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之地，自战国时期经燕国的开拓，逐渐成为了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区之一。但在西晋王朝衰落之后，长时间的沦于少数民族政权之手。期间虽有如唐时的短暂收复，但事实上直到明朝建立后才又真正的重归于中原政权。

有人或许会说，元朝不是已经把辽东收入掌中了吗？元朝控制了辽东没错，但此时的辽东自唐以后基本上就和中央王朝和汉文化没有多少关系了，虽然期间也有部分的汉民复归，但也很快在当地的主体民族的影响下胡化。自西晋后在千余年的时间内，辽东都是游离于中原汉文化体系之外的，只是在明王朝建立后，在辽东实行军屯移民后，才开始逐渐扭转这个胡化的现象。

辽东重归汉风是明代，可就是这样也异于寻常的。明后期的士大夫对于关外的辽东铁骑及辽民的评价为“胡风浓郁、凶悍野蛮”，可见千年来民族比例改变带来的影响。说到这我们就会问，作为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区之一的辽东，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局面的？后世大多数人把这个责任划在了司马懿身上，认为就是他在辽东的屠戮才造成了后来该地区长时间游离于华夏文明之外。

我们把历史上魏、蜀、吴鼎立时期称之为三国时期，但实际上当时还有一个颇具实力的政权，那就是割据辽东的公孙氏政权。自汉末公元190年公孙度成为辽东太守始，其子公孙康、公孙恭，其孙公孙渊，共计三代四人先后担任辽东太守割据其地。

曹操当日也曾经有过攻讨辽东之意，那是在平定河北之后，袁绍之子袁尚、袁熙逃奔辽东，曹操率军尾随而至。后来在公孙康杀掉二袁并表示臣服之后，曹操放弃了占领辽东的想法撤军而还。曹操的撤军，除了对于南方局势不稳的考虑外，还有辽东难以进攻的因素：首先要通过狭长易受攻击的辽西走廊，之后就是一片广阔的沼泽地。经历了长时间战事的曹军，早已是人困马乏、难有胜算，既然公孙康已经臣服，及早回师也就成了必然。

地形的原因使得中原王朝难以进攻，同理也使得辽东政权不易向中原扩张，这就使得两方能够保持一定程度上的平衡，得以维持和平状态。但公孙渊的上台，打破了这个微妙的平衡。当年公孙康死后，诸子年幼，就由其弟公孙恭接手了权力。而公孙渊成年后，囚禁了公孙恭，夺走了太守之位。这之后，辽东和曹魏的关系开始出现了变化。

首先，公孙恭名义上是曹魏封的，公孙渊的行为无疑属于叛逆。但鉴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曹魏还是承认了这个事实，但心里一定是不舒服的。如果就这样的话也还罢了，公孙渊在掌权后，开始变本加厉的挑战曹魏政权，特别是跨海与孙吴勾连，这就引起了曹魏的重视。在南线和吴蜀两家争战的同时，后方再出现一个敌对的势力，这绝对是一个严重的隐患。

公元233年，孙权遣使封公孙渊为燕王，不料公孙渊却杀死使者降魏。与此同时，曹魏的使者也来到了辽东，带来的封号是乐浪公。公孙渊肯定是不满意的，但他不知道此次的曹魏使者是带着试探其口风的目的，公孙渊对使者数次口出恶言，使得早有解决辽东之意的魏帝曹睿最终下定了决心。

公元235年，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自此曹魏外部的军事压力大大减轻，曹睿遂开始准备对辽东出手了。237年，曹睿派幽州刺史毋丘俭前往征召公孙渊，公孙渊不愿坐以待毙，抢先下手阻击毋丘俭，击退了魏军。自此，公孙渊自知已无回旋之地，遂自立为燕王，公开与曹魏政权对抗。

最终司马懿出马了，公元238年曹睿以其为统帅，率军四万讨伐公孙渊。面对司马懿这个对手，公孙渊及其属下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失败也就成为了必然。仗是打赢了，可司马懿却在战后留下了千古的骂名，那就是对于辽东的屠戮，成为了他人生的几大污点之一。

在攻入辽东首府襄平后，司马懿下令将十五岁之上的男子皆尽杀之，筑为京观，计有七千余人。又斩杀燕国官吏将帅二千余人，将公孙氏的支持者屠戮殆尽。之后，又将大批的辽东百姓迁往内地。这些行为在后人看来，无疑是使得辽东逐渐胡化的重要原因，是辽东地区之后沦丧于少数民族政权之手，游离于中原政权之外千余年的根本所在。

对于司马懿的屠戮，我们首先来看其目的何在。屠襄平，尽杀官吏将帅，是其为了将公孙氏的势力连根拔起，以防割据势力再起。公孙氏割据辽东几十年，其势力根深蒂固。在这之前，辽东的官员曾联名向曹睿上书，大意就是他们深受公孙氏的厚恩，只认公孙氏，如果曹魏继续以前的安抚政策倒还罢了，如果想有别的想法那是绝对不答应的。虽然这是在公孙渊的指使下干的，但也属实情，是曹魏政权不得不需要认真对待的。

辽东地区正如前面所言，在地理上具有割据的优势，在经济上同样如此。辽东腹地，农业生产也有一定的程度，能够为割据提供经济上的保证。因此，既然平定了辽东，就必然要扫除其能够割据的一切因素。消灭其精英，减少其人口，这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选择。虽然这件事是司马懿干的，但我们不能说曹魏或者曹睿没有这个意思，更大的可能是司马懿为曹睿背负了这个恶名。

司马懿在辽东是杀了不少人，但在其后的战果统计中，共收复户籍四万、口三十万。对于辽东而言，三十万的数量应该不算少了。想想蜀汉灭亡时，才有九十八万人口。实力小得多的辽东，三十万人口而言，说明司马懿的屠戮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多。按襄平城内被屠一万余人，之前的战事也不会大过于此，估计在整个辽东，司马懿的屠戮不会超过两到三万人。

辽东人口的大量减少，还是在第二年的景初三年以及魏帝曹芳正史元年，曹魏两次大规模的将辽民迁往内地，此时的行为完全是曹魏政权所为，不是司马懿个人所能决定的。之所以将辽民大规模内迁，一是杜绝辽东再次割据的可能，二是充实内地。我们知道，人口是重要的资源，在战乱时期尤为如此。当年的汉中之战，虽然曹操失败，但他迁走了汉中的大部分人口，这就使得刘备的胜利大打折扣，如今迁走辽东的人口以充实内地，无疑有着加强南线的意义。

当时的曹魏，战略上最为重要的方向就在南方，而辽东在收复后期意义就小了很多，无论是哪方面来看，削弱辽东本地势力以加强内地都是当时正确的选择。但从长远而言，曹魏的政策无疑留下了巨大的隐患。在中原政权陷入混乱，无力压制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时，辽东这个汉文明极大削弱的地区，脱离中原政权的控制也就难以避免了。

后世高句丽的崛起，其实就是中原政权对于辽东失控的后果。失去了以汉故四郡为基础的辽东政权的压制，高句丽得以从容崛起，对中原政权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这也是后来的隋唐不惜余力的打击高句丽的原因。虽然高句丽最终灭亡，但隋王朝也为之灭亡，而且辽东也未能彻底完成汉化，直到明王朝再次经营辽东。

再回到司马懿，他是不是就要为这件事负责呢？其实我们从整个事件来看，他的所作所为，基本上都是曹魏政权意志的体现。在这之前司马懿讨伐上庸，也只是杀掉了叛将孟达，而并没有大开杀戒，这说明他的所作所为都只是根据实际情况而作的。对于上庸，是要保持稳定，因此不能滥杀。对于辽东，是要拔除公孙氏的势力，防止割据势力重来，因此才有了他的大肆屠戮。

因此，司马懿的屠戮将辽东精英一扫而空，事实上产生了削弱辽东地区文化传承及造成统治力下降的恶劣影响，为辽东地区之后的丧失要负直接的责任。但正如前所言，他的行为实际上只是曹魏政权大战略下的最佳选择，司马懿说是个代人受过者应该更合适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