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英国为世界贡献了两位大经济学家——凯恩斯和哈耶克（出生在奥地利），他们开启了我们这个时代最轰轰烈烈的经济学理论大战。而哈耶克，他的影响早已超出经济学领域，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通往奴役之路》正是其代表作。

哈耶克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是他的表哥。一战爆发后，1917年，他参加了奥匈帝国陆军，作为炮兵团军官在意大利战线上服役。战争结束后，哈耶克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自此走上了学者的道路，成为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并于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后来说：“让我决定成为学者的最关键因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场战争让我开始重视政治结构的问题。”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写于1940至1943年之间。当时正值二战，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和苏联的斯大林模式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这种发展模式与以往都大不相同。关于书名，哈耶克曾说：“灵感来自托克维尔的著作The Road to Servitude，我本来想直接用它，但觉得听起来不好听。于是，我把servitude换成了现在的serfdom，纯粹是为了发音的原因。”

1944年初版《通往奴役之路》

在书中，哈耶克讨论了计划经济还是自由市场的问题。从凯恩斯以来，经济学界就大体分为了“自由放任”的亚当·斯密派与“政府干预”的凯恩斯派，论争围绕着政府是否可以干预经济，如果可以，哪些方面是可以干预的，又应该干预到什么程度展开。这其实是当时欧洲以德国纳粹等为代表的极右派与布尔什维克极左派斗争的政治实验的缩影。

当时有一种观念认为，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抵抗。哈耶克反驳了这种观念，认为两者有共同之处，如实行政府指令性经济、国家凌驾于个人之上，最终都会导向自由丧失、社会压迫和极权暴政。在他看来，包括英美在内的欧美民主国家，试图通过政府计划来发展经济，这都是不恰当的。计划经济的问题在于，如有没有自由市场和自由价格机制，决策者无法从市场获得足够有效的信息，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来配置资源和分配产品。

当然，在自由市场优于政府计划的前提下，哈耶克也不认可教条的自由放任。他说：“对自由主义事业危害最大的就是自由放任原则。”在部分领域，如邮政、交通、社会保险等公共事业的建设，对污染、工厂噪音的管制，对欺诈行为的限制等，政府就不能袖手旁观。他强调法治对保障市场秩序的重要性。

实际上，哈耶克在自由放任和计划经济之外，给出了第三种选择：社会要发展，就需要个人从日常习俗的束缚中走出来，只有在经济自由和法制的基础上，科技、经济、政治等才能获得重大的突破。因而政府必然要在法治的构架下有所作为，制定规则，维护规则，并确保成员可以在市场机制中自由竞争。

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就会导致对哈耶克的误读，这也是哈耶克本人不愿意看到的。1945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在出版本书时，试图将标题换为《社会主义：通往奴役之路》，被哈耶克严辞拒绝了，因为这一标题有很强的误导性——无论左还是右都容易受中央计划的影响。

本书出版后，引起了巨大反响，其影响从经济领域逐渐延展到政治领域、社会领域。在苏联，哈耶克被斥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译本只能在干部中“内部发行”；而在西方，他被支持者誉为先知，书被卖到脱销，一时洛阳纸贵。连他的论敌凯恩斯也认为，“在道德上和哲学上，我都不由自主地同意了书中几乎所有论点”。80年代，美国里根和英国撒切尔施行新自由主义新政，将哈耶克的思想奉为圭臬。

正如哈耶克在本书结尾所警示的那样，“推动人类思想发展的原动力，之所以能够正常运转，并不在于每个社会成员是否有能力思考和写作，而在于每一种观点或判断是否可以被人们批评”。对哈耶克和《通往奴役之路》，我们同样要秉持这种态度。

《通往奴役之路》带给我们的指导居功至伟。

——（英）撒切尔

（美）尼古拉斯·韦普肖特著，闾佳译《凯恩斯大战哈耶克》，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美）艾伦·艾伯斯坦著，秋风译《哈耶克传》，中信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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