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军“出旗为民”的政策始于乾隆七年，自本年起，清廷陆续开始将处在八旗内部边缘地位的汉军旗人和“开户人”清退，在将这些人清出旗籍后，一部分归入民籍，以普通民众的身份生活，一部分加入绿营，继续为清廷效力。这项措施导致了八旗的组织结构、民族成分、军事实力等因素的变化，影响比较深远，本文就将对乾隆时期“出旗为民”的政策进行讨论。

乾隆时期，由于承平日久，战事较少，八旗生计问题日益凸显，对清廷的财政造成了严重的拖累，尽管历代清帝都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并采取过借给俸饷、赈济八旗银两、回赎旗地等方法解决其生计问题，这些措施确实使八旗的生计问题得到一定缓解，但效果终不能让清廷满意，有些措施更是与饮鸩止渴无异。就比如说对八旗振济银两，政府支出大批银两，旗人便随手花费，很短时间便化为乌有，重返赤贫，“兵丁闲散人等惟知鲜衣美食，荡费货财相习成风，全不知悔，旗人之贫乏率由于此”。而回购旗地，不多时又被旗人卖出，为了切实解决旗人的生计问题，缓解财政压力，清廷不得不将“出旗为民”的计划提上日程。

《钦定八旗通志》

又在乾隆二十年，清廷消灭准噶尔蒙古，全有新疆。乾隆二十七年，伊犁将军府设立，新疆驻防正式设立。其所需兵员不少都是由东北及北部边疆中挑选拨往，这些官兵要携眷永驻新疆防御，钱粮耗费颇为庞大。清廷受八旗生计困扰，20余万八旗兵额已是极限，再无增加的可能。于是，只好在“减法”上下功夫，空出额缺给新疆的索伦、锡伯、厄鲁特、察哈尔等营兵势在必行，这也是乾隆时期在京师和地方驻防实行大规模“出旗为民”的一大原因。

而身为旗内“边缘”人群的汉军旗成为了重点裁撤对象。且由于汉军的政治地位相对于满、蒙旗人较低，其升官披甲的机会更少，早在皇太极时期，就规定“满洲、蒙古壮丁每二名披甲一副，汉军壮丁每五名披甲一副”。其间，屡经调整，在康熙二十一年，又规定“汉军每佐领下，仍四名披甲一副。满洲、蒙古每佐领，亦不得过四十副”，以一佐领150丁计算，汉佐领的披甲率依然较满、蒙佐领低下，披甲率低，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汉军旗的余丁人数较多，如福州驻防，当地汉军旗“除两千披甲外，余丁又有二千余人”，汉军旗生计问题最为严重，这就更刺激了清朝皇帝将汉军大规模“出旗为民”的想法。

总体来看，汉八旗由于在旗内属于边缘地位以及政治地位低下带来生计问题最为严重，成为了清廷眼中的“出旗”对象。

《八旗通志初集》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康熙朝就在为汉军余丁找出路，具体做法是将部分余丁发往绿营当差，这也算是乾隆朝汉军旗“出旗为民”政策的雏形。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

在乾隆一朝实行“出旗为民”举措有三次，分为三个阶段实施。

这也是乾隆帝时期第一次推行出旗为民的政策。其在乾隆四年颁布《筹汉军归籍移居论》，鼓励除从龙入关的功臣后裔外的在京汉军旗出旗为民。在这篇谕旨中，乾隆皇帝声明因为限于八旗成例（清廷对旗人实行包养政策，导致了旗人经商置产，谋生糊口有诸多限制），使汉军旗人生计困难，故为了汉军旗人着想，允许汉军旗人出旗另谋出路，“朕意欲稍为变通，以广其谋生之路”，并说明“所有愿改归民籍，与愿移居外省者，无论京外官兵闲散，皆限一年内呈明本管官具奏”。在乾隆八年，又再次补充“文官自同知等官以上，武官自守备等官以上，皆不必改归民籍”。

《清会典事例》

本次出旗不带有任何强迫性质，而出旗时又有官职、年历的限制规定，故效果非常一般，人数很少，到限期一年截止时，各旗申报出旗的仅仅只有1396人，其中有现任旗缺官3人，汉缺官17人，进士、举人、候补、监生、降调官员等117人，共137人，占到出旗人数的十分之一。可见，此次出旗对家资饶有实力的旗人官绅很有吸引力。据史学家白新良推测，包括亲属、奴仆在内的出旗全部人数在2万人左右。

《清高宗实录》

乾隆七、八年间，清廷颁命京师汉军出旗，但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于是乎，在乾隆十九年到二十年，清廷又开启了针对各地驻防汉军旗人的第二波“出旗为民”。

乾隆十九年，清廷命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与福州将军新柱筹议将福州汉军出旗，就议定了六条事宜，其核心宗旨主要就是一个：驻防汉军出旗后或为民，或补绿旗，而驻防汉军的缺额则由京师的满八旗顶补。很明显，驻防汉军出旗为民，在降低财政压力的同时，也有解决京师满洲兵丁生计问题的目的。当然，以下六条也成为驻防八旗“出旗为民”政策的核心精神，其他驻防城的汉军“出旗为民”政策也是按此执行。唯一有所变化的，就是随着新疆驻防的建立，导致驻防兵力调整过大，将驻防汉军大规模出旗为民，不拘于“先改一半”之例。

《满汉名臣传》

这次针对驻防汉军的“出旗为民”的政策执行的极其坚决，与京师八旗自愿原则不同，带强迫性质，绿营缺额又有定限，并不能全部吸纳出旗汉军。由此，导致了一大堆旗人为民后生活无着，陷入了困顿之中，像江南总督尹继善对此事是顾虑重重，裁汰江宁、京口驻防的汉军时对江南都司白云上说道：“旗人藉钱粮为生，稍不公辄起物议。”，白云上对此事的看法可谓是一针见血，道尽了驻防汉军旗出旗为民后的窘境。

《清史列传·卷七十五》：我朝幅员万里，岁赋所入，岂不能赡此数旗人耶？旗人不注四民籍，汰之则强者盗，弱者丐。京口当冲涂，外藩贡使，由此往还。旗妇章服与民人异，沿街乞丐，恐有伤国体，为外夷所笑。

《清史列传》

驻防汉军一旦出旗之后，加入民籍的汉军就与普通民人无异，随着个人能力和机遇不同逐渐出现分化，开始“七分靠打拼，三分天注定”的生活，或富贵，或贫贱。富者如广州驻防汉军正白旗人刘承绪在出旗后，“遂专力货殖”，由于其颇有经商头脑，“不十年，家遂饶裕”。刘起雄是广州驻防汉军正白旗人，出旗后，“以善营运后业鹾致富”。贵者如福州汉军旗之后，“萨军门镇冰，张侍郎亨佳，杨太史宗玉，于太史君彦，皆人中佼佼者，亦可为吾汉军吐气也”。

《琴江志》

《驻粤八旗志》

而更多挑补不上绿营的出旗汉军则施展十八般武艺在社会上糊个口。据《杭州旗营掌故》记载，有卖画为生者，有云游四方教棋卖字者，有自耕自种力农者，毕竟活人不能给尿憋死，总得想办法活着。

《一士类稿》

此次驻防汉军出旗规模远比第一次大的多，用“大刀阔斧”来形容并不过分。以下开列部分驻防城汉军的出旗规模。

广州驻防的汉军旗原有额兵3000人，一下子就被裁掉了领催80人、骑兵1420人，共计1500人。

《清会典事例》

绥远驻防汉军旗2117人，“悉数出旗，分拨直隶、山西二省，改补绿旗营”。

《绥远驻防志》

京口驻防汉军旗，原额3300人，出旗人数为2300人。杭州驻防汉军旗出旗人数为1900人。

《清高宗实录》

西安由于是西北的军事要地，当地驻防与准噶尔汗国长期交锋，几代人为清朝效死疆场，烈士遗属较多，清廷对当地的驻防汉军旗相当谨慎，“出旗为民”持续时间也最久，一直都是零星出旗。直到乾隆四十三年才对当地的汉军旗进行大规模出旗，裁“汉军马步甲二千三百名，炮甲二十四名，弓匠二十四名，改充绿旗营兵”。

《清会典事例》

其余如福州、右卫、天津、庄浪、凉州、热河、郑家庄等地驻防汉军都有不同程度的被出旗为民。

上文已经讲过，清廷强令驻防汉军出旗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将京师满八旗兵丁调往驻防来充补缺额，以解决京师满洲兵丁的生计问题。但这个目的并没有完全达成，因为京师满八旗兵和其家眷们在京师居住数世，早将京师视为故土，将前往京师外的驻防点视为畏途和流放，根本不愿意去。清廷将京旗派往地方驻防的过程中，简直堪比大型押运现场，兵部派员加各地地方官全程监视，以防外派驻防点的京旗逃回，如若中途逃脱被捉，则要军法处置。“各旗派往官兵，如有中途脱逃者，拏获之日，即按军法办理，决不宽贷”。

《清高宗实录》

调遣京旗去地方驻防既然如此困难，当然就没法补足驻防汉军空出来的缺额，如广州驻防八旗早在乾隆二十一年就裁去了1500名汉军，十年后居然还没补上缺额，“而京旗实难抽拨，亦未便再行奏请”。直至乾隆四十一年，还有426个缺额补不上。

《驻粤八旗志》

总体看来，这次驻防汉军的“出旗为民”力度很大，过程也非常顺利，确实能有效降低清廷的财政负担，但其利用驻防缺额解决京师八旗兵生计问题的目的却达成的并不圆满，这反而有利于驻防满、蒙八旗，这些没有补上的缺额，反而落到了他们手里，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在办理汉军出旗为民的事宜取得一定成效的情况下，乾隆二十一年，清廷又以京师和驻防的开户人做为主要对象进行了第三次出旗为民的活动。所谓“开户人”，据乾隆朝《大清会典》记载，为“凡八旗氏族，载在册籍者，曰正户；僮仆而本主听出户者，曰开户”，所谓“正户”，是拥有正式户籍的正身旗人。“开户”，则具有八旗奴仆的性质，而“八旗奴仆”又分两种：一种是属于皇帝和王公的佐领下人；另外一种则是普通旗人的旗下家奴，此次所谓的“开户人出旗”针对的就是后一种的“普通旗人的旗下家奴”。

乾隆朝《大清会典》

“开户人”这样的八旗奴仆性质的人户，和正身旗人地位完全不能相比，正身旗人好歹能以“披甲”做为前途，而“开户人”则留在旗内不准披甲，可谓是前途黯淡，后清廷稍微放开禁令，规定，在正身旗人“挑甲”后，如有剩余的额缺，“开户人”才能递补。但即便如此，仍然难以解决“开户人”生计困难的问题。于是，在汉军驻防旗人纷纷出旗的背景下，乾隆二十一年，乾隆帝下发谕旨，将“开户人”也大规模的出旗为民。

《清高宗实录》

办法和处理驻防汉军缺额的程序差不多，具体有二：第一、将京师八旗的“开户人”充实驻防八旗的兵额，上文提到京师满八旗旗人不愿意去地方，他们就顶替原来准备前往补汉军之缺的满八旗兵丁。第二、各驻防“开户人”均令出旗，或为普通民籍，或加入绿营继续效力。

综合来看，清廷在出旗对象的选择上是针对在京和地方驻防的汉军旗，以及具有八旗奴仆性质的“开户人”。在出旗的选择上采用了“先亲后疏”的原则，存在着阶级和民族偏见，而对清军的战斗力也有着巨大的伤害，汉军八旗和“开户人”的大规模出旗，无疑让清廷损失了一支有生力量，尤其是给驻防八旗的战斗力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出旗”之举尽管使汉军和开户人的生活水平在一定时期内有所下降，但同时也使他们摆脱了八旗制度的束缚，有利于将来的谋生和发展。对于清廷来说，三次“出旗”后，起到了减轻清廷财政负担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朝国势的继续强盛，也算是有一些积极意义。

引用文献：《清高宗实录》、《清会典事例》、《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钦定八旗通志》、《八旗通志初集》、乾隆朝《大清会典》、《驻粤八旗志》、《绥远驻防志》、《琴江志》、《一士类稿》、《清史列传》、《满汉名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