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晋末年乱世中，羯人异军突起，他们在石勒的带领下建立了后赵帝国，并统治了中原大片土地。
这段时间里羯人的数量快速增加，成为了后赵的“国人”，但随着后赵政权的衰落，羯人迅速退出了历史舞台乃至于彻底失去了踪影，他们为何如此“来去匆匆”？
关于羯人的起源史学家们一直众说纷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往往将羯人称为匈奴别部，因此不少人都认为羯人就是匈奴的一个旁支。
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从西晋时期开始，由于受到八王之乱的影响，西晋北方地区人口大幅下降。
为了充实地方，西晋统治者将生活在并州等地的游牧民族百姓迁移到了中原地区，这些人被统称为“匈奴杂胡”。
之所以他们会被冠以匈奴的名号，是因为他们此前生活的地区属于匈奴的势力范围。
但在东汉末年之后，部分匈奴人归附汉人王朝，这让匈奴的权力架构变得松散，原先臣服于匈奴的各个族群却难以完成重组。
失去了原有领地和身份认同的他们只好自称“匈奴人”，但他们和匈奴的血缘关系其实非常疏远。
羯人就是这些族群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支，虽然如今并没有什么关于羯人的画像资料，但从冉闵颁布杀胡令后，大量高鼻深目之人遭到波及的记载来看，羯人的外貌特征无疑是和西域人更加接近的。
但当时他们已经迁徙到了山西等地生活，因此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有所削弱，加上长期受到匈奴的统治，因此便被叫做匈奴别部了。
对于羯人的起源问题，在历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下，也有了一定的进展。
在《晋书》中记载了“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的说法，而在古代汉语中，羌渠的发音和康居一致。
因此羯人很有可能就是西汉时中亚大国康居人的后裔，这也和他们高鼻深目的外貌特征十分符合。
根据史书记载，西晋时期的羯人生活在并州上党郡的武乡羯室及新乡郡周边，人数十分有限。
但在短短十余年之后，冉闵和前燕慕容皝就杀死了数以万计的“羯胡”，他们显然不可能生育地这么快，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羯胡定义的扩大在讨论羯人快速增长的问题前，我们不妨先来谈谈令羯人真正登上历史舞台的枭雄石勒。
他少时曾经做过富户的耕奴，在刘渊起兵之后其入伍参战，并逐渐成长为大将。
在石勒发迹的过程中，其能力得到了部分匈奴贵族的认可，曾经的部落首领更是将石勒推举为新的领袖，并改为石姓。
他们麾下的匈奴士兵，自然也成为了石勒建立后赵的基本盘，这些石勒心腹成为了后来羯胡的核心，但其中真正的羯族其实十分有限，其中匈奴人可能占据了更大的比重。
从这一事件上来看，在石勒起兵早期，其统领的队伍便并非狭义的羯人，而且那些石姓将领中也不乏改名换姓的匈奴等其他民族领袖。
但后来随着后赵的建立，这些人都成了羯人，这也是羯族定义的第一次扩大。
其次我们从石勒的作战过程中不难发现，其队伍的扩张主要发生在河北地区。
这里并非羯人的领地，石勒为何能够形成如此大的号召力呢？
这就不得不再次提及之前说过的西晋“内迁胡人”一事了。
当时西晋政府迁徙的主要对象是生活在并州地区的胡人，这些人在进入河北等地后并不能快速融入当地生活，因此内部联系相对紧密。
背井离乡的他们对于并州之地有着深厚的感情，这让他们对于石勒有着天然的好感。
和这些并州移民一样，石勒也对并州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
比如当初刘聪为了安抚这名大将军，曾经将其封为并州刺史，这完全是为了“以慰其心”。
后来石勒在真的占据了并州之后，他还在那里建立了“武乡郡”，这也能看出他对于故土的深情。
石勒的这一心思让他得到了河北地区匈奴杂胡的拥戴，这些人纷纷加入其队伍成为了石勒的重要助力。
这些人在后赵建国后自然也以石勒族人自居，因此后赵的国人羯胡中，实际上包括了大量的匈奴等游牧民族后裔。
由于羯胡人在形貌特征上和西域人非常类似，因此后赵时期不少西域人也进入后赵境内生活并以羯人自居。
这也是为什么到了冉魏时期，羯人数量能够达到数十万的原因之一。
羯人的去向在后赵建立之后，其国内的羯人数量不断攀升，在石勒的领导下后赵国力也显著提升，成为了北方最为强大的割据势力。
但由于之后石虎等君主的残暴统治，后赵的国内形势急转直下，最终在诸方势力的夹击下灭亡。
在消灭后赵的诸多势力中，冉闵是最为活跃的一支。
为了赢得中原地区汉人的支持，冉闵颁布了著名的杀胡令，这让后赵境内的羯人遭到了残酷的屠杀，令羯胡的人数迅速减少。
之后的几个北方政权统治者对于羯人的印象也极差，慕容儁更是因为梦见石虎咬他的手臂就将其尸体挖出鞭尸，这种行为足以看到其他民族对羯人的怨恨。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侥幸逃过冉闵屠杀的羯人自然也不敢表露自己的身份，更何况其中有很多人本来就不是真正的羯人。
慢慢的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民族便退出了历史舞台，除了颇具西域风情的乐器羯鼓之外，他们就没有留下更多的踪迹了。
写在最后羯人作为五胡乱华的重要参与者，其曾经对中原地区的政治局势和文化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由于羯人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这导致在后赵灭亡后，其族人很快就分崩离析融入了其他部族，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自《后赵羯胡为流寓河北之并州杂胡说》，刊登于《民族研究》2008年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