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时间是一九二二年农历五月二十三日，出生地点是山西省孝义县居义村。这是个将近二百户人家的村子，在县城西北方，离县城约五里之遥。
我父亲名马子骅，小时候由他舅父供给念书，前清末年考中秀才，之后就跟他舅父学习中医，据说医道学得尚可，民国初年曾在太原第一中学当校医。山西军阀阎锡山执政以后，成立了一所法政学校，校长是冀贡泉，汾阳人，我父亲和他相识，于是就兼任了该校校医。这所学校专门培养县长以下的法政人员，毕业以后统一分配，充当各县的承审员、承政员、主计员，大约相当于现在县里的法院院长、民政局长、财政局长之职。他看到这是一条升官发财的门径，于是就辞掉校医，当了学员。结业以后，被派到中阳县任职，什么职务不清楚，大概是见习员之类。后来又调到壶关县当承审员。小时候我见过这样一张照片：他坐在大堂上审案子，两旁站着四个法警。穿的倒是制服，可一人拄着一条很长的板子，和旧戏上过堂的样子差不多。这完全是为了宣扬自己的身份而拍的。他老弟兄八人早已分家另过，大都是粗通文字的小买卖人，他是这个家庭里唯一的知识分子，又会看病，又在政界里混事，无论在家里，还是在村里，人们都另眼看待。他排行第三，村里人都称他三先生。
我父亲前后娶过四个女人。第一个女人没开怀，他就娶了一个偏房，因他老弟兄八个，把新娶的这位偏房就排到了第九位，晚辈们都称她九婶。当第一个女人病故以后，九婶也还没有生养孩子，于是他又娶了第三个女人。这第三个女人是我的二姨，一连生了两个儿子，这就是我的大哥、二哥。后来我这个二姨也病死了，大约我外祖父不愿与这位有声望的女婿割断亲属关系，就把我母亲许为继室，我们那地方叫做"续亲"，倒也是常有的事。可惜就是年龄相差悬殊，我父亲比我母亲大了将近二十岁，不过那时候婚姻不能自主，我母亲也只能屈从于"父母之命，媒灼之言"了。
当我能记事的时候，两个哥哥都已娶过了媳妇。大哥是中学毕业生，在附近一个村里当小学教员，二哥在县城一家当铺里学生意。九婶也生了两个女儿，这是我的大姐和三姐。二姐是我母亲生的，我下边还生了一个妹妹。全家人口众多，但土地很少，总共只有十二亩耕地，另外又租了庙上的二十亩公产，自己养着车马，但没有雇长工，而是和别的人家伴种，收下的粮食按股均分，一年下来大约可够全家口粮。主要经济来源是靠我父亲的薪水。论家资，比起村里的殷实户来相差尚远，不过日子过得比较活泛。特别是我父亲爱充门面，爱讲排场，在村里就显得有点阔绰。大约在我五岁的时候，我父亲失业了，他没有吃硬的靠山，当然也就不能继续在官场上混了，只好回到村里来。他曾经给大孝堡一家大财主家当过家庭教师，偶尔也给别人看病，不过他走的是上层路线，只有那些有钱人家派轿车来请，他才出诊。平素是不给一般人看病的。经济收入是大大减少了，不过他仍然要撑门面，正月里照例要摆酒席请客，亲友们办婚丧嫁娶，送礼品照例要像个样子，到城里或附近村里看戏、赶会，照例要骑马。有次到距我们村只有三里远的桃园堡看戏，也放不下架子步行，仍然是骑马。半路上迎头碰了一辆自行车，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那时候在我们那一带自行车刚时兴起来，非常稀少，马没有见过，人见的也不多，这玩意儿迎面驰来一下把马惊了，把他从马背上摔下来就摔昏过去了。后来还是村里看夜戏回来的人发现了，才把他抬回来。从此就一病不起，从此也就抽上大烟。家庭经济状况本来早已是出项多进项少了，如今又抽上大烟，更成了坐吃山空的局面，可他事事处处还要摆谱，借上债抖阔气，打肿脸充胖子。他在病床上躺了一年多，当他去世以后，这个大家庭一下子就垮到底了。要账的能踢破门槛，而尸首停在家里却无钱埋。在我大哥主持下把我大姐嫁给了一个外路人，使了一笔彩礼，这才算把我父亲葬埋了。葬礼照例是大加铺排，除了纸扎、响工，还请来了和尚、道士。嫁我大姐的钱抖了个一干二净。丧事一完接着就是卖牲口，卖院子，卖家具﹣﹣变产还债，但债务并未还清，之后就是我们弟兄三人分家，请来了族长马子骊主持分家事宜。马子骊是我们的远房伯父，也是位老中医。他看病与我父亲不同，不管贫富，一视同仁，上门求医的很多，请去出诊的也不少，不管是三更半夜，还是刮风下雨，随请随到。有钱人脉礼送得重，他收了；穷人没有钱，他也不要。他保持着中国老中医优良的品德，叫做"穷人看病，富人花钱"。他当时还担任着村长，在村里颇有点威望，可在我们家的分家问题上，他的话也不灵了。我的两个哥哥，都是肚子里长着算盘的人物，首先提出来不负责赡养我九婶，道理说了一大堆。事实上我九婶也不愿跟着他们去受虐待，这就只好和我母亲在一起了；然后他们提出的分家方案是：不论财产、债务有多少，弟兄三个按三股均分。他们都已成家，人口又少，又都有收入。而我这一股是两个母亲、两个姐姐、一个妹妹，连我六口人，都是孤儿寡妇。族长也认为太不公道，可我的两个哥哥对财产，特别是债务寸步不让，说得振有词。我母亲和我九婶根本不是我两个哥哥的对手，满肚委屈说不出来，只能坐到我爹灵位前号哭。谈判陷入僵局。后来我母亲就搬来了她娘家的三叔父。娘家的人，我们那里叫"人主"，虽然不是"金口玉言"，但说出话来别人都得尊重。她三叔父当时是汾阳县的差徭局长，管的是给过往军队派大车、派民夫的事，权力不大，职位也不高，可在村里人看来，总是在官场上混事的人，大家总要尊敬几分。他看到我的两个哥哥无理强占三分，先是劝说，随后拍了桌子，我两个哥哥才不敢强辩了。在族长和三外祖父的主持下，把十二亩地分给了我，另外还分了八十元的债务。这场家务纠纷总算解决了。
那时候我才七岁，我二姐十三岁，三姐十岁，妹妹四岁。而分到我名下的债竟达八十元之多。那时候，八十元就是一笔很大的数目。两个寡妇加上这么一堆不成年的儿女，就是有十二亩土地也无法耕种，不要说偿还债务，日常生活也难以维持。当时有不少好心邻居劝我九婶改嫁，因为她没有生儿子。可她不愿离开我，她对我感情很深厚，不亚于我的生母。在我母亲生了我妹妹之后，我一直是由她抚养。她一心要和我母亲共同把我抚养成人。可她也看到这样下去，全家只有死路一条。为了能节省点开支，能使我母亲和我过活下去，万般无奈，她只好带着我三姐改嫁了。
九婶出身于一个贫苦农家，父母早已下世。娘家只有一个半傻哥哥，我们都称他傻大舅，主要靠打短工过活，有时生活过不下去了，就到我们家来请求帮助，我父亲嫌丢他的人，撵他快走，我九婶无力帮助这个穷哥哥，只能偷偷哭泣。在这种情况下，常常是我母亲背着我父亲给他一些粮食和旧衣服，因而九婶对我母亲也很感激。九婶在我们家地位处于最下层，每天起来做饭、洗衣服，脏活累活大都是她干，如同老妈子一样。有时我的嫂嫂们对她都不大尊重。可我母亲和她相处得倒很融洽。她临走的那天，两个人抱头大哭了一场，我姐妹们也都哭了。我母亲和我们一直把她们送到村外，她紧紧拉着我的手不放，说一阵，哭一阵，左嘱咐，右叮咛。在媒人再三催促、劝解下，她才放开我领上我三姐走了。但仍然是三步一回头，五步一转身。我也哭得像泪人一样。我父亲死了，我也没有这么哭过，对于九婶的走，却真有点恋恋不舍。我站在村边上，一直望不见她和我三姐的背影了，这才和我母亲、二姐、妹妹返回家来。这天中午，我们都没有吃饭。每个人的眼都哭肿了。这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现在回忆起来，许多情景历历在目。九婶改嫁给了一户小摊贩人家，生活也并不好过，前房又留有儿女，她正好夹在中间受罪。她虽然改嫁了，但常常关怀我，和我母亲也有来往，倒像是亲姐妹一样。这是一位苦命的中国农村妇女，一辈子没有过过几天舒心日子。当抗日战争结束，我从抗日根据地请假回来探家的时候，才知道九婶已经死了。她是因为我三姐在抗战初期参加了八路军，而被日本宪兵队拷打致死的。
九婶改嫁以后，我叔父们又想方设法逼着我母亲改嫁。特别是我八叔父最为起劲。这原因就发生在我身上。原来他们老弟兄八人，只有我父亲生了三个儿子，其余都缺子无后。按照我们那里的乡俗"长子不出门"，也就是说我大哥不能给别人继承。我二哥已过继给了我大伯父。大伯父早死了，家里只留下我大伯母一个孤寡老太婆。二伯父家是绝户头，四叔、五叔、六叔都在外地经营小本生意，有的打光棍，有家属的也就安在了外地。在村里的只有我八叔父一家。他家夫妻两口只有一个小女儿。自我父亲死后，他们全家人对我特别亲热，只要做下点好吃好喝，总要叫我去吃喝。他们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逼我母亲改嫁，然后把我收养起来，将来给他顶门立户。那时候，我母亲年纪大约只有三十五岁，而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她常向邻居们诉说："就是讨吃要饭，也要把我孩子拉扯大！宁死也不给他爹死骨头上抹黑。"她决心要一辈子守节，绝不改嫁。可生活的压力却愈来愈大，房子的买主天天催我们腾房，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后来只好在村南头租了一孔旧窑，搬离了那个深宅大院。那年恰好是旱灾，春天地里就没有下籽，到夏天这才撒了些硬糜子，没有粪土，没人锄楼，苗子长得稀稀拉拉，和野草混在一起。雇人收割，恐怕收下的粮食还不够工钱。于是我母亲就领着我们下地收割。我们那地方，平素女人是不下地的，特别像我们这种所谓"官宦人家"的家属，从来没此先例。这事，村里人有耻笑的，有讽刺的，也有同情的，我母亲都不在乎，每天照样领着我们收糜子，把穗子割下背回来，用棒槌敲打。那年冬天，我们天天都是吃同样的饭，比起过去的生活来，真可谓一落千丈。但总算还没有吊起锅。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亲戚朋友来往不断，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如今则无人问津，上门来的只有债主。那八十元债，压得我母亲喘不过气来。债主讨债，她只能求情说好话，哭诉自己的艰难。债主们看到挤不出什么油水来，只好叹着气走了。各种压力都集中到了我母亲一人身上，她心情不好是可想而知的，从那时起，她就抽起了旱烟。有时夜里我已经睡醒一觉了，她还趴在枕头上抽烟，叹气。她经过多方思考，终于采取了果断措施：把分到我名下的十二亩地卖了，还清了债务。然后就带着我姐妹们，搬到了汾阳县东大王村我舅父家村里寄住。从此我也就离开了我的故乡。
人们每当谈起故乡的时候，总会引起点美好的回忆，我的故乡留给我的恰是一些痛苦，旧社会那种人情冷暖，炎凉世态，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马烽（1922年6月18日—2004年1月31日），原名马书铭，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县（现孝义市）居义村，是著名作家、编剧。马烽幼年丧父，随母亲寄住汾阳县（现汾阳市）东大王村舅父家，并在该村入学读书。1937年，日寇侵入山西，学校被迫停办，马烽只得辍学。1938年春马烽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马烽被送往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附设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学习 ，半年后转入部队艺术学校美术队 。1942年冬天转业到了晋绥边区做地方工作。1945年6月5日由马烽、西戎合著的《吕梁英雄传》开始在《晋绥大众报》上刊载，1946年8月20日全部登载完，小说受到人们的欢迎。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国文联第七届荣誉委员。被山西省政府授予“人民作家”称号，也是“山药蛋”派作家代表人物之一。2004年1月31日，马烽因病在太原逝世，享年8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