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是今天陆地上生存最大的哺乳动物。众所周知，如今中国只有云南西双版纳这一隅之地有野生大象分布。不过，在先秦古籍（如《禹贡》 《周礼·职方》）中，河南一带被称为“豫州”。“豫”字，从象，豫声，就是一个人牵了大象的标志。1935年春，考古人员在殷墟（在今河南安阳）进行的第十一次发掘中，在王陵东区祭祀坑中发现一个象坑，埋象一匹；1935年秋季，在王陵东区又发现一长方形象坑，埋葬大象一匹；1978年，也在王陵东区发现一座长方形象坑，埋葬大象一匹（和小猪一只），脊背处有一铜铃。另一方面，殷商甲骨文卜辞中亦有“只象”，即“获象”的记载。还有“于癸亥，眚象，易日”，其中的“眚象”也是“猎象”之意，加之有多种质地的亚洲象雕刻，还有象牙制品等。这些都表明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殷墟一带分布着野生大象。

“商人服象”

不管怎样，商代的中原人曾与大象长期共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像《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所说的那样：“象有齿以焚其身，贿也”。洁白柔滑、质地坚韧的象牙成为古人眼中珍贵的工艺品材料。1976年，著名的殷墟妇好墓就出土不少象牙制品。其中的一对商代兽面纹嵌松石象牙杯（又称“夔龙纹象牙杯”），精美绝伦，堪为国宝，现分别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中国考古博物馆，是极为罕见的商代象牙酒器珍品。不过，按《史记》的说法，后来“纣始为象箸”时，臣子箕子却非常担心：“用象牙做筷子，就会用犀角、玉石做杯子，就会不肯吃蔬菜而要吃豹胎等珍贵的菜，就会不愿意穿粗布短衣、坐在茅草屋里吃，而要穿锦绣衣裳，坐在高大的宫殿里吃。这样奢侈，就会亡国。”果不其然，“未几，（纣王）造鹿台，为琼室玉门，狗马奇物充牣其中，酒池肉林，宫中九市，而百姓皆叛”。除象牙外，作为陆地上的最大动物，大象体型大、力量强、能负重，同时性情温顺、易被驯化，人们自然也期望让大象为自己的生产劳动提供帮助。《帝王世纪》载：“舜葬苍梧，下有群像常为之耕。”又云：“禹葬会稽，祠下有群像耕田。”陆龟蒙在《象耕鸟耘辨》里也说：“世谓舜之在下也，田于历山，象为之耕，鸟为之耘。” 舜是上古帝王之一，“象为舜耕”是最早关于大象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记载。当然，所谓“象耕”并不是后世所理解的如同牛耕一样的耕地，而是所谓“象自蹈土……壤糜泥易，人随种之”。春天之际，野生动物来到沼泽、湿地觅食，把湿地踩得稀巴烂，然后古人便在这些践踏过的地方撒下种子，如是而已。

“象耕”虽然只是一个传说，但进入20世纪后，人们陆续在殷墟有了重大发现。1935年，在发掘出两个象坑的同时，还发现“象背后埋1人，俯身”，这一随葬者显然就是驯象人或驭象人。1976年，殷墟妇好墓发掘出两只圆雕玉象，“作站立状。长鼻上伸，鼻尖内卷成圆孔，口呈三角形，微张。小眼细眉，大耳下垂，体肥硕，四肢粗短，尾下垂。身、足饰云纹，背、尾饰节状纹”。其形态憨然可掬，显然是以驯象为原型的雕琢工艺品。至于1978年在殷墟王陵区象坑出土的那只大象，体高1.6米、身长2米，门齿尚未长出，是一匹幼象。从身上系有铜铃推测，它很可能是一头已经驯服的小象。这些考古发现意味着，早在3000多年前，中原的古人的确已经开始驯化大象，也就是所谓“商人服象”。商代人是如何驯化大象的，已经不得而知。从后来情况看，不外乎食物诱导和暴力强制两种。宋代吴萃在《视听钞》中记载：“象性嗜酒，闻酒香辄破屋壁，入饮之。独畏烟火光，用长竿接燃火把，即去。”人们根据大象这个特点，可以用食物等诱导对其进行驯化。当然还有强制手段，宋人陆佃在《埤雅》里记载：“服驯巨象，以小斧刃斫之。”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里也讲：“凡制象，必以钩。象奴正跨其颈，以铁钩钩其头。欲其左，钩头之右，欲右钩左，欲却钩额，欲前不钩，欲其跪伏，以钩正按其脑，按之痛则号鸣。”当然，实际使用中往往食物诱惑和暴力强制手段兼而有之，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驯化的大象，就要为人类所用。在甲骨文中，“为”字是象形字，由“爪”和“象”两部分组成，也暗示当时的人们牵着大象从事劳作。大象用脚趾走路，对道路没有要求，在古代路况不佳的情况下，用大象帮人们驮运货物，自然就成了一个好主意。唐代刘恂在《岭表录异》中就记载了大象可以载人载物，负重致远：“广之属郡潮、循州多野象……又云南豪族，家多畜象，负重致远，若中国之牛马。”不仅如此，大象身躯庞大，力大无穷，又有个灵巧的鼻子可以做一些技巧性的工作。这两个优点加在一起，就使得大象可以起到当今“起重机”或“推土机”的作用。明代谢肇淛写过一本著名的笔记小说《五杂俎》，里面提道：“滇人畜象，如中夏畜牛、马然，骑以出入，装载粮物……上山则跪前足；下山则跪后足，稳不可言。”由此看出大象被驯化后是何等温顺、有用。

战象传奇

另一方面，古人很容易发现，大象的体型庞大，如同一座移动堡垒，在战争中具有很强的威慑力，它们冲锋时的时速可达40多千米（超过人类的百米跑世界纪录），一旦冲入敌军阵营便肆意践踏，挥舞象牙横冲直撞，不仅能在敌军中制造惊恐和慌乱情绪，还可利用马匹不习惯大象散发的气味这一特点，令敌军战马受惊失蹄；而且与战马不同，战象的皮很厚，不容易受伤，即使步兵的长矛阵也很难挡住它们。于是在军队序列中，就出现一支特殊的兵种——“战象”。成书于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古乐》有云：“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马叙伦在《吕氏春秋记》中解读：“商人以其先世驾牛马之具用之于象，故曰‘服象’。以象战，故曰‘为虐’。”早期的战象，大约只是简单驱使大象利用自己的庞大身躯冲击敌军阵地。《春秋左传·定公四年（前506）》载：“刘文公合诸侯谋伐楚……王（楚昭王）使执燧象以奔吴师。”在大象尾部绑上易燃物质，点燃之，通过焚烧象尾，使其冲击敌方部队。《后汉书》也提到，公元23年，在著名的昆阳（今河南省叶县）之战中，王莽也曾“驱诸猛兽虎豹犀象之属，以助威武”，其目的只是助威，并未将大象用于实战。顺便提一句，古代行军作战中珍禽猛兽往往被视为军队威武的象征。此外大象由于身躯庞大、仪态庄严，常用于仪仗中，显示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这就是“仪象”。与帝王仪仗中的仪象相对应，在象征着帝王生前仪卫的帝陵神道石像中也有大象。比如南京明孝陵神道东段排列的六种石兽中就有大象，并以象为最大，重达80吨，这段神道现称为石象路。

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出现了经过专业训练、配备有战斗装备的正规战象。《汉书·大宛传》最早提道：“身毒国，其人乘象以战。”身毒国始见于《史记》，是中国对印度的最早译名，印度从古到今都以盛产大象闻名。印度各地的统治者都把他们的胜利希望寄托在他们的战象身上，并将它们视为胜利的象征。统一恒河中上流域的难陀王朝（Nanda Dynasty，前364—前324）就拥有2万骑兵、20万步兵、2000辆战车和3000头战象组成的庞大军队。而战无不胜的亚历山大大帝麾下的军士听说印度东北部的摩揭陀国（在今天孟加拉国一带）拥有8万骑兵、20万步兵、8000战车，尤其是6000 战象时，便坚决拒绝跟随亚历山大向印度中央地带进军，再去迎战如此庞大的战象群。正规的战象配有象奴（类似先秦战车上的驭手）。《本草纲目》说：“使象奴牧之，制之以钩，左右前后罔不如命也”，象奴能用铁钩控制象的行动，使大象言听计从、令行禁止。没有象奴，战象的战斗力会大打折扣。人们还会在象背上安置一座竹楼，骑乘者就在背楼里，里面还有弓箭手和标枪手，并在里面指挥战象战斗，真是威风凛凛。明代朱孟震在《西南夷风土记》里就提道：“战斗惟集后阵，知合而不知分。每以鸟铳当前，牌次之，枪又次之，象继枪后。短兵既接，象乃突出。中华人马未经习练者，见象必精怖辟易，彼得乘其乱也。”当然，战象这种“秘密武器”，要是运用不好，就会弄巧成拙，伤及自身。唐代的丘悦写过一本《三国典略》。但此“三国”非彼三国，讲的是南北朝后期东魏（北齐）、西魏（北周）与南朝（梁）鼎立的史事。“侯景之乱”后，梁国力大衰，北周趁机进攻，“周军逼江陵，梁人率步骑开枇杷门出战”。“梁王被之（指大象）以甲，负之以楼，束刃于鼻，令昆仑（奴）驭之以战。”结果大象的威力还未施展，“杨忠（隋文帝杨坚之父）射之，二象反走”。梁军的大象被杨忠射中后，反而往自己军队方向奔逃。由于战象本身存在的这些缺点，加上战象获取不易，除西、南一些地方政权（如五代时期盘踞岭南的南汉）之外，象兵从未上升为中国军队的主要兵种，古代兵制中对象兵的设置的材料也语焉不详。日久天长，战象也在中国人眼里变得越来越陌生。明清之际的文学家、戏曲家李渔在其著名戏剧《风筝误》中就有一段幽默对白：“我想中国所少的，只有一个象战。孤家已曾蓄有猛象数百，铁骑三千。象阵前驱，骑兵继进，以此制敌，何愁不坐取中原。”实际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元史·缅传》记载，元军征缅时，遭遇缅军“其众约四五万，象八百，马万匹”。而元朝方面，“忽都等军仅七百人”。这支缅军不仅数量庞大，而且装备精良，“前乘马，次象，次步卒；象被甲，背负战楼，两旁挟大竹筒，置短枪数十于其中，乘象者取以击刺”。除弓箭、战象负刃冲锋等，象兵还增加投枪等攻击手段。而战斗的结果又如何呢？“转战三十余里，贼及象马自相蹂死者盈三巨沟”“捕虏甚众，军中以一帽或一两靴一毡衣易一生口”。反观元军，只有一人“获一象，不得其性，被击而毙，余无死者”。以此可见，李渔之语，十足小说家言。

“太平有象”

当然，古人训练大象，除生产、作战，也可用来娱乐。汉武帝时在长安（今陕西西安）西面修筑建章宫，其西有“数十里虎圈”，汉元帝曾“幸虎圈斗兽，后宫皆坐”。可见汉朝皇室不仅饲养百兽，还设置有专门观赏斗兽的场地。虽然史料里只提到驯虎，但未尝没有驯象。河南南阳英庄出土的东汉画像石画面右侧就是一戴尖顶帽的胡人执钩驯象，左侧有一猛虎，栩栩如生地反映出当时兼有驯象、驯虎的马戏表演。当时人们很喜欢大象。西汉元狩二年（前121），南越国进献驯象时，贵族百姓皆视为祥瑞。班固《白虎通义·礼乐》有云：“象者，象太平而作乐，示已太平也。”在汉代画像石中，象旁边也经常装饰有祥云、异兽、瑞鸟等图案，可见大象和祥云、异兽、瑞鸟一样被视为祥瑞的象征。同样在汉代，佛教传入中土。在佛教文化里，大象是种十分重要的动物（这当然于佛教诞生于盛产大象的南亚次大陆大有关系）。相传佛祖释迦牟尼“观降胎时至，即乘六牙白象……降神母胎”。佛母摩耶夫人从此有感而孕，10个月后，于二月八日日初出时，在蓝毗尼园一棵无忧树下站立着诞下太子，即释迦牟尼。佛传故事中对释迦菩萨入摩耶夫人胎内有“化作白象”和“乘骑白象”两种说法。在敦煌莫高窟第329窟的画像里，“乘象入胎”画在西龛龛顶的右侧，画面中“六牙白象”诸宝严身，象的前方有祥龙导引，后面有雷神护卫，左右还有菩萨相随。在象的周围，祥云起舞，莲花风动，象蹄下有力士托举，象鼻上著花，象牙上还有乐人在曼歌起舞。

除佛祖外，大象还被广泛用于佛菩萨的坐骑。坐骑，即安置佛像之处。以大象为坐骑的有普贤菩萨、普贤延命菩萨、金刚萨埵菩萨、金刚界阿閟佛、帝释天等。《法华经》里提到，普贤菩萨的坐骑是白象，“其象六牙，七支跓地。其七支下生七莲华。象色鲜白，白中上者，颇梨雪山不得为比……象鼻有华，其茎譬如真珍珠色，其华金色含而未敷。”作为佛与菩萨的象征，大象在佛教中被赋予神圣、高贵、强大、吉祥和圆满的寓意。唐代以降，受汉藏文化交流影响，藏传佛教中的“轮王七珍”概念也传入汉地。所谓“轮王七珍”，指的是“一金轮宝，二白象宝，三绀马宝，四神珠宝，五玉女宝，六居士宝，七主兵宝。千子具足，勇健雄猛”。其中“白象宝”是伴随转轮王出世的宝物，它可以“一日之中，周遍天下，朝往暮返，不劳不疲”。传入汉地后，其又衍生出象驮宝瓶、“太平（瓶）有象”的说法。南宋陆游曾赋诗曰：“太平有象天人识，南陌东阡捣麦香”，用以寓意河清海晏、民康物阜。这也被看作“太平有象”一词的滥觞。明清宫廷中常见有铜、玉、瓷等制的“太平有象”器型，这些器物或置于案台之上，或陈于厅堂之中，表达帝王对“四海升平、吉祥平安”的太平盛世的追求。故宫宁寿宫皇极殿内就有两尊白象驼着精美的花瓶，正所谓“太平有象”。《大清会典》曾对宁寿宫宝象有如下描述：“络首钩鹰鞦攀，皆编黄绒为之。杂饰诸宝，前后各缀朱缨二，后络珠网流苏，膺悬朱缨铜铃各三，白革为鞯，绘金龙彩云……”作为“太平有象”的正宗，象与瓶的组合器物在清宫中不可胜数，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錾胎珐琅太平有象香炉。太平有象器中大象所驮之瓶以将军罐、出戟尊、罍为主，有时瓶内会插戟、铜钱、如意，戟寓意“升级”、铜钱指“钱财滚滚”、如意为“吉祥如意”。在清代帝王中，最有趣的当数乾隆，他在一方“太平有象”砚上题诗：“刻作太平称有象，斯之未信敢心宽”，对“太平有象”能带来安康的说法表示怀疑，但却毫不犹豫地将“太平有象”器陈设在坤宁宫、养心殿、静怡轩各处……直至今日，在传统文化中，“太平有象”依然是非常吉祥的图案，深受人们喜爱。

参考文献：

文榕生《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

查茂盈《中国象文化研究》；

李冀《先秦动物地理问题探索》；

袁博昊《清代宫廷艺术中“太平有象”形象探析》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4年3月上，原标题为《太平有象 中国文化中的大象》，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作者：郭晔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