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17年6月30日深夜,我从前門外看罢夜戏,坐着馬車进城回到西城红罗厂陆軍部讲武堂筹备处去。当时我正负责筹备軍部讲武堂。原来陆軍部前后办了两个陆軍讲武堂。第一讲武堂堂长是鲍貴卿,已经办了一两年。后来又办了个第二讲武堂,任命我为堂长。因为鮑貴卿与张作霖有些渊源,被任命为黑龙江省督軍,于是第一讲武堂就与第二讲武堂合并,改称陆軍部讲武堂,派我作堂长,負責筹备，筹备处設在紅罗厂。我因家眷还在天津，一个人在京,就住在讲武堂里,倒还方便。

那时北京夜戏散得很晚,看罢戏进城,已是深夜一点钟的光景了。我正坐在馬車上打瞌睡,車过府右街北口,看見参謀部附近灯火焊煌,有許多人进进出出，还有一排警察在附近布了防。我想，半夜三更的，他們在这里干什么?可是因为我睡意很浓，也沒有多加思索，就径自坐車回到筹备处睡我的大觉去了。

第二天(7月1日)一早,我刚刚起床,就有个东城的朋友王永泉打电話找我說話,劈头一句就是:“外头都挂上龙旗了,你知道不知道?”我听了之后,大吃一惊，忙說“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呀?”对方也只是回答:“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打听打听再說吧。” 我怀着滿腹疑团,匆匆洗漱完毕，吃了些早点，这时筹备处里的教育长、教官都粉紛上班来了。大家一見我,头一句話都是:“堂长,外头复辟的情形听說了么?”我說,“我也是刚听說。”他們又問，“那怎么办呢?”当时我心里虽則忐忑不安，表面上故作鎭靜，淡淡地說了一句:“打听打听再說吧。知道了,听着就是了。”那天上午，大家都沒有心思办公了,彼此交头接耳，窃窃私語,我也不便多管。呆了一忽,我便坐着馬車出門,到外面去找重要人物打听情况。

我先到西城錦什坊街武定侯胡同去看陆軍部次长张仕鈺。他是武卫右軍炮兵学堂的学生,毕业后在督操营务处当过监战委員，很受袁世凱的賞识,民国以后,會在总統府統率办事处供职。他和我多年同学共事，又有亲戚关系，所以我先去看他。到他家里一看,客厅里已经坐着一两位客人，过了一会，陆陆续续去的人更多了。大家都說不出什么来,我也不便人坐,就吿辞出来。张仕鈺特意把我送到大門口,他悄悄向我說:“二哥,这件事目下还看不出个眉目来,頂好你別跟在里面掺和吧。”

我离开西城錦什坊街，就坐車到西单牌楼堂子胡同去看陆軍总长王士珍。恰好在座沒有旁人,我就問他复辟的来历,以后应当怎么办。王士珍含含糊糊地說:“我也摸不清是怎么回事。老弟你看怎么样?”他对于复辟沒有表示反对,可是也沒有什么具体表示，不过等于无形中默认了。我敷衍了两句，又坐車到旃坛寺后边五龙厅去看参謀次长陆錦。我問他怎么看法，他也說不出什么所以然来，只是說,“这些事咱們也管不了。”我听他的口气,也是贊成帝制的。陆錦說起来也是我的老友,他旣不表示什么态度,我也不便深問。这一天我在北京城里拜訪了若干要人，一般都是模棱两可。 除了张仕鈺劝我“明哲保身”之外，王、陆等人似乎都是赞成复昨的。事后我才知道,宣統复辟以后，王士珍和张助一样，被任命为内閣議政大臣,还兼任参謀部大臣。陆軍部尙书是雷震春,陆錦还作了他的次长-不过不称做次长，又恢复了前淸时代“侍郎”的头衔了。难怪他俩当时不向我表示反对复辟了。

我坐着馬車在北京城里轉了大半天，始終不得要領,只好沒精打彩地吩咐馬車夫回轉紅罗厂筹备处去。在回去的途上，灵机一动，我忽然回想起来前几个月日本参謀次官田中义一前来訪华的一段往事。

二

1917年的春天,日本参謀次官田中义一前来中国游历，北京政府陆軍部派我負責招待。

田中义一是日本軍人中有名的“政治家”，后来曾任政友会总裁、內閣总理大臣,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中臭名远揚的“田中奏折”就是他的手笔。在日俄战争时,他跟着儿玉大将在前线指揮,頗有战功，因而一举成名。这次他来华时虽然仅是一个参謀次官的身分，但他这时已经在日本軍政界中很露头角了。所以中国政府对他来华訪問,也很重視,特別派我去招待他,陪同到各省游历。

田中的身材比我稍矮一些，但在日本人中已经算是卓然不群的了。他沒有穿軍装,一身笔挺西服,加上他談笑风生，态度瀟洒，的确和日本一般軍人有所不同，很有点政客的派头。他这次来华，只带了一个副官，一切生活起居,都由这个副官照料。和他同行的一个翻譯,是在北京临时邀請的，原是中国陆軍大学的翻譯，一口北京話說得相当流利，名叫中岛比多吉(这个人围棋下得很好，是段祺瑞的棋友，后来参加了組织伪滿的活动)。他們一行三人，我也在讲武堂中找了两个人,陪着他們到各省去游历。

我陪同田中离开北京,从天津換乘津浦火車南下,首先在徐州下車。那时张勋的定武軍总司合部就駐在徐州，带了随从在車站对他表示欢迎。除了公开宴会的場合之外，田中和张秘談了一次，敲了两三个钟头,只有翻譯一人在座。张勋和我在武卫右軍时代早就熟识,他和我父亲还是换帖的盟兄弟,論起来他还是我的老世叔呢。我會問张勛，田中談了些什么?张勛淡淡地說:“他有什么談的,閑扯罢了。”

由徐州又坐火車到了南京,受到江苏督軍馮国璋(当时已经被选为副总统了)热烈招待。田中說是来中国游历的,当然南京的名胜如明陵、燕子碳以及秦淮河、玄武湖等处,少不得要走馬观花,应应故事。可是他又和馮国璋秘談了两三个钟头，照例只有翻譯一人参加。我也不知他們談了些什么。

田中大概是个“中国通”,关于中国的情形,他知道得比一般中国人都更清楚。各地的名胜古迹,山川风景，他都如数家珍，了如指掌。所以他这次游历，要到哪里游覽覌光，都由他自己安排計划，规定了日程,无需我們代劳。我虽名为招待，其实等于是他的变相的随員,一切行止，都由他自己决定。从南京到上海，又乘沪杭路到了杭州。杭州的西湖虽是世界上有名的风景胜地，但在田中义一眼里，似乎沒有浙江督軍楊善德更使他感到兴趣。他又照例和楊善德秘談了一番,才轉回上海。

回到上海以后,休息了两天，决定改乘日本的輪船到湖北去。自从离开北京以后，这一路的食宿，都是我代表中国政府供应的，现在改坐日本輪船,就反客为主,由田中招待我們了。长江的輪船本来以飮食讲究出名,而日本轮船因为田中的关系，供应更是特別丰盛。他一不用西餐,二不用日本飯，一日三餐，都是上等中国酒席。这次从上海出发,在田中的一行中，又增加了一个随行人员，那就是后来侵略中国的急先鋒土肥原賢二。他当时的軍阶还只是大尉,正給阪西利八郎充当副官呢。

我們乘船到了武汉，照例到黄鶴楼、鸚鹉洲等处去点辍一番风景，而田中也照例和湖北督軍王占元作了一次秘密談話。在武汉逗留了一天，我們就乘坐京汉火車回到了北京。如果要依照田中原来的計划，还要到中国东南、西南各省，尽量游历一番，不知怎么,日本政府突然来电召他回国，他只好遵照政府命令回到北京，作回国的打算了。

在我陪同田中出发到各省游历时,段祺瑞正在台上,担任国务总理。在这一段期間,北京的政治舞台上，竟掀起了很大的波瀾。当我們回到北京时,段祺瑞已经因为对德宣战問题,与大总统黎元洪政見参差。国会支持黎元洪，免去了段祺瑞的总理。段就一怒之下,拂袖而去,到天津租界閑住起来了。

田中义一回到北京以后,我还陪他去逛了一次八达岭,攀登了万里长城。在火車中,他忽然板起面孔、煞有介事地向我說:“現在俄国的无政府党、过激派閙得很凶,将来必成大害。可是日本国内现在还沒有，因为日本的在乡軍人会(退伍軍人的組织)搞的很严密，这一类过激的书报，絕对不許一般人看。中国土地这么大，人口这么多，组织这么松懈，将来大有可虑。"說到这里，他又郑重其事地向我說:“你們中国有句俗語說得好，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你要抓紧时机,不要錯过呀!”我不知道所說的是怎样的英雄，怎样的时势，只好敷衍应付几句。我陪他走逼了大半个中国,除了日常应酬塞暄之外,很少談到国家政治，只有这一天却打破惯例,向我发了一番議論，虽然不知道他命意何在，而给我的印象却很深。

他在北京又住了几天,忽然决定由东北乘坐南滿路火車回国。我就陪他乘坐火車,同到沈阳。他在沈阳,照例和奉天督軍张作霖秘談了一番。

田中义一和张作霖秘密談話之后,张作霖忽然把我找去,也进行了一次秘密談話，在座只有他和我两个人。张作霖开門見山地向我說“你知道田中和我談了些什么?"我因他問得很突然，只有老实回答說:“不知道。”张作霖于是放低声音,悄悄向我說:“他說中国革命，实行共和，本来日本是贊成的。中国革命成功，也是靠着日本支持。可是最近日本政府考虑，共和政体与中国的国情不合，最好还是恢复帝制，請宣統重新出来执政。”我听了感到很意外,心想，难怪田中到各省和督軍們秘談呢,原来是运动恢复帝制呀!我怎么一点风声也不知道呢!张作霖看我沉吟不語，就又向我說道:“我对他表面敷衍了两句，沒有表示可否。我看日本小鬼一定有一套鬼計划,你回到天津的时候，可以把这种情形，向段先生談一談,让他早作准备。”

我听他說罢,自然連声称是。回到天津，忙去見段祺瑞，把我所知道的情形，向他一一报告。段听了张作霖所說的話，連連点头,說:“张雨亭这个人脑子还清楚。”他沒有往下深談,我也沒有再說下去。現在回想起来,张勛晋京复辟，显然和田中义一的訪华，有着密切的联系。

三

我垂头丧气地回到讲武堂筹备处,刚刚坐下休息了一会,就接到天津打来的长途电话,是我家里面打来的，什么話也不說,只說有要紧事，赶紧回天津来。虽然电話的内容这么简单，但不知怎么，却使我在漫天云雾中发現了一线曙光。我看看表，才5点多钟,决定当晚只身回到天津去。

我沒有向讲武堂的职員們作什么安排,也沒有带一个随从，随便吃了一点晚飯,就悄悄到东車站，买了一张头等票，走进了头等包房。这一天东車站显着特别紧张,张勋的辫子兵背着大刀,在車站上走来走去，不知他們是在检查行人还是維持治安。开往天津的火車上,旅客拥挤。在头等包房里，我发現很多面孔很熟的人，但一个个面孔铁紧,仿彿都很严肃，熟识的人彼此装作漠不相识，誰也不打招呼。一直到火車开出北京,开过丰台,大家才好像松了一口气似的,車上多少活跃起来了。有一个交通銀行的职員胡筠，(梁士怡的亲信,后来曾任交通銀行总经理,在抗战期間,乘坐飞机赴港,被日本飞机打下来,机墜，身死)向我使了个眼色，走到包房外面的过道上。他先向我打听,是否知道这次复辟的内幕,我回答不知道。于是他就向我說起,在他离家以前,見着了警察总监吳炳湘。他說:“鏡潭(吳炳湘的字)对于复辟,也是不贊成的,不过张勛拿枪杆子逼着,不敢說不干。他負責北京的地方治安,如果扔下不管，关系着全北京一三百方人的生命財产。所以他只好同他們敷衍着,借此維持北京的地方治安。他再三向我說，出京以后，見着有关的人,替他解释解释。北京地方有他負責,保证不出問题。可是他是坚决反对帝制的，一有机会，他就起来反正。今天咱俩遇見,好极了，如果你到天津見着有关系的人，就請你把鏡潭这番意思代为轉达轉达吧。”当时我也猜不透他这段話的眞意所在，更不敢判断吳炳湘的表示有无誠意,只好点头答应,彼此仍旧回到包房里坐下。

好不容易盼到了天津，一看表才10点多钟。天津因为直隶省长朱家宝赞成复辟，已经下令挂上了龙旗,听說晚間还要戒严。不过租界里面却沒有人挂龙旗，也并不像北京城里那样人心惶惶。我连忙回到家里，家里看我安然从北京回来，似乎久别重逢的光景,格外高兴。家里人向我說:“段先生已经到馬厂去了，曾派傅清节(傅良佐字清节)到家里来送信,叫打电話給你,赶紧回天津。一回天津,不要逗留，馬上到馬厂去，到第八师司令部去見段先生。”家里人传話虽然不够清楚,但我知道一定与反对帝制有关,当天已经太晚了,来不及了,只好等到明天早晨再說。

好不容易盼到天明,我便一个人悄悄从家里走出来,不敢在老龙头火車站上車,徒步走了三里多地，走到津浦路总站，买了一张三等車票，坐到馬厂。下車一看,却和北京、天津另是一番气象，滿街高高挂着的依然是五色国旗。第八师派有官兵在車站检查，遇有张勛的辮子兵,立刻解除武装。

我在車站向第八师的士兵一打听,原来司令部在人和鎭,离車站还有几里路。我便按照士兵指給我的方向,跑到第八师司令部，向門口的警卫說明,他們便把我指引到师长办公室去了。

我走进师长办公室，段祺瑞果然坐在那里，办公桌上放有地图、电稿,他大概正在和左右的人分析情况,筹划进行的步驟,忙得不可开交。随他同来的,只有傅良佐一个人。第八师师长李长泰、参謀长王汝勤,都或坐或立随侍在段的左右。段祺瑞一看我来到，也顾不得向我寒暄,就說:“你来了，好极了。赶紧回天津去，找楊敬林(即楊以德,直隶警察厅厅长)，叫他把龙旗撤銷，让朱家宝离开总督衙門(省长公署設在前淸总督衙門),天津治安由他負責,我就给他直隶省长。如果他不同意,我的兵随后就到,那只好用武力解决了。办的結果怎样,赶紧給我来电話。”我一看形势这么紧急，也不敢耽擱，扭轉身就向外走。傅良佐和李长泰送我出来。傅良佐向我簡单地介紹了一下情况,說他和段一同来到馬厂,和李长泰見了面，又用电話和保定的曹錕联絡，定規好了，坚决反对复辟。他又說,张勋只带来五千辩子兵，我們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一下子就可以把他解决。只要打垮了张勋，各省要响应他也就无法响应了。李长泰也向我說“老弟,你辛苦一趟,好极了。我的队伍这就开拔,头一步就开到天津韓柳墅。楊敬林要是不听話,那我就对他不客气了。"最后,傅良佐还嘱咐我一句,“只要楊敬林同意,把朱家宝轰走了,你就赶紧在天津布置一切吧。”

我赶紧返回天津,找到了楊以德,把段祺瑞的話一一轉达。他毫不迟疑,表示完全照办，于是实現了我們的計划，让朱家宝离开了督軍公署,天津市面上又换上了五色国旗，还在督軍公署門口，挂上了“討逆軍总司令部”的木牌。我用电話向段报告以后，他非常高兴,說他这就到天津来,并在电話上委我作卫戍司令。

四

段祺瑞回到天津,成立了討逆軍总司令部,天津这个商埠就一变而为政治的中心了。不但和段接近的人，如靳云鹏、賈德耀、段芝贵……等等,開信以后，先后来到天津齐集到司令部里，凡是和民国有关系的人，如梁启超、叶恭綽等人,也都粉粉来津,聚集在司令部里，整天的开会討論,忙个不休(但是段的亲信徐树、曾毓雋二人却不在場)。因为我担任卫戍司令，每天給这些来津的政府人員安排住处，还要准备汽車来接这他們。公署里的汽車有限,就包用汽車行里的出租汽車，这时天津汽車行的出租汽車几乎全部被我们包光了。当时政治方面的部署我不清楚,各方面的函电往来,我也从不过目，我只了解軍事方面的一些計划。

在軍事方面，一面要集結一定的兵力，打垮张勋，一面要防止外省的军队，特别是张本人指揮的辫子兵,前来援助张勛。在这方面，由于叶恭掉的策划安排，交通系的人帮了很大的忙，所有电报、电話、铁路,都給我們莫大便利。张勛的大本营在徐州，他只带了一部分軍队北上。我們通知徐州附近的車站，把空車皮完全調走,让他們飞也飞不到北京来,等仗打完了再說。其余东北各地也是如此,这样就使张勛陷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了。

至于进攻北京的计划,是以曹錕为西路司令,率領第三师由保定乘坐火車，到跑馬厂集合向北京进攻;以段芝貴为东路司令，率佰第八师和第十六混成旅,在廊坊集合，第八师在铁路以西，第十六混成旅在铁路以东,齐头并进。

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原来是馮玉祥,在前一年,换了他部下的团长楊桂堂接充,馮玉祥被調到正定,带領三营“练軍”。但十六混成旅的官兵,未必肯服从楊桂堂的指揮,而馮玉祥本人这时恰好又正在天津，便由賈德耀向段祺瑞建議,亿派馮玉祥作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带着队伍去打张勛。段同意了,由賈德耀和馮玉祥說妥。段还临时刻了一颗关防,叫我送到天津車站,当面交給馮玉祥。当我去送关防的时候,心想:这才是“解鈴还是系鉿人”呢!馮玉祥离开第十六混成旅时,就曾派我出头,現在他回第十六混成旅又由我去送印,眞是“无巧不成书”呀!

五

7月3日，討逆軍总司令段祺瑞正式通电出师时伐张勋。西路司令曹錕的軍队,由旅长吳佩孚率領,于5日占镇了芦沟桥。东路司令段芝貴也在这一天占領了黄村。7日，东路西路各队前后夹攻,击潰了张勛的守軍,从廊坊一直进到丰台。张助的辫子兵退入北京城里，仍准备固守待援。駐在京苑的李奎元师也响应了討逆軍,联合起来攻打辦子兵。张勋的主力屯聚在天坛，天安門、景山、东西华門、南河沿等处都布滿了炮位。这时，駐在北京的各国使节出头調停,劝告张勛解除武装，取銷复辟，但张勛頑固地拒絕了。

12日,討逆軍分三路进攻,长驅直入地进了北京城。张勛的部队曾在天坛抵抗,但因众寡悬殊,只有繳械投降。张勛最后率領他的家属跑到荷兰使館躲藏起来。其余参加复辟的重要人物都粉粉逃亡,只有雷震春、张鎭芳被討逆軍捕获。北京城里，又重新挂上了五色国旗。

北京克复以后，討逆軍各路軍队仍然駐在城里。段祺瑞因为駐軍太多,恐怕影响地方治安，便以总司令名义，命令各路軍队一律退出城外。西路第三师所部退到跑馬場，东路第八师和第十六混成旅都退到大紅門。北京城內的治安交給警察总监吳炳湘負責維持。

原来我仓皇离京的那一天,在火車上听交通銀行的胡筠說起,吳炳湘不赞成复辟,不过为了北京治安,不能不对张勋虚与委蛇等等話头,我还将信将疑。后来討逆軍总司令部在天津正式成立时，我担任卫戍司令，吳炳湘立刻派了一个常朗斋(名耀奎，京师警察厅政务处处长)到天津来找我接头。他所談的情况,与胡筠所說完全符合，这才使我打消了疑念。现在北京克复以后,就把北京治安的重貴委托給他。

在北京近郊发生战事的时期,铁路交通当然停頔了几天,战事一結束,交通也就立即恢复了。

这一天,天津討逆軍总司令部得到北京車站方面的报告，說曾经参加复辟的奉軍第二十八师师长馮麟開，准备坐战后第一趟火車逃到关外去,因为有日本人保护他同行，所以北京地方当局不敢擅自逮捕，特地通知总司令部相机处理。他們在电話中还将馮麟閣所坐的包車号碼,詳細作了交代。

这个消息传到总司令部，段芝貴听了特別兴奋。这不仅是因为馮麟開會经参加复辟活动，更主要的是他与馮麟閣之間有一段思怨。原来段芝貴曾经一度作过奉天督軍，当时张作霖是第二十七师师长,馮麟閣是第二十八师师长,都駐防沈阳。张作霖从綠林降清后，曾经拜在段芝贵的父亲段有恒名下作为义子。因为段芝贵和张作霖有这么一重关系，他才敢出关就任奉天督軍。不料馮麟閣和张作霖各存野心，互不相下,张作霖拥护段芝貴，馮麟閣就偏和段芝貴作对,处处給他难堪，使段芝貴不安其位，沒有几个月的光景,就只好知难而退了。因此,段芝貴恨馮麟閣深入骨髓。这一次,馮麟閣参加了复辟,可以說构成了叛国罪名。段芝貴为了报复前仇，便在段祺瑞面前竭力主张严办，段祺瑞同意了，这个“美差”便落在我的头上。段祺瑞命令我,馮麟閣专車过津时把他扣下来。随后，魏宗瀚又由口头通知我說“老头子的意思,你在車站把馮麟閣干掉了就完了。”我說:“应当按照法令办事,这样干,恐怕不安当吧?”魏說:“我是传达命令,你爱怎么办怎么办吧。”我想,无論如何，一不要刺激日本人，酿成国际交涉，二不要使馮麟閣当場拒捕,发生事故,影响交通治安。

当我得到段祺瑞的口头指示以后，心想这可是个难题,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我仔细筹划了一番,认为还得請交通系帮忙,就去和叶恭綽說,請他和車站方面联絡,等到馮麟開这趟火車到达天津的时候,先把馮麟閣所坐这节包車甩下来，将列重开出以后，我再出头交涉。

按着我的預定計划，馮麟閣的这节包車果然单独甩在天津車站了。这时，我亲自带着一些武装部队，走到包車上，去見馮麟閣說:“总司令要請你去談談,請你和我一路走吧。”馮一看形势不对，倒是俯首帖耳地走下了包車。跟他同来的有一个日本人，名叫猶崎,也和他一道走下車来，嘴里不依不饒地，不让我們把馮麟閣带走。我就向他說:“这是我們国内的事。总司令要找他談話，他怎么能够不服从命令呢?你要是另有公干，就請你自便吧。”他坚持了一忽,看我口风很紧，毫无通融的余地，只好莫可奈何地跟着我們一同来到司令部。猶崎在司令部态度非常蛮横，还把手枪掏出来,往桌上一拍道:“我奉有命令保护他，你們这样做，我不同意。”我說:“这是我們政府的事，請你不要参預。还是請你自便吧。”猶崎坚持了半天，沒有結果，只好悻悻然自己走去。和馮麟閣同来的,还有一个参謀，我也把他打发走了，只留下馮一个人。馮麟閣烟癮很大，一般大烟他还不能过瘾。我为了招待这位“貴宾”替他到处张罗好烟土,还费了不少事，結果是把馮扣留在司令部里，听候处理。馮麟閣这次来京，他的旅长张海鹏也跟他一同前来，复辟失敗以后，张海鹏化装从小路绕道热河一带逃回关外。而馮麟閣倚仗日本人的靠山,想大搖大摆地坐着包車回沈阳,不料在天津被我們逮捕拘禁了。

六

北京天津间的铁路交通恢复以后，段祺瑞首先派我带着第八师的一个工程营,由天津到北京,駐在中南海。段祺瑞給我的命今是:维护总统府，任何人不許出入。据傅良佐向我說,自从张勋实行复辟以后,大总統黎元洪就通电声討，并特任段祺瑞总理国事，同时电請副总统馮国璋依法代行职权。黎元洪本人被迫迁入东交民巷日本公使館。現在乱事平定，恐怕黎元洪又重行回到总統府行使职权，不好处理，所以才派我駐守总統府，名义上是維护总統府,实际上是防止黎元洪回任。段祺瑞是因为与黎元洪政見不合，被黎元洪罢免了国务总理，这才悻悻离京的。而黎元洪因与各省督軍摩擦日深,莫可奈何病急乱投医才把张勛請进北京,希望张勋能給他起到緩冲的作用。不料张勛进京后，竟自主演了一幕复辟的閙剧,把黎元洪逼出总統府。現在乱事平定了,段祺瑞自然不願意黎元洪再回任大总統,继续对他牵制干涉了。

我带領工程营进京，住在集灵囿。我指揮队伍把总統府周围布置好了以后,就打电話到天津，向段祺瑞报告。第二天，段祺瑞乘专車回到北京,仍住在他府学胡同的公馆里。

在我駐守总統府的期間，黎元洪也离开了东交民巷日本公使館，但沒有回到总統府，径自住进东厂胡同他的私宅去了。这一天，馮国璋派了一个师景云从南京来到北京，首先来見我，說:“馮副总统这就要到北京来，請你帮帮忙，在段总理面前替他吹嘘吹嘘。”我說:“可以。段先生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不过,我一定相机进言。”8月1日,馮国璋来到北京，宣告就职代理总統。段祺瑞仍然继续担任国务总理。

七

在馮国璋来京以前,我一直住在中南海里。这一天,傅良佐来看我,說:“段先生叫你去当第九师的师长，你的意思怎样?”我說:“我离开軍队多年，現在带不了兵了。”他說:“你是日本留学生，又在軍队多年。你不去,叫誰去?”我說:“人家都不去,我就去。只要段先生有命令,我当然服从。”

过了不到一个星期，讲武堂教官陈琢如(我的学生)到集灵囿来看我,說:“老师,是不是你要到第九师当师长?”我說:“段先生叫我去，我只好去吧。”他說:“老师何必去干那个?”我看他話出有因，便問他是什么緣故。他說:“原来是陆秀山(陆錦字秀山)以参謀次长兼第九师师长。这次陆秀山参加了复辟,当了陆軍部侍郎,段先生很不以为然,决定換了他，叫魏海楼(魏宗瀚的字)接参謀次长，老师接第九师师长。可是最近有人在段先生面前替陆秀山轉圜，說他并非甘心附逆,情有可原。段先生也看在多年的交情,准备还让他当参謀次长,只叫他把第九师交出来。这一来,魏海楼就落了空了。我看，老师还是把这个师长让給魏海楼吧。”我說:“我本来不想当什么师长,海楼旣然願意去,就让他去吧。”

不久,馮国璋进京以后,果然发表魏宗瀚为第九师师长。段先生把我找去說:“現在大乱初平，各省的情况不知道怎么样。你可到各省跑一趟。先去山东,再到安徽、江苏、浙江，各省都走一走。由津浦线去,从京汉线回来。好在各省督軍你都熟识,也不用什么名义,你就辛苦一趟吧。” ，我奉段祺瑞的命令,离开北京，先到济南，会見山东督軍张怀芝。第二天，我又到督軍公署去看他。他一見我，滿面笑容向我說:“老弟,我給你道喜呀!”我一听，好似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不禁說了一句戏詞:“我喜从何来呢?”他說:“我方才接到政府的命令,陈蘇換了，特任你为外蒙督护使兼驻庫伦办事大員，叫你不用到别处去了,接到电报,即刻回京去吧。”

在济南只住了两天，我就乘坐津浦車仍旧回轉北京，先和段祺瑞見了面。他說:“你回来了,很好,等着到庫伦去吧。”

沒等我动身前往庫伦,就又接受了新的任务,命我参加特別軍法会审，审理雷震春。原来雷震春被捕以后，便管押在陆軍监狱里,曾经陆軍部軍法司預审过几次,現在又为他特別組织了軍法会审。主任审判官是蔣雁行,軍法官有賈德耀和我一共五个人(另外两个人,名字忘記了)。

我們接到这項命令以后,就由蔣雁行召集，大家聚会在一起，交換一下意見。大家一致同意,先向段祺瑞請示，看他怎样处理。于是就由蒋雁行带头，五个人一同去見段祺瑞。不料段祺瑞对我們說的都是一派冠冕堂皇的話:“司法独立,我不便参与意見,你們看該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大家不得要領,只好一同退出,約定第二天同到軍法司調閱預审卷宗,再定办法。

第二天,我們先后来到軍法司,法司司长向我們簡单地报告了审問的情形，还把有关的卷宗取了出来交給我們。卷宗里面有几次预审的訊問笔录，我們草草翻閱了一遍，便决定日期开庭审理。

到了开庭这一天，蔣雁行和我們先聚集在一起商量怎样对雷震春进行审訊。按說,蔣雁行是主任审判官，我們四个人都是陪审性质,自然应当由蔣雁行訊問,可是蒋雁行却推托說“我和雷朝彥(雷震春字)是多年的袍澤关系,我来問,恐怕不合适吧。”于是这几位审判官都互相推諉起来。这个說“他曾经是我的长官"，那个說“他是我的老师",你推我，我推你，誰也不肯負責。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說:“都是北洋的旧人，論起关系来，誰和雷朝彥沒有点私交?我在武卫右步队兵官学堂当学生的时候，他是第三营后队領官。論关系,我和他也是多少年的关系。不过,政府旣然叫咱們审問,到了开庭的时候,这样你推我让,不声不响,岂不是一場天大的笑話。你們都不好意思問,我問。”于是决定由我发言。

軍事法庭的布置倒很庄严,蔣雁行居中一坐，我們四个人分坐在两边,旁边有书記官記录口供,两面还站立着若干士兵。蔣雁行吩咐把被告雷震春带上来。雷震春带到法庭以后，态度还相当恭順，向上鞠了个躬，就听候我們訊問。我先照例問了雷震春的姓名、年龄、籍貫,就按照預审的笔录念給他听,問他是不是这样。他点头說是,于是我又接着念下去。这样一段一段念完以后,他都一一承认了。我就說:“雷震春,你还有什么說的沒有?”他說:“我沒有什么說的。”这样,我就吩咐卫兵把雷震春还押,算是結束了公审这一幕。

公审以后，我們一同核計,应当判他个什么罪名呢?根据当时的陆軍刑法,可以判处死刑,也可以判处无期徒刑。我們拟了个无期徒刑,拿着判决书的稿底,五个人又由蔣雁行带头去見段祺瑞請示。段祺瑞只說了一句“你們很受累”,对于判刑的轻重,却沒有表示意見。于是我們就按照原拟的“无期徒刑”对雷震春宣判，了结了这桩公案。

馮麟閣沒有经过軍法会审,处理的经过我也不清楚,只知道管押时期不久，就由江朝宗出头,保他出外就医了。雷震春押了不到一年，也被释放出来了。

我始終沒有到庫伦去就任,挂名当了半年多的都护使，就向政府称病呈請辞职,改派陈毅继任。三任都护使，都是姓陈的，这倒也是巧合了。至于陆軍讲武堂，我还一直負責办理下去，一共办了若干期，才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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