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国民党里谁最害怕？别人不好说，戴笠肯定是其中一个。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出，戴笠家里的电话就没有停过，很多黄埔的学生都打来电话质问戴笠：“你肩负特种工作的责任，怎能使校长陷入如此险境？校长如有不测，我们一定找你算账！”这些话给了戴笠巨大的压力，因为从工作职责上说，戴笠对西安事变的发生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戴笠也很冤枉，也很委屈。史料记载，在西安事变发生前，戴笠潜伏在东北军内部的特务、67军某连副连长张华先就给戴笠送去了情报，说张杨二人已经和红军达成了“君子协定”。戴笠从北京宪兵司令部也得到了类似的情报，于是他立刻就把此事向蒋介石做了汇报。

蒋介石收到汇报后，并不重视。因为军阀自保是民国的常态，谁愿意为了蒋介石的中央去和强悍的红军打仗，损兵折将呢？当年红军长征之初，途径广州，广州的地方首领陈济棠不也和红军达成秘密协定了吗？红军穿越第四道封锁线时，李宗仁的桂军不也撤出湘江防线，放开口子了吗？所以，对于张学良的和红军私下联系，蒋介石是可以“理解”的。况且，将来蒋介石还要倚重张学良和东北军，这种事不能点破。西安事变前，蒋介石、戴笠对张学良秘密联系红军的情况已经非常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知道张学良会发动西安事变，毕竟陈济棠、李宗仁和蒋介石的矛盾再大，至少在表面上还是服从蒋介石的。所以，在收到戴笠的情报后，蒋介石还是去了西安，而戴笠也没有积极劝阻。蒋介石到了西安之后，还和以前一样，毫无顾忌地训斥张学良。他们两人都掉以轻心了，蒋介石这个上级的责任显然更大，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最后背锅的一定的下级，而不是上级。

收到西安事变的消息，戴笠立刻纠集了手下的余乐醒、郑介民等人，说蒋介石眼下生死未卜，自己想前去营救却不知如何入手，众人讨论了一番都找不到答案，说着说着，戴笠就哭了起来。12月21日，宋美龄决定亲自到西安找张学良谈判，戴笠得知后立刻要求一同前往，以弥补自己的失察之责。郑介民等人劝他，他和红军、东北军素有恩怨，小心到了西安有生命危险。但戴笠已经无路可走，只能拼着一死冒险尝试。据章微寒在《戴笠与“军统局”》一文中回忆，戴笠在前往西安前曾召集手下训话，涕泪交流地说道：“此去凶多吉少，我到西安和校长共生死。”果不其然，来到西安后，宋美龄、宋子文成了张学良的座上宾，戴笠却成了张学良的阶下囚。他一到西安，就被东北军扣押了起来，关在了张学良公寓的地下室。在地下室里，戴笠想到了自己的各种结局，并留下了一封遗书，其中还是不忘对蒋介石表白忠诚：“……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在被关押了两天之后，戴笠终于见到了张学良。一见面，张学良就给戴笠出示了部下给他的写的信，要他“速杀戴笠，以绝后患”，以此警诫戴笠，给戴笠吓得够呛。

张学良后来在《张学良口述历史》（唐德刚）中回忆：“和戴先生我们头一次见面，他说我真没想到你会这样。我说，你那些特务净做些扯淡的事，你‘特务’不了了。”张学良还说：“在事变之前，我已经跟共产党有联系了。现在事情过去了，我说出来也不怕了——中央糊里糊涂，就不知道我跟共产党已经有联系了。”事实上，张少帅还是年轻了，他直到晚年都不知道，蒋介石和戴笠在就知道了他和共产党有了联系，只是他们“真没想到你会这样”，所以没有出手。后来好不容易见到蒋介石，戴笠立刻“跪在蒋的面前，抱住脚痛哭失声，臭骂自己失职”。在把蒋介石弄出西安后，戴笠几次自请处分，还展示了自己被囚期间的遗书，由此蒋介石不但没有怪罪他，反而对他更加信任了。有学者认为，1936年的西安事变是戴笠强化和蒋介石关系的重要事件。这一事件就好比1922年孙中山遭陈炯明炮击，跑到永丰舰上避难，蒋介石从上海跑到永丰舰上向孙中山表示，愿意与他共存亡，从此骗取了孙中山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