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3日，胡乔木来到毛主席纪念堂视察，在参观完毛主席纪念堂全部陈列归来以后，他随即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毛主席纪念堂有两个地方要改，并说出了自己的建议。

党中央对胡乔木提出的建议非常重视，之后专门召开会议讨论，最终经过审议，胡乔木的建议获得了中央通过。

胡乔木与毛主席有着很深的感情，从1941年2月成为毛主席的秘书，到1966年6月和毛主席最后一次谈话后搬出中南海，胡乔木在毛主席身边足足二十五年。

对于胡乔木来说，他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是成为毛主席的秘书。

从此，毛主席深刻地影响了他，胡乔木后来成为“中共中央一枝笔”，也正因为他长期工作在毛主席身边……

胡乔木

1941年2月上旬，是中共中央秘书长的王若飞来到延安大砭沟中共中央宣传部，找到了在这里工作的胡乔木。

王若飞郑重其事的对胡乔木说：“毛主席那里需要人，决定调你到他那里做秘书工作。”

王若飞的话完全出胡乔木的意料之外，他怎么也想不到毛主席会调他当秘书，因此便心有顾忌的对王若飞说：“给毛主席当秘书，我怕当不好，我从来没有做过秘书工作。”

而王若飞则告诉了他毛主席选中他的理由，他对胡乔木说：“你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文章，陈伯达看了，很赞赏。他推荐给毛主席看了，毛主席说，‘乔木是个人才’。所以，毛主席很早就注意你。最近，毛主席那里人手不够，他点名调你去当秘书，你同时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

就这样，胡乔木很快来到了杨家岭毛主席的窑洞，正式成为毛主席的秘书。

胡乔木成为秘书后，帮助毛主席做的第1份工作，便是校对《六大以来》清样，这是中央书记处编印的一本大部头文献集，由毛主席亲自主持编选工作，收入了自1928年6月“六大”以来至1941年11月的党内文件557篇。

胡乔木做过编辑，又有文字功底，经他校对过的清样，不仅没有错别字，而且还更正了一些文件最初误印的地方。

毛主席对胡乔木的第一次工作感到十分满意，胡乔木的工作能力也得到了毛主席的认可。

而最能凸显胡乔木能力的，则是他写社论的能力。

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创刊，社长博古曾约毛主席写社论，毛主席由于工作太忙就嘱咐胡乔木去写，没想到这一写就一发不可收拾。

自1941年6月8日胡乔木第一次为《解放日报》写评论以来，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这足足写了58篇社论，篇篇功底深厚，这也让它成为了当时中共中央的重要笔杆的之一。

但胡乔木却很谦虚，他曾说过：“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教诲，我就很难写出这些文章……”。

1945年毛主席前往重庆期间，专门把胡乔木列为随行人员，足见毛主席对胡乔木的重视。

在重庆期间，胡乔木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但是在重庆每到我党在政治上遭受到各种歪曲的指责时，《新华日报》上总会出现紧凑犀利，短而有力的文章予以驳斥。

而这些文章的操刀人正是胡乔木。

毛主席从重庆回到延安才两个来月，1946年元旦来临之际，蒋介石发表了长篇广播演说。

在演说中，蒋介石向全国的同胞发出“明告”，称：

军令政令的必须统一，军队必须一律归还国家统辖，任何割据地盘破坏交通阻碍复员的军事行动，必须绝对避免，则是解决目前纷争不安的唯一先决条件。这是事实，也是真理。……

蒋介石的“明告”，是他决定要撕毁双十协定的重要讯号。

蒋介石的广播演说，当即引起毛主席的高度重视。

毛主席决定，延安《解放日报》要全文转载《蒋介石广播演说》，以期引起大家的注意，同时决定《解放日报》要发表一篇社论，驳斥蒋介石的演说，以此来代表中国共产党的表态。

其中毛主席选择了胡乔木来写这篇社论，一是因为他深厚的社论功底，二是因为他曾随毛主席一起去了重庆，熟悉国共关系的种种微妙之处。

胡乔木得到任务之后，日夜奋笔，一气呵成了长达万言的《蒋介石元旦演说与政治协商会议》。

毛泽东阅后，颇为赞赏，当即交《解放日报》于1月7日全文刊登。

此文在国民党地区引起了颇大的震动，也成为延安方面干部们的学习文件。

就在这篇长篇社论发表之后，毛主席不等胡乔木吸一口气，又交下一系列写作任务。

于是，胡乔木开始在《解放日报》上撰写大量社论，仅在1946年就写了23篇之多，其中中大部分社论是与蒋介石展开论战。

当时，胡乔木已成了我党与蒋介石论战的“笔杆子”，此时的他与蒋介石“文胆”陈布雷已经旗鼓相当，不相上下了。

1947年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党中央主动撤离，开始转战陕北。

转战之初，毛主席急电此时正在陇东的胡乔木回到自己身边。

原因是，在转战陕北期间，为了稳定、鼓舞军心、民心，新华社要不断发出电讯，发出来自中共首脑机关的信息。

在毛主席看来，写新华社电讯的任务非胡乔木莫属。

那一时期，胡乔木几乎天天要写新闻稿，仿佛成了毛主席的“新闻发布官”。

胡乔木每天把战况写成电讯，经毛主席审阅后，交新华社发出。

在此期间，胡乔木随着毛主席风里来雨里去转战陕北，一直到1948年5月26日来到了西柏坡。

此时的胡乔木36岁，这一年一下子获得了两项新的任命，由他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新华社总编辑。

此后胡乔木一直忙于为新华社写社论，通过他的笔传达中央的声音，传达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1949年1月26日，由乔木撰写的评论《假和平与真和平》在新华社播发， 此文一经播放，便在国民党高层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在这篇文中首次提到了“首要战犯名单”。

1949年3月5日，作为中宣部副部长的胡乔木作为正式的列席代表，出席七届二中全会，并在大会上做了新闻工作的发言。

会议结束之后，胡乔木亲自起草了《中共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新闻稿，这也成为了后来每次召开中央全会发表公报的范文。

在会议期间，摄影师曾为胡乔木和毛主席拍了一张合影，这也成为了和毛主席为数不多的合影之一。

以至于在胡乔木晚年的时候，曾不无遗憾地说：“那时候我从未想到该和主席拍张合影。”

胡乔木与毛主席在一起

1949年3月25日，胡乔木随毛主席乘火车抵达北平清华园车站，正式进入北平。

一进北平，毛主席便陷入了日理万机的忙碌之中，而胡乔木也随之进入忙碌状态。

在进入北平之初的6月24日至7月2日，毛主席即要胡乔木写出“纪念七一的论文”、“纪念七七的口号”、“纪念七七的论文”、“各党派纪念七七的联合声明”等四篇具有全局性的重要文章。

时间之短，任务之重，可以想象。

甚至连毛主席都说：“以上工作很繁重，都堆在你的身上，请好好排列时间，并注意抽空睡足觉。”

1949年7月，毛主席从双清别墅迁入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此时胡乔木也随着毛主席搬进了中南海。

当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作为《共同纲领》的草拟人之一，胡乔木耗费了大量的心血，当时的他为了修改《共同纲领》，几乎夜夜不睡，连毛主席都关照他说：“你应注意睡眠”，可见当时胡乔木的工作有多紧张。

1949年10月1日，胡乔木随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此后胡乔木身上的担子非常的重，他是新闻总署署长、中央人民政府发言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毛主席的秘书。

此时的胡乔木已经成为了新中国名副其实的“新闻首脑”。

而就在建国初，各个中央领导，各个部门都忙得不亦乐乎之时，1951年1月8日至1951年3月4日期间，胡乔木却“消失”了。

原来，连轴转的工作胡乔木累病了。

那时候的胡乔木，差不多天天像绷紧的弦，再加上毛主席的生活昼夜颠倒，白天，胡乔木作为新闻总署署长、中宣部副部长，要办公；入夜，毛主席开始办公，又常常找他。

日子久了，他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再加上他生活没规律，又得了胃病。

那天，他突然胃出血，吐了一盆子血，急急送入北京医院。

经过检查，胡乔木患胃溃疡，已经穿孔，所以造成大出血，需要手术。

周总理得知后，专程赶到北京医院，召集医生会诊。

知道胡乔木要动手术，那天上午，经过一夜紧张工作的毛主席正要上床休息，刚听说胡乔木要动手术，便让自己的保健医生王鹤滨去医院代为看望，并对王鹤滨说：“他可是个大好人呐！”

王鹤滨来到医院传达了毛主席的问候以后，胡乔木激动的紧紧握着王鹤滨的手说：“谢谢毛主席的关怀，请转告主席，请他放心，不会出事的。要给我做手术。”

在进手术室那一刻，胡乔木还不忘叮嘱王鹤滨：“请主席放心！”

胡乔木的这次病刚好一年多，1953年底，中央成立了宪法初稿起草小组，胡乔木作为小组的8名成员之一，再次投入到了繁重的工作当中。

1953年12月24日，为了专心起草宪法，毛主席带着起草小组来到了杭州。

从此胡乔木一头扎进从各国收集来的以及民国时期制定的各部宪法中潜心研究。

从1954年2月中旬到1954年3月8日，宪法草案连续修改了四稿，就在第四稿完成以后，胡乔木突然离开了起草小组。

原来，繁重的工作，使他再次病倒，他的右眼患上了中心性视网膜炎，刚开始先回北京治疗，但效果不大，之后被送往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进行治疗。

起草宪法草案的工作到底有多累？我们从田家英身上就可以看到。

胡乔木走后，田家英接过了胡乔木的重担，继续修改宪法草案，结果当时只有32岁的田家英直接累吐血了。

胡乔木的眼病刚刚好一点，他就又开始帮助周总理起草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要做的工作报告了。

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胡乔木当选为中央委员，同时当选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由于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到1961年，胡乔木的神经衰弱症越来越重，已经到达无法工作的地步。

终于在1961年8月17日，胡乔木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把自己的病情向毛主席作了说明，要求请长期病假。

毛主席收到信后，回复他说：

8月17日信收到，甚念，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做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做几个月打算。如果急于工作，恐又将复发……

从此胡乔木离开了他的工作岗位，虽说他名义上还是毛主席的秘书，实际上他已不在毛主席身边工作。

胡乔木这一病一直病到了“文革”爆发。

胡乔木与毛主席

1966年“文革”刚开始时，胡乔木正在在杭州疗养，而此时毛主席也在杭州时刻关注着北京的“运动”。

就在毛主席如此忙碌的时刻，胡乔木求见毛主席。

因为此时的他已经接到通知，要她回北京参加“运动”，预感不祥的他，知道毛主席此时正在杭州，也希望见一次，跟毛主席谈谈心里话。

但不是什么原因，却迟迟不见答复。

胡乔木只能失望的收拾行李，坐车去了上海，计划由上海回到北京。

可是他刚到上海，杭州州并打来电话，说老鼠需要见他。

于是胡乔木紧急又从上海返回了杭州。

这次见面很简单，也很短，毛主席只是告诉他：“你回到北京少说话，多看看，多了解情况。”

令胡乔木没想到的是，这竟然是他和毛主席的最后一次见面。

之后胡乔木回到北京，受尽磨难。

而就当胡乔木处境最艰难时，毛主席却意外的来看望他了。

1967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这一天，毛主席要上天门城楼，他的轿车从中南海出来，驶向天安门城楼，途中经过胡乔木的家门口。

毛主席突然命令停车，这让随车前行的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慈感觉到很意外，因为以前毛主席从未说过要在半途停车。

“去看看胡乔木！”毛主席说。

张耀祠当即下车去敲门。

但敲了半天也没有人出来，此时四周已经围过来了很多人了，当知道车里的人是毛主席时，围的人越来越多。

张耀祠见无人开门，以为胡乔木不在家，加上围观者迅速增加，毛主席只好吩咐开车。

胡乔木的邻居很快将这件事告诉了胡家的工作人员，胡乔木知道后又激动，又深感遗憾。

原来胡乔木家有两扇大门，东门和北门，东门一直没有用过，一直用的北门。

第二天，胡乔木又接到通知，说毛主席昨日走错门了，今日还会再来。

胡乔木听后非常的激动，自从抄家之后，他家里乱糟糟的，我赶快整理客厅，专门把一张大沙发整理好，以便让身材高大的毛主席做。

晚饭后，汪东兴来了，他跟胡乔木一起等待毛主席的到来，可是他们一直等到半夜12点，接到通知，说毛主席不来了。后来才知道，有人不愿意让毛主席来。

毛主席虽然没来，但是聊了一句话：“我心到了！”

胡乔木后来得知这句话后，也说了一句：“我心领了！”

这个消息很快在北京传开，从此，再也没人再来好他的麻烦。

胡乔木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得知消息的胡乔木陷入到了深深的悲痛之中。

毛主席是他最为崇敬的人，多年的秘书生涯使得对毛主席充满了深厚的感情。

1979年3月3日，任中央副秘书长的胡乔木到毛主席纪念堂视察，同时还参观二楼，二楼陈列着关于毛主席的许多珍贵文物。

胡乔木视察完后，便写信向中央提出毛主席纪念堂有两个地方要改，他建议说：

第一，毛主席纪念堂应当成为一个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革命领袖集体的纪念堂（毛主席纪念堂名称不变）；

第二，在二楼的十间房屋内，依次陈列我党建党以来各个时期各条战线上影响巨大、功绩卓著的革命先烈的塑像、画像和巨幅照片，并酌情陈列某些具有教育意义的实物、手迹、模型等。

毛主席纪念堂

党中央收到胡乔木的建议后，非常重视，并于1982年12月16日专门召开会议进行审议，最终作出决定：

第一，抽调人员组成毛主席纪念堂陈列室筹备小组；

第二，除开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朱德生平事迹陈列室外，还陈列哪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生平事迹，由筹备小组提出方案，报中央决定；

第三，陈列室力争在明年“七一”或至迟在明年12月26日毛主席诞辰90周年纪念日对外展出。

1983年8月22日，中央书记处审议筹备小组提出的方案：

拟在纪念堂一楼增设四个陈列室，分别陈列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朱德的生平事迹，楼上各室分别陈列党内外其他人物的简介和照片。

1983年10月上旬所有整改工作全部完成。

一直到现在，该格局一直没变，这都要归功于胡乔木提出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