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很多人死到临头了还浑然不知，张春桥对自己的人生结局，很早就有了清晰和准确的认知。

据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回忆：1976年，朱老总和周总理先后去世，毛主席也身患重病。当时，张春桥和张维维讨论了很多问题，张维维发现父亲陷入了极大的焦虑，问他：“那你怎么办呢？”张春桥回答：“我怎么办？‘千刀万剐’呀！”“你‘千刀万剐’了，那我们怎么办？”张维维继续问道。“我也不知道，谁叫你是张春桥的女儿。”事实上，张春桥还是采取了一些行动的。他曾对女儿说：“我的保险柜已经清空了。什么文件来了，该我画圈的，我画了圈就拿走，一件都不留……”他最好了随时被带走的准备。

据张维维回忆，在那个尘埃落定的时刻来临之前，张春桥就已经准确地预言了自己被抓的方式：“这个问题很简单的，开个会就行了。叫我去开会，我不能不去……要看发展，也许到年底就又有结果了。”正是因为张春桥已经把自己的结局给演算好了，所以后来他被抓的时候，张维维说，我一点都不吃惊。张维维回忆，那段时间，张春桥一直在“防着”汪东兴。他每次离开房间再回来，杯子里的水一定要换掉。他预感到了，对他的历史裁决将由汪东兴来具体执行。这也是很精确的判断。张春桥的这种危机感来源何处呢？答案是来自现实。1975年，张春桥被任命为总政主任，任命之后，他到部队去讲话、作报告，没有人愿意照他的话去做。大家都对他不满，说这个“夹皮包的人”又把手伸到军队里来了。为什么，因为他空有职务，而无资历。

张春桥1917年出生，最年轻的开国上将萧华比他还要大一岁。萧华当上少共国际师师政委的时候，张春桥还只是济南私立正谊中学的一名初中生。初中毕业后，张春桥步入文坛。为了引起文坛的注意，他当时专门以批评著名作家为业，比如戴望舒、老舍、臧克家、萧军，都曾是他点名批评的对象。为此，鲁迅曾专门写文章反驳他。当时，张春桥的笔名是“狄克”。张春桥1937年才入党，1938年才来到延安，到1945年抗战结束时，他的职务是《晋察冀日报》编辑部部长，这实在不是一个很高的职务。对于自己资历和功劳上的严重缺陷，张春桥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他曾说：“我有什么贡献吗？哪块根据地是我开辟的？哪只军队是我带出来的？哪场战役是我指挥的？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张春桥都如此，就更别说由他一手提拔起来的王、姚二人了。他们根本不可能镇住场子。这些人都是“火箭式干部”，“跳棋式干部”，是被破格提拔起来的，并无什么底蕴和根基。拿张春桥的履历来说，他政治生涯的一个关键点就是1947年被调到《石家庄日报》当总编辑。一年后，他当了这家报社的社长，同时兼任石家庄市政府的秘书长。当时石家庄的市长是柯庆施。

49年后，柯庆施去了南京担任市长，张春桥则去了上海的新华社华东分社和华东局宣传部工作，担任《解放日报》副社长。1951年，社长恽逸群因为犯了“漏登斯大林贺电”这样的低级错误被调离，张春桥一跃成为社长、总编辑。1954年，柯庆施从南京调到上海，担任市委第一书记（柯在八大上当选政治局委员）。在此之后，张春桥实际成为柯庆施的高级秘书，在市委中成为专职常委。柯庆施很器重张春桥，在他的支持下，张春桥写下了他一生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文章《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这是他真正在全国崭露头角的开始，当时已经是1958年，张春桥41岁。1966年，张春桥进入中央工作。张维维说，在此之后，毛主席曾多次找张春桥个人谈话，了解他的个人情况、家庭情况，也谈起一些党的历史，比如红军时期如何如何，历次反围剿如何，遵义会议如何，草地分兵如何……这些事情，张春桥全然没有经历过，以他的级别更不会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