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观点认为：每个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比如贵族就比平民高贵，富人就比穷人强，这或许是因为已经注定的命运，或许是因为其它什么东西，比如基因，总之没法或者极难改变。而另一种观点认为，每个人生来都是平等的，只不过是不平等的机会导致了某些人不如另一些人做得好。

这两种观念投射到政治中，就会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施政方式：前者既然认为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几乎无法改变，那么“优秀”的人统治、领导“差一点”的人就是理所应当的，那么压迫和剥削就会被一定程度的默许；后者既然认为大家的不平等是机会的不平等导致的，那么社会就应该努力提供一个平等的环境，比如帮助穷人，比如设置个税起征点等等。

这两种观点虽然截然相反，但是在实践中往往会被融合使用。事实上，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不会，也不敢拒绝向其国民中的较弱者提供一定的社会保障和福利，这一点早已深入人心。但是同时，人们也认识到，从来就没有绝对的平等，如果为了帮助那些条件的差的人，而去处处牵制那些能力强的人，就会给社会带来很大的损失，如何平衡这二者会非常考验一个社会。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一直都以睿智和坦率著称，他就是一位“基因决定论者”，虽然他因此饱受批评，但李光耀一直都坚持这些观点，其固执程度甚至会令一些人产生强烈的反感。李光耀认为，无论社会如何发展，总会分化成各个阶层，受过教育的人往往都会脱颖而出，而裱花匠的孩子通常都很平庸，当然他们中也会有奇才，但他们终归是少数。李光耀举例说，就好比两匹白马跟容易生下一匹白马，而两匹灰马很难生下一匹白马。他甚至提出了一套非常量化的数据：一个人的智商和情商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来自遗传，后天因素所能起的作用只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也就是说，国家干预很难显著地改善某个人的命运。

李光耀还以自己的这个观点来论证印度种姓制中的一些问题，他说，婆罗门之所以聪明于首陀罗，其中一大原因就是婆罗门们占据了优势基因，而最底层的印度人从来得不到这些优秀基因，因为大家都在同种姓内通婚。所以，李光耀给印度的建议是，希望他们能进行有选择性的互相通婚和生育，利用聪明男人加聪明女人等于聪明孩子的理论，去获取好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