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员，这孩子真不行，您看要不就让他回去吧？”田班长把烟往桌上一摁，眼神里透着急躁，“再留着也是白耽误工夫，连队没这个闲功夫。”

我抬眼看了他一眼，没吭声，心里却像放了块石头压得慌。

窗外，风刮得紧，吹得营房的窗户咔咔直响。炉子里烧着煤，火光忽明忽暗，屋里倒是暖和，可我的脑子却乱得很。

“指导员，我跟您说，这李春生，压根就不是当兵的料！站队列晃晃悠悠，背包打得像个破菜筐，跑个五公里能拖全班后腿！”田班长说着，把烟头一丢，叹了口气，“您看他那样，真不是咱连队的兵。”

我还是没说话，脑子里却回想起几个月前的事。

那是1983年春天，我奉命去伊犁接兵。二十多个新兵蛋子站在操场上迎风站着，个个脸冻得通红，眼睛里透着亮光——除了一个。他站在队伍最边上，低着头，缩着肩膀，像根没根的稻草。

他叫李春生，家在伊犁东边一个小村子，家里穷得叮当响，兄弟姐妹一大堆。第一次见他时，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裤脚短了一截，鞋底还开了口。我记得很清楚，他一直低着头，像怕人看似的。

刚到连队的头几天，春生就成了全班的“笑料”。跑步掉队，站军姿晃，打背包鼓鼓囊囊，连钢枪都拿不稳。田班长冲着他吼：“李春生，你当兵是来旅游的吗？回家放羊去吧！”

班里的兵也开始排挤他。站队时故意挤他，打水的时候把他挤到最后。春生不吭声，脸涨得通红，只会一个劲儿低头。

有一天，我路过操场，远远看到几个兵围着春生起哄：“李春生，你说你能干啥？除了拖后腿，还能干啥？”

春生低着头，手攥得紧紧的，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可就是不吭声。

那一刻，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晚上，我把田班长叫到办公室，问他：“这孩子，是不是有啥心事？”

田班长一听，撇撇嘴：“指导员，您多虑了。他哪儿有心事？我看他就是笨！笨得没救！”

我没搭话，但心里却隐隐觉得，春生不是笨，而是缺点什么。可到底缺什么，我一时也说不上来。

几天后的队列训练上，春生又掉了链子。他站在队列里，脚尖一会儿踢地，一会儿又歪歪扭扭站不稳。班里的刘建国实在忍不住了，骂了句：“李春生，你行不行啊？”

让我意外的是，春生这次竟然抬起了头，红着脸回了一句：“你别看不起人！”

那一刻，我心里动了一下。这孩子，也许没那么简单。

晚上，我把春生叫到办公室，问他：“春生，你觉得自己能行吗？”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赶紧低下头，小声说：“指导员，我……我也想行，可我……”

“可你啥？”

他咬着嘴唇，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可我怕……怕别人笑话我。”

我盯着他看了半天，心里有点明白了。春生不是笨，他是从心底里没了自信。他家穷，小时候估计也没被人看得起，骨子里就觉得自己不如人。

“春生，你听好了。”我语气里带着点严厉，“别人怎么看你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么看自己。你要觉得自己不行，那这辈子就真不行了！”

他没吭声，垂着头出了办公室。

我坐在桌前发了许久的呆。春生这孩子，到底有没有救？我琢磨了半天，突然想起一个细节：接兵那天，我让他们填表，春生是唯一一个填得又快又工整的。

第二天，我拿来一张试卷，递给春生：“来，做做看。”

春生愣了一下，接过试卷，低头认真地写了起来。他写得很快，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不到半小时，他就交了卷。我扫了一眼，心里一惊：这孩子的文化水平，比连队里大多数兵都强。

当天晚饭后，我当着全班的面宣布：“李春生这次文化考试，考了全连第三！以后谁再说春生笨，就先拿成绩来比比！”

从那以后，春生的眼神变了。他不再总低着头，站队时腰杆也挺直了。几个兵渐渐对他另眼相看，开始主动找他请教问题。

后来，我干脆让他当“文化教员”，专门教班里的兵识字。春生一开始还有点不好意思，可教着教着，他的自信心慢慢回来了。

再后来，连里组织摸底考试，春生的成绩又拔了头筹。连长拍着我的肩膀说：“你这指导员，真有两下子。”

可就在大家都觉得春生能彻底翻身的时候，他却突然提出了退伍申请。

我把他叫到办公室，问他：“春生，你是不是遇到啥难事了？”

他低着头，沉默了半天，才憋出一句：“指导员，我家里……来信了，说我弟弟要辍学了。我得回去种地挣钱。”

听到这话，我心里咯噔一下。春生家里的情况我知道，他是家里最懂事的老大，父母年纪大，弟弟妹妹还在上学。他这一走，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

“春生，你听我说，”我语气放得很轻，“你要是现在退伍回去，这辈子可能就真的只能种地了。可你要是再坚持几年，说不定能走出一条更宽的路，也能更好地帮家里。”

他没吭声，只是低着头，拳头攥得紧紧的。

那天晚上，我坐在宿舍里，琢磨了很久，最终提笔写了一封信，用连队的名义寄给了春生的家里。信里说，春生在部队表现优秀，有很大的发展前途，希望家里能支持他继续服役。如果家里有困难，连队会尽力帮忙。

半个月后，我收到了一封回信。信是春生的母亲写的，字迹歪歪扭扭：“指导员，谢谢您的照顾。春生的事，我们听您的，他要是能出息，我们家里再苦也不怕。”

我把信递给春生，他看完后，眼圈红了半天，最后对我敬了个标准的军礼：“指导员，我听您的。”

后来，春生留在了部队，靠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军校。毕业后，他留在了部队工作，还给家里建了新房，供弟弟妹妹读完了书。

很多年后，我收到了一封信。信里夹着一张发黄的老照片，是我们连队当年的合影。春生在信里写：“指导员，如果没有您当年的那封信，也许我现在还在种地。是您让我相信，人这一辈子，可以活得不一样。”

看完信，我坐在办公室里发了很久的呆。窗外的雪又下起来了，风吹得窗户玻璃直响。

我忽然想起1983年的那个冬天，那个在操场上低着头的少年，正一步步走向他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