他们不高兴了，后来郑天翔也被调出了北京，对于这样的安排，郑天翔也没什么意见，他有着自己的原则，只要“做自己”就足够了。
后来，在一场追悼会上，郑天翔遇到了罗瑞卿，那时的他正主管着国防工业，也有着很大的话语权，他见到郑天翔后说：“这样，你就去七机部工作。”
有了罗瑞卿的点名，一份关于郑天翔的人事安排就下来了：七机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那时，他考虑的是新的工作如何开展，经过了解后，他发现当时的七机部遇到了几项重大的问题，如尖端武器如何研制和生产、批查和整顿队伍、三线基地等等。
在当时，每一个任务都是极为重要的，同时也是比较复杂的，这些必须由郑天翔直接面对。
为了充分了解工作，他每天都要翻山跨沟，看着一个个车间、研究室的情况，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只要郑天翔的心中有疑惑，他就会当场提出来，晚上回到住所再统一整理材料。
待到实地考察结束后，郑天翔不顾连日奔波劳累，迅速写出了一份极为详细的调查报告。
七机部距离北京很远，大家在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大部分都自己解决了，可那些实在是无法解决的困难，郑天翔则向湖南省委做了详细报告，希望省委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尽地主之谊。
一次次提出问题、一次次解决问题后，七机部也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时刻。
从1979年，他便主持了东风五号洲际导弹等武器的研制工作，特别是“东5”，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战略武器，其中涉及的元件都是数以万计，而内部的每个生产环节都需要相互之间的配合，且需达到精密性、准确性和可靠性的标准。
为了顺利完成任务，很多事情上郑天翔都是自己动手，亲自参与督促和推动。
仅仅到了第二年，“东5”洲际导弹便在向南太平洋预定海域的飞行试验中获得成功，这也标志着我国正式拥有了第一代的洲际导弹。
这也充分印证了那一句：是金子在哪里都能发光。
后来担任航天工业部顾问后，郑天翔用着相似的工作方式，经常巡视航天三线基地，解决了调迁规划、布局工作等一系列问题，再度推动了我国的科研工作向前发展。
他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底线，看起来总是铁面无私的那一位，不过，很多熟悉他的下属却感受到了郑天翔的不同一面。
曾有一位名为魏耀荣的研究人员担任郑天翔的助手，可郑天翔对他却十分“宽容”，并鼓励大家要放心、大胆地去工作，后来魏耀荣撰写的文章中都写道：他让我们的意见全都被尊重，除了工作，他从不封官许愿，也不施以小恩小惠，大家称得上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哪里需要往哪搬”很难想象，一位在科技事业领域发展的老干部会被调到政法系统工作，可这种事情发生在郑天翔的身上，一切就不难理解了。
1983年的之前几年，有一系列严重破坏社会治安秩序的案件出现，高层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目标，依法从重从严打击各类刑事犯罪活动，这也是一段比较特殊的时期。
在这样的节骨眼上，郑天翔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有人说：“郑老又是受命于危难之间。”
位高权重的岗位上，郑天翔对自己的要求丝毫没有放松，彭真题写了“严肃执法”的横幅，郑天翔拿回来后就挂在了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大楼的大厅当中，他也以此向大家宣布自己的工作准则。
在过去的工作中，郑天翔非常善于“发现问题”，在法院他也同样不例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法机关的编制被增加，还有一大批来自各单位的工作人员和转业军人去了法院工作，可大家的普遍文化水平却令人担忧：具有大专及以上的学历的人员仅仅只占到了百分之九，而这些人中有法律知识的人则更是少之又少。
那么，法制建设的必然要求和实际情况就出现了矛盾。
因此，郑天翔在听取多方意见的基础上，下决心创办一所业余法律大学，第一批就招收了几万人。
不过，社会上也有议论说“这种办学方法不正规，可能影响到法院工作”，郑天翔对社会上充斥的各种议论却不以为然，他也提到过：“按照实际情况来看，法律大专院校办学是正规的，可全国每年的毕业生也只有几千人，就算把他们全部分给法院，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现状；延安时期的抗大也同样不算正规，可这里培养出了大量的革命骨干。”
承担这部分舆论压力的不只是郑天翔，还有各级法院的干部，郑天翔曾不止一次对各级领导说：“你们要把眼光放的长远一些，正确处理眼前的矛盾和长远发展的关系。”
如今还在法院工作的人当中，仍然有一批受益于这所学校的培养，这是一个开头，日后的很多法律方面的教育工作，都是从这里起步的。
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各个法院的办公条件可谓“惨烈”，很多法院内部甚至连专用的审判法庭都没有，因此，经常能看到一种略显滑稽的场景出现：大家挑个天气晴朗的日子，在机关的院内摆上几张桌子就能“开庭”了，国徽有可能就挂在打谷场的树上。
还有一位名叫江华的院长曾调侃说：“卖肉的至少还有一个案桌，我们连个起码的办案场所都没有，这样又怎么推动法制建设呢？”
这一切，从郑天翔上任后便出现了改变。
他考虑到国家法制的未来，在国家财政还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向有关部门申请了新办公楼的经费，并争取到了“三个一点”的政策。
所谓“三个一点”，便是中央给一点、地方给一点、法院自己筹措一点。
若是从建设效果的角度来看，那么两厅建设则是一个长达20年才初步见效的过程，各级法院人经过了几代努力才最终完成；若是从现在的建设成就回头追溯，那么郑天翔就是两庭建设的开创人和奠基人。
更加令人没想到的是，做了这么多工作的郑天翔，竟然成了被告。
上世纪80年代的中期，正值郑天翔大力推进法制工作建设的时期，工作需要建设，各级工作人员的生活也得得以保障。
对于什么事情都喜欢亲力亲为的郑天翔来说，工作人员的住房问题他也想要帮着解决。
那会，他为了能找个合适的位置给法官们修建住房，跑了财政、城建等多个地方，终于得到了批准，能在西交民巷建造一所六层告的居民宿舍楼，这样一下就能解决很多人的住房问题。
因此，房子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动工了。
没想到，当宿舍楼修到第三层的时候，住在附近的老百姓不愿意了，他们认为修起来的宿舍楼会直接影响自家的采光，侵犯了自己的权益。
为此，有老百姓直接向西城区法院提起诉讼，上面的“被告”一栏赫然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法定代表人郑天翔。
西城区法院结合案情具体分析，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修建的宿舍楼确实对周围百姓产生了遮挡采光的不良影响，于是判决最高人民法院败诉。
最高人民法院也“服判息审”，将第三层给拆掉了，现在留下的那一幢宿舍楼至今还在使用。
这件事也正好能表明：郑天翔推动的法制建设工作取得了效果，老百姓敢于运用法律武器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
此外，诉讼费收取的办法也是从郑天翔开始的，当时，他也作出了严格的规定要求：诉讼费不得用于干部福利，只能用于队伍的培训教育以及法院的建设。
很多事情在开头的时候都会有人不理解，可随着时间不断流逝，人们才会发现郑老的高瞻远瞩。
2013年10月10日，99岁高龄的郑老在北京因病逝世，他看到了法制建设取得的硕果。
央视《新闻联播》也很快作出了报道：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郑天翔同志的遗体，将于16日上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从始至终，郑天翔都在坚持着自己所定下的原则，他的一生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也同样是战斗的、革命的一生，新闻中有这样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他的逝世，是党和人民的重大损失。
参考郑天翔大法官的背影 长江日报
郑天翔：法律业大创办人 两庭建设奠基者 刘会生 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