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晋察冀军区的精兵简政是如何发生的：

1942年，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为了进一步控制华北，对我晋察冀根据地发起了更加频繁、残酷的“扫荡”，晋察冀也因此迎来了他们历史上最为艰苦困难的一段时期。

为了打破敌人日益严密的“囚笼政策”，晋察冀军区机关和大部分抗日军民暂时性地退到了阜平和太行山南部，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人多地少、人口密集”的局面，很多部队露宿山头，领导干部带头上山挖野菜，战士们的体质普遍下降……

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渡过难关，也为了让部队更加轻便灵活，富有战斗力，42年后晋察冀军区根据中央“精兵简政”的精神，在军区内实行了数轮部队精简整编，整编内容包括：裁减机关单位的非战斗人员，多余人员充实连队，老弱病残作退伍安置等。

这次精简整编，是无奈之下的求存之举，是完全有必要的。通过说服教育工作，很多编余人员都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岗位。也正是通过精简整编和相应的大生产运动，晋察冀部队度过了艰难的1942年和1943年，迎来了大反攻的1944年和1945年。

1943年8月，聂荣臻司令员前往延安参加会议，由萧克副司令员代理司令员。不久，萧克也去了延安，中央让程子华代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政委和分局书记的职务，一直到1945年9月，聂荣臻从延安重回晋察冀。可以说，这2年的时间是程子华同志一生中挑担子最多、最重的一段时期。

在这2年时间里，程子华同志带领晋察冀军民进行反“扫荡”，打破敌人经济封锁，还适时地扩大了一些根据地，可谓劳苦功高。

但是，据时任晋察冀军区第3军分区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王平（开国上将）回忆，在这2年的时间，程子华同志有一个问题没有处理好，就是他在1944年沿用了1942年的思路，在晋察冀继续推行“精兵简政”，进行了“大裁员”，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有点过火了。事情是这样的：

1944年7月1日，随着日寇在太平洋战场上接连失利，中央下达了“七一指示”（《关于整训部队和民兵的指示》），要求各军区准备担负起将日寇驱逐出大城市的任务，准备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准备“大反攻”。

“指示”强调，要完成这些任务“非有一倍至数倍于现有的军事力量不能胜任”，向各军区提出了整训部队，扩大队伍的要求。

收到“七一指示”后，7月中旬，晋察冀分局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由于主持工作的同志们对“七一指示”认识不够，理解有偏差，没有看到抗日战争局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日军已经日薄西山，还在用42年、43年的那种极度困难状态下的思路考虑问题，强调分散的游击战，强调继续精兵简政，过苦日子。

这次会议上，分局领导重点批评了1942年后各军分区在执行“精兵简政”时不积极的问题，希望大家这次一定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做好精简工作。

据王平回忆，听了分局领导的发言后，他们几个军分区的领导都不吭声、不表态，他们心里是不同意分局的这种看法的。他们认为：

1942年、43年搞精兵简政，是特殊历史背景的求存之举，是完全有必要的。但到了1944年，晋察冀军区有6个主力团调到了延安，还有6个团调到了晋绥军区……晋察冀军区的军力已经削弱了，甚至出现了地方武装比主力部队人数还多2倍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搞“精兵简政”是不是不合时宜呢？是不是和中央“扩大队伍，准备大反攻”的精神不符呢？

过去搞精兵简政，是天热了，要“脱棉衣，换单衣”。现在热天已经过去，是“天凉了，要加棉衣”，而上级却要求大家把单衣也脱掉，只剩下一个背心。

大家对这个政策不理解，王平和杨成武、赵尔陆等同志在会议上提了不同的意见。

这次会议之后，军区继续裁减主力，地方部队也随之减弱了。到了1945年2月，大反攻打响，大家都感觉主力部队不够，才从地方部队的基础上扩建了一些部队，但“仍感觉拳头不够硬”。

1947年，在中央的介入下，晋察冀军区否定了44年会议关于继续实行精兵简政的结论，在此之后，晋察冀军区果然有了长足的发展，有了他们在平津战役中的亮眼表现、出色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