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导报》2022年12月21日第3版

詹景凤（1532—1602，明嘉靖十一年至明万历三十年），字东图，号白岳山人、中岳山人、大龙宫客等，安徽省休宁县人。隆庆元年（1567）举人，初为南丰教谕，终为吏部司务。著有《画苑》《詹氏玄览编》《詹氏性理小辨》等。他既是书法家，也是画家、鉴藏家。在徽州艺术史上，詹景凤被视为开宗立派的人物。《休宁县志》称其“癖古如倪元镇，博洽如桑民怿，书法如祝希哲，绘画如文徵仲。”朱谋垔（1584—1628）《书史会要续编》称詹景凤“深得书学，用笔不凡，如冠冕之士，端庄可敬，狂草如有神助，变化百出，不失古法，论者谓可与祝京兆狎主当代。”明万历年间（1573—1620）曾知休宁县的书法家祝世禄（1539—1610）在一次回函中评价詹氏书法：“足下之惠我侈矣，如入山阴道中，复遇右军辈风流人物，令人应接不暇……玩足下所作，字中有画，画中有字，方若溽暑，一披览之，清风飒然至，大是快人。”

明朝历代皇帝，大都喜爱书法。明成祖朱棣（1360—1424）定都顺天府（今北京）以后，诏求四方善书之士，缮写诏令文书，动辄授以中书舍人等较高的官职，沈度（1357—1434）、陈登（1362—1428）、沈粲（1379—1453）等众多善书者应召入朝，一时间，四平八稳、乌黑光洁、大小一律的“台阁体”（清人称作“馆阁体”）大行其道。但物极必反，明朝中后期，随着政治生态的松动、江南经济的繁荣，千人一面、毫无生气的“台阁体”在流行约百年之后逐渐被摒弃。在书画市场日益成熟的江南民间，涌现了一批又一批大胆创新、另辟蹊径的书法家，并成为代表明代书法高度的主流。总的来说，支撑明代书法的主要有两大流派：一是承继元人、趋古以求雅正的“尚态”书风，代表人物是宋克（1327—1387）、祝允明（1460—1526）、文徵明（1470—1559）、董其昌（1555—1636）；二是不愿守古、极富反叛精神的“创意”书风，代表人物是徐渭（1521—1593）、张瑞图（1570—1644）、倪元璐（1594—1644）以及延至清初的王铎（1592—1652）、傅山（1607—1684）。现在看来，詹景凤无法与上述代表人物相提并论。但在祝允明、文徵明等辞世之后，董其昌、王铎等人崛起之前的几十年，詹氏却是当时书画界及鉴藏界的一流人物，他的书画作品及其理论对当时的鉴赏收藏及书坛格局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詹景凤的《书旨》（《詹氏性理小辨》卷四十）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书学思想（本文中的直接引语，如未注明出处，均出自《书旨》）。“书旨（上）”共83条，万余字，从汉字起源说起，纵论历代书法。“书旨（下）”共58条，亦近万字，专论明朝名家书法。另，《詹氏玄览编》在对所览历代名家名作的点评中，亦多涉书画之论。

《詹氏性理小辨》初名《明辨类函》，有古刻本存世。此刻本首列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王元贞序，此应为该本刻印的时间。再列詹景凤明万历十八年（1590）自序，可知《詹氏性理小辨》成书的时间。又有跋称此为“直隶总督采进本”，当为清人补记。崔尔平选编点校《明清书论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称“《书旨》系清抄本”，似不知明刻尚存。

一、关于取法及对历代书家的评价

从詹景凤对历代书家的评价来看，“尊古鄙今”的立场非常明显。他认为，书法当学唐宋，更以晋魏为宗。

詹景凤对当代（明朝中前期）书法不以为然。明初的“台阁体”书家自不在话下。明朝中期最负盛名的书家公推祝允明、文徵明等人，但詹氏对此二人均不看重。他认为，祝允明才气有余而功力不足，文徵明用功甚深而才力不逮。他在《书旨》中说：“近吴中祝京兆、文待诏皆专门毫翰，吴人所谓书圣，谁敢异议？然今观其书，祝法不精，一篇中群体间杂，又时有硬笔，时有倦笔，时有粗笔，时有野笔。盖纵逸之姿有余，临池之功未到。文法虽精，然皆作意，匪由信手拈来，到紫阳田地，尚不知相远几舍。”“文，笔精紧，体沉着，而墨入纸，品亦只是精能，千篇千字一律，无复变化。”“祝，功力浅，失宦无聊乃临池，顾年已逾知命，所幸才气过人，观者惊愕其才，未遑细论，谓神圣。”“祝希哲有书家之才，而学阙精纯闲适之致，又粗气未尽除，乃趣自超，则以才得之；文徵仲有书家之学，而才未充拓，拘拘简牍，既被法维系，又被时代压伏，无能自振。”詹景凤认为祝允明才气过人但功夫不到家，文徵明虽然笔法精到却不够自然，二人的书法甚至连不以书名的朱熹（字紫阳）都不如。“两君名竟重于当世，则以国朝书学无人。”在詹景凤看来，祝允明、文徵明之所以书名远扬还在于吴人的追捧，比如王世贞称“天下法书归吾吴，而祝京兆允明为最，文待诏徵明、王贡生宠次之。”对祝允明书法大为称赞，但詹景凤却说：“吴俗善自标致，相为引重，又地当东南都会，声易于传闻也。”

对于元代代表性书家赵孟頫（1254—1322），詹景凤虽多有赞美，也不少非议。《书旨》曰：“文徵明小字肩齐唐雅，宋元未有其俦。元如赵子昻，其最佳者虽精熟似胜，然大有浓艳气。文则优优乎其入雅。”《詹氏玄览编》载，詹评赵孟頫行书《酒德颂》：“俊雅秀润，法王大令，但腕力差弱，不知者以为敛锷，非也，盖精心而与未超耳。”他认为，赵孟頫精心用意而没有达到超逸的境界。再评赵孟頫书《兰亭序》一册：“虽云定武兰亭，而中由自运者十之三四，细玩终似作意，亦时有稚笔，则作意累之矣。”詹认为，赵氏临写定武兰亭，其中兼带己意，仍有作意之病。总之，赵氏书法经常过于“作意”。他虽然没有直接引用东坡名句“无意于佳乃佳”，但话里话外都有这个意思。

詹景凤对苏黄等宋人书法推崇备至。《詹氏玄览编》评苏东坡（1037—1101）《黄州寒食诗帖》曰：“坡公纸书寒食诗二首，字大二寸许，英爽高迈，超入神妙，盖以之内观其心，心无其心，外观其笔，笔无其笔，即坡亦不知其手之所以至，与生平所作大绝殊，续以文皇大令当之亦敛衽，时山谷续为之跋，字亦如坡大，亦异常法，磊落俊爽，气棱若有英威，盖尽气与敌也，然以比坡，有若两王父子间，然亦不甚让，山谷跋亦云生平未见坡有如此书。”盛赞苏东坡，捎带黄庭坚（1045—1105），东坡《寒食诗贴》与山谷的题跋简直就是珠联璧合，苏黄二人简直就是绝代双骄。

詹氏又评山谷书曰：“黄山谷二寸许行书一卷，书王摩诘诗三首，惜后段为人截去，虽无款，真物入眼，识者咨嗟，予获观，三叹不能去手，意闲笔劲而养深，峻秀不凡，通篇无一点画不合作。”真个是“一咏三叹，爱不释手”也！

对于苏黄书法，詹景凤不仅不吝溢美之词，而且回应非议之论。“朱子云：‘字被苏黄写坏。’近见蔡君谟一帖，字字有法，如端人正士，然苏黄倒横直竖，法亦何尝不在？过乃指为‘胡乱’，不知天下曾未有‘胡乱’能传世者。”朱子者，朱熹（1130—1200）也。詹氏言辞之中，似有忿忿之意。

不过，书法终归是书法。苏黄之书固然精妙，亦自晋唐而来。詹景凤说：“予谓学书亦须尽去国朝人脚手，超元宋而晋唐，乃是书家正轨，不然饶佳，终涉邪径。”他还说：“近日海内论书，但说文、祝，不复知有魏晋；政与论学，但说程、朱，不复遑问邹鲁一尔。”又，“沈宜谦赏与予品论古人画，谓元人不如南宋，南宋不如北宋，北宋不如五代，五代不如唐，予谓书翰亦然。”詹氏认为，谈论书法只说文徵明和祝允明而不知道晋魏，就像做学问只说二程（程颢、程颐）和朱熹而不知道孔子孟子（分别为鲁国人和邹国人）一样。由此可见，詹景凤既重“意”，更重“气”，但最看重的还是“源”和“宗”。他认为，魏晋书法才是书法的正宗。归根结底，还是“崇古”。

詹景凤认为，“博古”之累积才是学习书艺的不二法门，“致若今人树石拓笔，草亦必拓笔，草如发丝，树石松针，笔亦必如发丝，便为一律，堕匠人意致。《易》曰：‘拟之而后动，议之而后言，拟议以成其变化。’凡摹拟古人，皆贵能成变化，能变化乃见到至处，此境至难造，必由博古，积日积岁之深涵极致而始化，不至于化不能变。”他还曾在旧本黄庭经后题跋表达了学书要以晋人为宗的观点：“米南宫有言，学书不入晋人格，辄徒成下品。彼诚得晋人真迹而学之，凌厉一世，宜矣。乃若今日，无论真迹，即旧拓罕得见焉。”为了向晋人学习，詹景凤一生都在搜寻晋人真迹。从《詹氏玄览编》的评述中可以看出，他曾寓目的二王法帖近二十本。

书法“崇古”，绘画亦然。在詹景凤看来，无论书法和绘画，只有宋代之前的作品，才是可资模仿的典范。《画旨》：“予谓画不入唐宋人格辙，犹书不入晋唐人格辙，便入俗目，终匪正当。”又于《詹氏玄览编》中记道：“画道中宋人如盛唐诗，元人如中唐诗。虽清雅可怿，终落清细，殊无雄浑气致。论画说元而不说宋，如论诗说中唐而遗盛唐也，岂可谓之知诗者乎?”詹景凤自矜自己的画作可与元四家并驾齐驱，但却难望两宋五代诸名家之项背。

詹景凤既“崇古”，也“求新”。“夫书道，师法宜古，用志宜专，构意宜新，搦管宜适。”《书旨》曰，“永禅师、禇遂良、颜真卿、李邕、虞世南等并得书中法，后皆自变其体，以传于世，俱得垂名。若执法不变，纵能入石三分，亦被号为书奴，终非自立之体，此书家之大要。”概而言之，必先入古，然后出新。

二、关于用笔、雅俗等其他方面

之于用笔，詹景凤崇尚“劲”。他在《书旨》中说：“下笔贵劲，劲又须静。含气贵清，清又须醇。不醇，薄矣；不静，燥矣。如坡公浓重，其致未始不清；米颠欹侧，其法未尝不整。不清则涉俗道，不整则堕邪径。”又曰：“来而止之，去而遏之，皆用己智，非书道自然之趣，故曰书有二法：一曰疾，二曰涩。得疾、涩二法，书妙尽矣。盖有疾涩，各有当宜疾而强令涩，宜涩而强令疾，皆于自然上添一物，非字本性，是故点画势尽收之疾，攒锋峻趯用之涩。”他评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欧书寒峭，妙在瘦劲而婉，今之学欧者直板硬耳。”又评介甫书“劲瘦而苍，以盘骨见奇”。“瘦劲而婉”、“瘦劲而苍”，皆为詹景凤所赞赏，但他又认为，“劲”不等于“瘦”。“《书论》云：肥瘦得中。杜子美云‘书贵瘦硬方通神’。此皆非通论，各涉有意。肥瘦要在适当，则或肥或瘦并可通神。神不可以有意，意求力到，功深自至。”詹氏评王羲之（303—361）书：“逸少书之为神俊、为遒劲，岂不人人言之，然妙在波发，挽近世诸刻直如土硬，匪硬既软，良由不知劲与俊为何物，故失之。”

至于学书之道，詹景凤强调“悟”。《书旨》曰：“蔡邕、张、索之辈，锺繇、王、卫之流，皆造意精微，自悟其旨也。又曰：字虽有质，迹本无为，禀阴阳而动静、体物象而成形，达性通变，其常不住，故知书道玄妙必资于神遇，不可以力求也；机巧必须以心悟，不可以目取也。”“昔吴道玄学书于旭，未成，去而学画，亦以见将军裴旻舞剑出没神怪而悟。”

关于“雅”与“俗”，詹氏颇有洞见。韩愈（768—824）《石鼓歌》云：“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宋史》亦载：“米元章初见徽宗，命书《周官》篇于御屏。书毕，掷笔于地，大言曰：‘一洗二王恶札，照耀皇宋万古。’徽宗潜立于屏风后，闻之，不觉步出纵观。”王羲之历来备受推崇，但也时有涉俗之异议。如同回应朱熹“字被苏黄写坏”一样，詹景凤对右军书俗之说也不回避：“儒者有云，曾见逸少书只觉俗，是何言也？然彼竟不知俗是作状。逸少书寓超旷于严整，发俊逸于幽深，浑沦靡迹，古雅天成，以故挹之弥冲，维之弥广，彼不能穷，乃以俊气作俗状。石勒与刘琨书云：‘事功殊途，非腐儒所闻。’正为此等尔。此等但不是孔、孟，手便将来排訾，竟又不知孔、孟真面孔作何状。”詹氏认为，右军书法之秀是“俊气”而非“俗状”。詹景凤论画，也对雅俗作过辨析。他在《画旨》中说：“夫命笔秀朗谓之雅，得法全尽谓之精。精雅无分笔大、笔细、笔放、笔敛。并有精雅又以力家为雅，名之曰‘士气’，以作家为俗，名之曰‘匠工’，亦未见也。力家亦自有工人手，彼笔之稚者、低者、意粗浅者，则俗工也。作家亦自有大雅法门，如笔笔注意着力矣，而格不卑、气不粗、意不凡，即士人何加焉？若以大而不疏，细而不弱，繁而不冗，简而不遗，豪而不粗，秾而不俗，文而不纤，劲而非硬，熟而非凡，新而不凿。忘作家、力家而不知手所以至，心所以到，斯知化者之笔矣。”詹氏此说，更是对“雅”作了明确的界定，即“命笔秀朗谓之雅”。“画之最忌在气俗、意俗。世人论画，但知笔俗之为诟病，而不知气俗、意俗之病尤深也。三俗一有入之，斯为恶道矣。顾今世之论俗者，却又不知俗之所以为俗，反以俗为佳，以雅为工力未到，以缭草将就为脱俗，以粗为老为苍，以填塞为精工，以欠缺为意到笔不到。”詹景凤在认为“俊气非俗”后，又指出“缭草非雅”。

詹景凤的书画理论多涉“心学”。扬雄（前53—18）《法言·问神》曰：“书，心画也，心画形，君子小人见矣。”这句话奠定了中国书学与心性、人品密不可分的理论基础。此后，又衍生出柳公权的“心正则笔正”之说。明朝中晚期正是王阳明（1472—1529）“心学”兴起之时，詹景凤的书法理论明显也受到了影响。《詹氏性理小辨》卷十八和卷十九分别题为“人道篇·明自篇·心上”和“人道篇·明自篇·心下”，这两卷专门辨论心学。《书旨》曰：“文待诏徵仲以能书名正嘉间，赫号遍宇内，然予观其论书，尚未竟见本体。尝跋祝希哲草书歌行云：楷本也，草末也，能草而不能楷，则为无本之学。却不知心是本，楷与稿草悉末也。只宜云：能草而不能楷，是知变而不知常。夫不知常，乌知变？如此较稳尔。柳诚悬云：‘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心正则笔正。’虽以笔谏，如本者固如是也。徵仲惟不知此，故法虽工，终未能痛快于人心。”文徵明认为，楷书是草书之本。詹景凤却认为，楷书和草书皆非本，而心才是根本。《书旨》曰：“书，心画也。故书家传法直从心起。笔阵先标‘凝神静虑’，墨亭首著‘端己澄心’，夫何言‘凝静端澄’也？绝喜心于内念，泯名心于外想，斯乃用志不分，而精深微妙可驯致。”《画旨》亦曰：“行之者，笔也。其纵横沓拖，行注疾徐，一出于心，心粗则笔粗，心精则笔精，心忙则笔忙，心适则笔适，心冗则笔冗，心净则笔净，故学画，养心无先焉。心而手斯应，非可以造次及也。”

三、结语

纵观詹景凤的书法理论，有几个明显的特点：一，充满了辩证法。重视“入古”，也重视“出新”；强调下“功夫”，更强调“悟性”。相辅相成，不可或缺。詹氏关于力家和作家的辨析，充分体现了“两点论”的思想方法。他的“俊气非俗状”的观点，也雄辩地回答了关于王羲之书法俗气的质疑。当今书坛，把俊美、漂亮的书法一律斥为“俗书”的观点还大有市场，这意味着詹景凤的“雅俗观”仍具有现实意义。二，评人评书，持正公允，不厌其长，不避其短。詹景凤对朱熹书法赞赏有加，却也指名道姓地反驳“字被苏黄写坏”的观点；他既对祝允明和文徵明的短板直言不讳，也对他们的长处不吝溢美之词。

明朝中晚期，江南书法分为吴门、松江、浙派、徽派等几大门派，而且各自称能。当是时也，曾经拥有祝允明、文徵明的吴门书法仍然强势，祝允明被称为“草圣”，文徵明也是神一样的存在。作为徽派的代表人物，詹景凤一再直揭二人之短，并称他们的书法远逊唐宋、遑论晋魏，难免有“贬低对手，抬高自己”之嫌。但时至今日，回望晋唐以来近两千年书法史，基本公认明代（尤其是前中期）确实是一个相对的低谷。也就是说，詹景凤关于历代书法的论断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

参考文献：

[01]（清）廖腾煃修，（清）汪晋徵等纂：《休宁县志》，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刊本，卷六。

[02]（明）朱谋垔撰：《续书史会要》[O]，清文渊阁四库写本，第64页。

[03]（明）祝世禄撰：《环碧斋尺牍》[O]，明万历刻本（国图善本书号：05336），卷三。

[04]（明）王世贞撰：《艺苑卮言》[O]，明万历十七年（1589）樵云书舍刻本，卷十一。

[05]（明）詹景凤撰：《詹氏玄览编》[O]，旧抄本（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卷三。

[06]（明）詹景凤撰：《詹氏玄览编》[O]，旧抄本（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卷三。

[07]（明）詹景凤撰：《詹氏玄览编》[O]，旧抄本（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卷一。

[08]（明）詹景凤撰：《詹氏玄览编》[O]，旧抄本（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卷四。

[09]（明）詹景凤撰：《詹氏玄览编》[O]，旧抄本（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卷二。

[10](明）詹景凤撰：《詹氏玄览编》[O]，旧抄本（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卷四。

[11]（明）詹景凤撰：《詹氏性理小辨·画旨》[O]，明万历十八年（1590）刻本（清直隶总督采进本），卷四十一。

[12]（明）詹景凤撰：《詹氏玄览编》[O]，旧抄本（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卷四。

[13]（明）詹景凤撰：《詹氏玄览编》[O]，旧抄本（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卷四。

[14]（明）詹景凤撰：《詹氏玄览编》[O]，旧抄本（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卷一。

[15]（明）詹景凤撰：《詹氏玄览编》[O]，旧抄本（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卷四。

[16]（明）詹景凤撰：《詹氏性理小辨·画旨》[O]，明万历十八年（1590）刻本（清直隶总督采进本），卷四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