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年底，刘少奇过50岁生日时，朱德曾写过一首《贺少奇五十寿于西柏坡》，朱老总在诗中这样评价刘少奇：

少奇老亦奇，天命早已知。

幼年学马列，辩证启新思。

献身于革命，群运见新姿。

人山人海里，从容作导师。

真理寻求得，平生能坚持。

为民作勤务，劳怨均不辞。

党中作领袖，大公而无私。

群众欣爱戴，须臾不可离。

修养成楷模，党员作范仪。

今年虽半百，胜利已可期。

再活五十年，亲奠共产基。

1980年5月17日，邓小平在刘少奇追悼大会的悼词中给予了刘少奇超出常规的评定：

少奇同志言行一致，他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对广大党员提出的党性锻炼的要求，自己都以身作则地实践了……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和其他关于党的建设的著作，教育了全党的广大党员，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由上可知，刘少奇虽身居高位，但他却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以身许党，大公无私，“修养成楷模，党员作范仪。”

无论身处何地，身处何境，他的党性本色，永不变色。

刘少奇一生担任过许多重要的领导职务，不管他的职务怎么变化，身边工作人员称呼他“少奇同志”却从未改变。

这是因为他曾在党内有一个讲话：在我们党内，只有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周总理可以称职务，其余一律称同志。

刘少奇还带头执行，只容许别人称他为“少奇同志”。

1947年7月，刘少奇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主持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讨论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时，其职务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

会议期间，大家都尊敬地称呼他为“刘副主席”，甚至在呈送给他的报告、文件和讲话稿上都冠以“刘副主席”。

刘少奇对这种做法很不满意。

他特意抓住机会表明态度，专门在一次会议上讨论了党内称呼问题。

他首先问大家：“同志们，我们同在一个革命队伍里，志同道合地在一起奋斗，最亲切的称呼是什么呢？”

与会人员一时摸不着头脑，一个个面面相觑。

刘少奇接着说：“是同志！”

接下来，刘少奇又诚恳地对大家说：“我称呼你们同志，希望你们也称呼我同志。我不喜欢你们叫我副主席。你们以后就叫我少奇同志，这样称呼我感觉很亲切。”

1959年4月，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后，称呼上也没有任何改变，除了在国际舞台、出国访问、外事活动、重要公务中必须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出席并称呼职务之外，在办公室、国家机关、家里和下基层视察工作，一律称呼他为“少奇同志”。

1959年6月，刘少奇在庐山开会时，一位新来的勤务员，并不知道这个规矩，他在叫刘少奇吃饭时说：“刘主席，该吃饭了。”

谁知刘少奇站起身来对他说：“请叫我少奇同志吧。你叫着顺口，我听着顺耳，彼此也觉得亲切。你说好不好啊！”

勤务员听后满脸通红，连忙改口叫道：“少奇同志，该吃饭了。”

刘少奇很高兴地说：“这么叫就对了！”

共产党员的标准在刘少奇身上从没有改变过。

1949 年8 月中旬，刘少奇的长女刘爱琴随同父亲从莫斯科一起回国。

当列车到达满洲里进入祖国境内后，就换乘了国内的专列。

众人刚刚上车坐下，刘少奇就跟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到了国内了，不当客人，是主人了，一切安排都要从简。你们带爱琴到餐车同大家一起吃饭，她不能再和我一起吃饭了，不能再享受特殊待遇了。”

回来以后，刘爱琴暂时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工作。

1950 年10 月，中国人民大学开学，经刘少奇同意，刘爱琴去了人民大学上学。

早在1950 年6 月，回国不久的刘爱琴便在在北师大女附中入党，进入人民大学后，刘爱琴的党员预备期已经满了几个月了。

这时，人民大学经济计划系党支部要讨论她的预备党员转正问题。

刘少奇得知这个事后，就给学校写了一封信，说刘爱琴没有达到党员标准，不同意转正，还说不管什么人入党，都要坚持党员标准，严格要求。

因此，在系党支部大会上，当刘爱琴听到她被取消预备党员转正资格时，头“嗡”的一声很震惊，为此还痛苦了好几天。

在刘爱琴心里，她怪怪父亲对她太严格了。

后来她想通了，她回国以后这段时间和父亲接触得较多，父亲对她是比较了解的，觉得她距离一个真正的、合格的共产党员还有一定差距，他不同意她转正是有道理的。

此后，刘爱琴一直到1966 年4 月才正式转正。

"国家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这是刘少奇一生勤政的座右铭。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刘少奇一生以人民勤务员自勉，以让人民尽快过上“富裕和有文化的生活”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他说：“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

在经济困难的日子里，他与群众一块苦、一起干。

刘少奇在回家乡调研的44天里，吃住在自己原先的老屋甚至猪场，铺禾草睡门板；他从老屋门前尚有的半塘水，知道旱情并不严重，主要是工作有错误，这让他夜不能寐，内疚不已。

当着父老乡亲的面，他脱帽弯腰，低下花白的头鞠躬致歉：“我将近40年没有回家乡了，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不起你们。”

他坚决不让办刘少奇旧居纪念馆，决定把老屋分给农民住，他说：“在这里至少可以住上10年、20年，等有了比这个更好的房子，愿意搬再搬。”

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刘少奇身居高位，但他们家人口多，靠工资维持生活，经济并不宽裕。刘少奇对自己、对孩子要求都十分严格，在吃穿用上注意节省，从不浪费。

他们家里的日用品都是普通的大众用品，没有任何高档奢侈品。

平常在家，刘少奇最爱穿布衣布鞋。

他的衣服、袜子穿破了，总要由王光美给补一补。

一件衬衣刘少奇常常穿到无法再补了才肯换新的。

有的手帕磨出了洞他也不让工作人员扔掉。

毛巾中间破了，他就让人从中间剪断，把边上的两头接起来再用。

而一条床单一用就是十几年。

一条带格围巾，也是用了十多年，上面的绒都快掉光了。

1960年冬天，刘少奇要去莫斯科参加国际会议。

工作人员说莫斯科天气寒冷，要给他做一件新大衣。

刘少奇坚决不同意，最后，工作人员把一件1942年12月在晋西北贺龙送给他的一件皮大衣改了改，刘少奇就穿着这件旧大衣去了冰天雪地的莫斯科。

1963年4月，刘少奇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即将出访印度尼西亚、缅甸、越南、柬埔寨四国。外交部礼宾司通知，请“刘少奇和王光美同志做出国服装”。

秘书报告他后，刘少奇说：“有穿的就不要再做了，出国不一定非得穿新衣服。”

工作人员将此话转告礼宾司后，司长俞沛文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来到刘少奇家，要求看看刘少奇的衣服是否能行。

他们打开衣柜把刘少奇和王光美的衣服一件件地认真检查了一遍，感慨地说：“这些衣服都不行，作为国家主席和主席夫人出国访问要按照外交部的规定办。另外，这四国的气候也不一样，有热带，也有亚热带，现有的这些衣服不适合那里的季节，而且都是穿过多年的旧衣服。”

后来，刘少奇虽然勉强同意做些薄衣服，但还是有自己的看法，说：“我们有我们的国情嘛，不要完全同人家比，俭朴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不是丑事。”

从酷暑到寒冬，除了外出调查和开会，刘少奇总是整天坐在办公室里起草和批阅各种文件和报告。

据刘少奇秘书吴振英、刘振德回忆：

少奇同志在正常的情况下，一天要工作十七八个小时。

特别是当了国家主席之后，国务活动更加繁重。

遇上开会或其他特殊任务，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有的时候还要连轴转。

他的时间观念是分秒必争，但他的工作也有个规律，大致是：

起床后，先让秘书报告有什么急件和当天的活动安排，然后浏览当天的报纸。

早饭后，如果当天没有别的活动，就开始在办公室批阅文件或写东西，一直到第二天清晨两点左右才离开办公室。

少奇同志每天处理的文件很多，工作时思想高度集中，有时秘书进去也不知道。

办公桌上文件堆得满满的，但哪些是毛主席批来的，哪些是政治局要讨论的，哪些是要传阅的，哪些已批阅，哪些需急办，哪些可缓办，哪些要暂存在他那儿，他心中都有数，放得各有位置，清清楚楚。

少奇同志总是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毫无保留地用在了操劳国家大事上。

有时不看文件，不谈话，但脑子并不闲。

那是他沉浸在聚精会神的思考之中了。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要到工厂、农村、学校等调查。

他经常以普通群众的身份深入人民群众当中去。

每次外出，他都要向身边的工作人员重申自己订的“四不准”：

不准人家接送；

不准请客吃饭，铺张浪费；

不准向人家要东西，人家送上门来也要婉言拒收；

参观时不准前呼后拥地陪同，有个向导引路就行，不要影响地方同志的工作。

那时候，按照国家规定，刘少奇外出要坐专列。

每到一个地方，人家总是安排他住高级宾馆。他为了少给地方添麻烦，有时吃住就都在火车上。

外出视察不在专列上吃住时，刘少奇就会与群众同吃同住。

1961年春，他回乡调研，这次下乡，他更要求轻车简从，连同省里的同志，一共才用两辆吉普车，并且自带行李和柴米油盐，自备碗筷用具，不给群众添麻烦。

刘少奇这次为期44天的调研，为了减轻地方负担，他住养猪场、饲料房、农舍和自家的旧居；身着蓝布衣，脚穿黑布鞋，身边只带几名工作人员，以至于发生了县委书记闻讯出门迎接，与刘少奇打照面却没有认出刘少奇的故事。

刘少奇的一生，历尽坎坷，但他又极其成功、建树奇伟。

刘少奇久经鏖战苦斗，力克千难万险，为什么能闯过狂风巨浪，成为党和人民拥戴的领袖呢？

他自己曾说过的一段话或许能够解释：

我们党及我们党所领导的各项工作、各项事业，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都是经过人民群众去进行的工作……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都要有群众观点。

什么是群众观点和路线呢？

他说：

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就是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对人民群众的观点。有这些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

他还说：

我一生只办过一件事，就是群众的事；只做过一项工作，就是群众工作。

怎样做好群众工作呢？

用刘少奇的话说就是：

共产党什么都不怕，就怕脱离群众。只要共产党永远依靠群众，就是不可战胜的！

正如1980年，邓小平在刘少奇的追悼大会上的悼词中说的那样：少奇同志言行一致。他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对广大党员提出的党性锻炼的要求，自己都以身作则地实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