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之际，“讨薪”话题已存续多年。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便备受官方媒体瞩目，央视与地方台春晚也曾聚焦于此，如今自媒体报道更是铺天盖地。国家虽强力整治，成效却未尽人意。

近年来，“恶意讨薪”概念的出现令人警醒，亟待提升到政治高度加以审视。“讨薪”现象的存在，折射出社会对劳动价值尊重的缺失，背离了“按劳分配”准则。从“讨薪”一词及相关行为来看，劳动者显然处于弱势，这无疑是对底层劳动群体的不公与歧视。

令人愤懑的是，“讨薪”问题尚未根本解决，矛盾却日益尖锐，“恶意讨薪”的定性甚至上升至法律层面。当下似陷入误区，媒体渲染“讨薪”，看似重视弱者，实则有“移花接木”之嫌，将矛头偏离了欠薪行为。理应全力声讨、严惩恶意欠薪，毕竟先有欠薪才有讨薪。然而，社会对欠薪者过于宽容，欠薪隐匿难察，一旦曝光引发舆情，却将被欠薪的劳动者推至风口浪尖，使其在讨薪中屡遭刁难、驱离，最终沦为“恶意讨薪”者，承受社会与法律的双重责难。

不禁要问：是谁将“恶意讨薪”纳入法律程序？为何此前对“恶意欠薪”避而不谈？究竟在规避什么、保护什么？难道要将“不解决问题，先处理提出问题之人”的荒谬行径进行到底？

此景仿若一部电视剧，资方欠薪拉开序幕，剧情发展中人物事件纷纭复杂，编导、导演、制片人究竟是谁？又有谁在相互博弈？这里没有既定答案，唯有深刻思考。剧幕最终抛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治理谜题，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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