梃击案是发生在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的一场有关太子朱常洛被刺杀的政治事件，此案与红丸案、移宫案并称为“明末三大案”。

不看别的，就看“太子被刺杀”这几个字，梃击案就足以跻身于大案之列。

但太子为什么会被刺杀呢？很显然，是有人不希望太子成为下一任皇帝！

可又是谁不希望太子继位呢？又是谁有那么大的能力和机会围绕着太子问题做文章呢？

这一切还是要从中国古代的政治秩序说起！众所周知，中国几千年的传承秩序是根深蒂固的“嫡长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这么明确规则就是为了减少一些无端厮杀。

可是，没有任何设计是能匹配所有的未知状态的，也就是说，意外永远会存在。比如不是每个前任皇帝都能生出嫡子来。如果皇帝没有嫡子，立长子就变成了第二道防火墙了，说服力会大大减弱。

万历帝的原配是王皇后，可是王皇后的肚子不争气，没给万历帝生出个儿子来。

万历帝的第一个儿子朱常洛是他跟一个王姓宫女于万历十年所生的。

皇子的出生，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就相当于股市的风向标。如果王皇后真的生不出儿子，那庶长子朱常洛就是大明名副其实的第一潜力股。

结果，王皇后很配合，又过了四五年，还是没能生下儿子来。

万历十四年，万历的妃子郑氏倒是不甘落后地生下了皇三子朱常洵。

这其实也没事，都是庶子，朱常洵在皇位继承权上怎么也得排第三去了。

可是，偏偏万历帝特别宠爱郑贵妃，所以导致郑贵妃有了恃宠而骄的心思，想凭借受欢迎程度强行插个队，所以便跟刘邦的戚夫人一样，不遗余力地想运作自己的儿子成为太子。

但大家去想一想，郑贵妃意欲插队的行为伤害了谁的利益和情感呢？自然是早早习惯性思维地在皇长子朱常洛身上下重注的人。所以，群臣便打着为国家稳定的名义，纷纷上疏要求封朱常洛为太子。

这其实也没问题！但关键是我们的万历帝，是一个很希望有自我思想的人。我才是老板，我为什么要听你们群臣的调摆？难道我就不能偏爱一下我们家的老三吗？立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群臣别动不动就拿祖制来给我整不舒服。比较叛逆的万历还真就想跟群臣对着干，想立老三朱常洵。

但天下不是你皇家一族之天下，咱们士族有一半的股份。首辅申时行等大臣多次上疏，请求万历帝不能忽略同志们的感情，要赶紧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以免夜长梦多，下面的人瞎讨论、瞎站队，从而使得国本不固。

并没有轻视万历帝的意思，当时万历帝还没有渡过张居正那最后一劫，说话不一定顶用。所以，万历帝便采用了拖字诀。意思是王皇后还年轻，指不定能老树开花呢？这事暂缓再议。

在万历数十年不上朝的极致拖字诀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万历帝终于扛不住了，迫于压力勉强册立朱常洛为太子。

但是，朱常洛被立为太子其实处境也很尴尬。首先他爹并不喜欢他，其次他三弟朱常洵来势汹汹，关键人家亲妈郑贵妃还很得宠。七上八下的朱常洛其实当这个太子也是没太多快感的，老是得担心三弟朱常洵会对他取而代之。

遇事不要慌，会有人帮朱常洛分忧的！朱常洛被立为太子之后，呼声一直很高的朱常洵最终被弄到洛阳就藩去了。

小结一下此时的局面：不被看好的皇长子朱常洛被艰难扶正，而皇位的有力竞争者皇三子朱常洵从中央被弄到地方去了。

就在这种看似一切尘埃落定的情况下，又过了十几年，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开始再起风云了。

五月初四申时（下午三时到五时），有一帮人在太监刘成的带领下，从厚载门进入皇城，之后又有一人再从东华门进入宫城。主打就是一个“人员异常流动背后必有状况”。

大约两个小时后，有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手持一根枣木棍，也就是冠名此案的“梃”，径直冲向太子朱常洛所居住的慈庆宫，然后一根木棍闯天下，在太子宫横冲直撞。

当时慈庆宫的守卫十分松散，“盖东宫侍卫落落，宫门仅老阉二，禁门虚无人，殿上才七八人”，守门的两个太监一位约七十多岁，另一位约六十多岁。所以，根本就拦不住这位猛男。

但是，谁也别欺负太子宫真没人，这个猛男最终被太子宫的太监给制服了。

然后又过了大概两个小时，这个猛男于戌时（晚上七时到九时）被送往了东华守门指挥朱雄处暂时看押。

然后，同志们到处宣扬，幸好太子朱常洛在午时（十一时至十三时）外出，才逃过被梃击的命运。

案情就是这么个案情，关键在于大家怎么去梳理背后的逻辑。

首先，这个猛男是谁在众目睽睽之下带进紫禁城的？

其次，这个猛男难道是传说中的万人敌，手持一根木棍就敢勇闯东宫？高低配把刀吧！

然后，东宫的常规守备到哪里去了呢？公司保安全休假了？

再然后，如果这位猛男真的是奔着太子去的，咱又偏偏选择了太子不在家的时间点呢？作案之前不去打听一下？

最后，明明就是这个猛男自己找死的局面，为啥后面同志们要说得亏太子不在家才幸免于难？一个人、一根棍，就真的可以打倒整个东宫，把太子干掉？

咱们先不发表意见，先看看大明官方是怎么审案、判案的！

第一时间接管罪犯的朱雄当即令左东把总赵国忠进行审讯。经审，此人名叫张差（亦作张槎），是蓟州人，曾吐露“吃斋、讨封、效劳、难为我”等词语，说话模糊不清，反正就差没有及时送进精神病院。

第二天，太子朱常洛找老爹诉苦去了，说有人想要自己的命。

万历帝一听就离奇愤怒了，我这个儿子我喜欢不喜欢是我的事，怎么轮到别人去要他的命呢？相关部门，赶紧给我查。

然后，巡皇城御史、浙党刘廷元在东华门守卫处“再三考讯”后报告：犯人名叫张差，蓟州井儿峪人，精神有问题j。遂以“按其迹，若涉疯癫，稽其貌，实系黠猾”之论上报刑部，建议法司严讯。

初审结果出来后，接下来就是会审了。咱们都是讲究人，啥结果都不能不把流程走完！

随后，刑部署部事侍郎张问达、刑部山东司郎中胡士相、刑部山东司员外郎赵会桢、刑部山西司员外劳永嘉、刑部郎中岳骏声、御史刘光复等朝臣纷纷表示认同初审结果。

然后，特别有意思的一幕出现了——被认定为精神不正常的张差，却被采纳了供词。精神病者的言辞也可以作为呈堂证供，大明的司法官员真会玩！

张差供称：自己被人烧光了柴草，所以于四月内入京赴朝喊冤。结果从东门入城，不认识路，然后便遇到两男跟他说，空手空口告不了状，得拿根棍子做凭证。结果，因为被烧了柴火就敢进京告状的猛男张差就真的手持木棍去勇闯皇宫了。还阴差阳错跑到了慈庆宫，见谁打谁。从而爆发了这次案件。

抛开张槎被认定为精神病者外，他的供词里也隐含着以下几个不可思议之处：

一、被人烧了柴草就敢进京上访的人，不知道大家见过几个？

二、不认路的张槎突然遇到的两个人怎么就知道他是进京告状的呢？

三、被怂恿手持木棍的张槎又是怎么一路过的安检的呢？

四、之前不认路的张槎进了东华门之后怎么突然能直奔东宫呢？

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审讯官员需要给万历帝一个交代或者一个明确的结果。所以，会审的结果就是四个字——维持原判。

会审结果报上去之后，辅臣方从哲、吴道南等人因深知“时东宫虽久定，帝待之薄”而坐等万历帝最后表态。

但在万历帝最终表态之前，刑部主事王之寀、大理寺右寺丞王士昌、行人司正陆大受以及工科给事中何士晋等人觉得这个案件太过于蹊跷，所以坚持要继续彻查。而且，王之寀恰好是管监狱提审的，所以便利用了职务之便，授意刑部大牢狱官、狱典先停供张槎食物两昼夜，再安排一次暗审。

五月十一日傍晚，被饿了两天两晚的张槎被王之寀带领提牢厅唐狱官、孙狱典、顾库子等人暗中观察，观察结果就是：张槎并非疯癫之人。然后，张槎在饿晕了的情况下，王之寀抛出“说实话就有饭吃，不然便会活活饿死”的杀招之后，张槎开始条理清晰地交代实情了。

实情是啥呢？张槎小名叫张五儿，有两个叫马三舅、李外父的人让他帮一个不知道姓名的太监办事，事成之后能分几亩土地。然后张槎就到京城来发财致富了，结果就被人带到一处大房子内，有一个太监让他吃饱喝足后，给了他一根枣木棍，引导他从厚载门到东宫，然后叫他见人就打。

到此，相信大家也看明白了，张槎就是一个死士、一颗棋子而已。只是谁是他背后的主子，还是扑朔迷离的。

王之寀掌握了截然不同的供词之后，一方面做好文件备档，一方面抄录上报，请求万历帝重审此案。

但是，王之寀他们写申请书还是不够水平，主笔的郎中陆大受在奏文中居然非常不合时宜地用了“奸戚”两个字。这两个字为啥用得非常不合适呢？因为你们已经认定张槎是受人指示去危害太子的，可按照当时的案情，其实太子党和福王（朱常洵）党都是有重大作案嫌疑的，你们怎么能在无凭无据地先入为主地引入“奸戚”这两个指向性非常明显的字呢？你们这不是明显地针对郑贵妃她们吗？

对朝廷党争早已身心疲惫、深恶痛绝的万历帝，干脆不予以搭理。

领导不表态，办案人员心里就不可能有底。于是，御史过庭训发文到蓟州追查张槎的踪迹。

然后，此案再次由刑部会集了十三司的司官和胡士相、陆梦龙、赵会桢、劳永嘉、王之寀等人进行会审。

这次会审的结果更加明朗了。首先张槎精神相当正常；其次张槎还能画出进入东宫路线；然后前面那个不知道姓名的太监被确认为太监庞保；再然后张槎在京城接头的据点便是太监刘成的大宅子；最后张槎跟这两位太监已经接洽了三年了，张槎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还有其姐夫孔道等五人为同谋。

于是刑部行文蓟州道，提相关人证，并疏请法司“提庞保、刘成对鞫”。

最后，案情基本被“水落石出”了，种种迹象表明，这就是郑贵妃一党精心酝酿的阴谋。因为庞保、刘成两个重要犯罪者正是郑贵妃宫中得宠的太监，郑贵妃就算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万历帝也不得不表态要严查到底了。

然后，群臣开始纷纷像郑贵妃一党开炮，首当其冲的便是郑贵妃的亲爹郑国泰。这是标准打法，先从郑贵妃的家人开始。

万历帝也感觉护不住郑贵妃了，然后谕令郑贵妃自己想办法给大家一个交代。

郑贵妃迫于压力，主动找皇太子朱常洛求情。

万历帝也亲自出面帮郑贵妃和太子居中调停，太子朱常洛最后以受害者的身份要求只追究张槎一人的罪责，不再牵涉他人。

五月二十六日，宰相方从哲、吴道南等催促结案。

五月二十八日，万历帝于慈宁宫召见群臣、太子、皇孙等，着重强调皇太子地位不会再有啥变故了。

随后，太子朱常洛向群臣表明张槎不过是个疯子，从速处决就算了，不必再小题大做了。就连名义上的主谋庞保、刘成本已被万历帝打算处死，也被放过了。

五月二十九日，张槎被处死，此案告一段落。

但因张槎临死之前坚称还有同谋未被追究，所以外廷部分臣子依然不肯罢休。最后逼得万历帝又于六月初二处死了庞保和刘成。

六月初七，刑部将孔道、马三道、李守才三人按蛊惑人心罪流放，李自强、李万仓进行鞭笞。

终于，震动晚明政坛的“梃击案”就此不了了之。

但是“梃击案”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对不起！没有真相！因为没有直接证据，胜利者拥有最终的合理解释权。打个比方，“梃击案”就是一个工具、一种手段，目的达成之后，工具和手段的形式、真假都不再重要。

关于梃击案的讨论和分析，历史上有两种主流意见：有人认为是郑贵妃谋害太子，也有人说太子是自导自演的“苦肉计”。那么，从人性的逻辑来讲，哪一种意见会更符合常理一点呢？个人倾向于后者。

郑贵妃虽然有极强的作案动机，但是整个案件的行为逻辑却解释不通。若真的是郑贵妃想置太子朱常洛于死地，得拥有什么样的智商才会策划出这种漏洞百出的阴谋呢？找个死士真的有那么难吗？要害太子除了用这种不可能成功的方式难道就没有其他选择了吗？如果这背后真是郑贵妃一党的主谋，那这都不能叫阴谋了，只能叫自杀。但凡背后的导演给张槎安排一件兵器，都能让人觉得没那么荒唐。

讲白了，这就是为了巩固朱常洛太子之位的一个精心策划的阳谋——你郑贵妃已经公开表露了你要为儿子朱常洵争夺太子之位的信息，而且万历帝也在内心里更倾向于你们母子，所以你们母子对朱常洛的威胁太大了，必须要把你们推到坑里去。更为关键的是，郑贵妃母子的野心人尽皆知，太子受到攻击，你们怎么解释也解释不清。

咱们可以大胆推断案件的真实逻辑如下：

群臣早已下注在了皇长子朱常洛身上，这是从龙之功。但是万历帝却不愿如文官集团的愿，所以想用皇三子朱常洵来破局。但是明末的文官集团已经相当彪悍了，凭实力要把由朱常洛顺利继位做成死局，所以慢慢策反了郑贵妃身边的庞保和刘成，并提前布下了张槎这个死士。然后由庞保和刘成这两个公认的郑贵妃“自己人”出面，安排张槎“神奇”地袭击东宫。为啥能这么神奇呢？早已给张槎安排了绿色通道呗！为了避免出现意外，太子和东宫的保安都被提前调走。最后步步为营地把作案嫌疑引向无法自证清白的郑贵妃一党。

那么，有朋友可能会问，那为啥会先把张槎定性为精神病患者呢？这不是帮郑贵妃脱罪吗？人家精着呢，这么做是为了先试探一下万历帝的态度，同时也避免过于明显地暴露己方针对郑贵妃一党的意图。反正张槎不是真的疯子，不愁没有理由和机会进入正题。做戏就要尽量做得真一点。

其实，个人觉得万历帝是知道郑贵妃一党是无辜的，所以才各种偏袒郑贵妃。但是，在太子党做出的“铁证”面前，又能如何呢？唯一能平息纷争的选择是让郑贵妃代表福王党主动向太子党认怂，然后官方宣布退出太子之争。

“太子地位永固”被写进大明宪法后，怎么结案就不再重要了。

历史上，袭击东宫太子最后却仅仅处死凶手一人（庞保和刘成后被逼死更大可能是杀人灭口），这种情况大家还见过其他的吗？

但是，我们永远要记住，事情没到最后一步，胜负尚有变数，谁都别高兴太早。大概率蒙冤受打击的郑贵妃并不甘心就这样吃了一个哑巴亏，梃击案悄然之间为后续的红丸案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极度撕咬的环境下，谁是猎物谁是猎手，真的会一成不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