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 瞿秋白（1927年7月～1928年7月，1930年9月～1931年1月）

陈独秀在中共六大完全失势后，应该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红军长征途中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到1935年遵义会议毛泽东走上前台前，中共一直没有实际形势上的最高领导人，从而也成为共产国际对中共影响力最大的一段时期。

而陈独秀的领导地位动摇始于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四一二”政变，因为之前陈独秀碍于国际国内形势和蒋介石做出过和谈。

到了随后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选举了以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三人组后，陈独秀已经被排除在中共决策层之外了。这时候，最能形式上代表中共的，无疑是瞿秋白。

和陈独秀相比，瞿秋白无疑更是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他投身共产主义，甚至走向中共领导人的岗位，自己都认为是一种机缘巧合。

由于家贫，他在1917年9月考入了免费的俄文专修馆学习，后来作为记者到了苏联，1922年陈独秀到访苏联，由于俄文功底深厚他当上了陈独秀的秘书，应该说从此才算正式踏上了政治舞台。

但他自始至终想从事的还是文艺事业，并且在此方面相当有天赋。1931年他到上海领导左翼作家联盟时，与鲁迅一度深交，鲁迅都认为他是翻译和文艺理论方面的不可多得人才，虽然牺牲时年仅36岁，但已经著作等身，论理论水平和文字功底，在党内恐怕只有毛泽东能与之相比。

而他至始至终的志趣抱负，都在临死前的《多余的话》中有具体阐述和体现，他始终认为，自己这样一个眼睛高度近视，生活几乎不能自理，很早就患有肺病的书生，是不适宜政治工作的。

事实上即使他在台上的时段内，几乎也只是阐发共产国际的主张，或至多做一些延伸而已，对于军事和组织工作则全然下放。

后来也正是这席“多余的话”，后来他被认为是党内“晚节不保”的李秀成，应该说，他的身上是有点李煜那种悲剧色彩的，但绝不是玩物丧志的宋徽宗，更不是投降变节的李秀成。

说了这些关于瞿秋白的东西，对于主题来说，瞿秋白并不存在我们如同离职的工作交接问题，因为他自己都始终定位自己为一个试用期内的实习生，前后不到两年的执政期对于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从时间上来说，显然是不够的。

他也没有那种大包大揽的权力欲。共产国际扶他上台，他不喜，推他下马，他不忧，当然政治权力上的淡薄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理想主义者，一如他最后在福建长汀的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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