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再度审视士大夫信佛与行功德的动机。前文所述东汉楚王刘英笃信佛教，大抵是为其密谋造反的政治企图加以遮掩。两晋南朝的贵族崇尚清谈，注重玄学，而佛教般若学与玄学存在若干相似之处，加之某些僧侣既精通老庄，又善于玄谈，故而贵族们大多崇奉佛教。

而一般士人置身于这般杀伐不止、战乱频仍的时代，信佛主要是期望从中获取某种精神慰藉以及来世幸福的虚妄承诺。诸如信奉净土的士大夫，无疑是为自身祈福而渴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部分士大夫乃是出于阿谀奉承奉佛的统治者之目的而信奉佛教。例如后秦姚兴“既托意于佛道，公卿以下，莫不钦附”（《晋书》卷 17）。《梁书江革传》记载：“高祖（梁武帝）对佛教极为推崇，朝中贤能之士多启奏请求受戒。”梁武帝于慧约处受菩萨戒后，皇储以下从慧约受戒成为弟子者达四万八千人。（《续高僧传·慧约传》）晋简文帝尊崇佛教，并非为了成佛，而是觉得佛教能够陶冶人的性情，为人提供精神寄托。

他言道：“不知可否登峰造极否？然陶练之功，尚不可否认。”（《世说新语·文学篇》）谢灵运认为“欲求灵性之真奥，必以佛经为指引。”（《弘明集》卷 11）

唐柳宗元于其《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中言：“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在其《送玄举归幽泉寺序》中论及了他奉佛之因。“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意即受制于世、不容于世且心怀不甘而觉耻辱者，便崇奉佛教以求解脱。

有的则是因应科举而未中始信佛。唐朝诗人罗隐落第后，僧人贯休赠诗宽慰，罗隐得诗后“顿豁尘心展白眉”，表示“应观法界莲千朵，肯折人间桂一枝？”（《和禅月大诗见赠》）宋哲宗时，有太学生员因秋试不中舍弃儒业而遁入佛门。

有的乃是因政治见解未获当权者认可从而遁入空门。譬如宋代释如莹，本为进士出身，因投书曾布论新法有误，未获赞同，遂祝发为僧。有的则是在官场受挫抑或党争落败后，浪迹山水而寄心于释门。如唐代岑参便是如此，其《出关经华严寺访华公》写道：“谪官忽东走，王程苦相仍。欲去恋双树，何由穷一乘？”

宋代王安石、苏轼、欧阳修、黄庭坚亦皆有相类之经历。王安石变法失败后，罢相退居金陵之际，由往昔对佛教的批判转而认同，其《读〈维摩经〉有感》诗写道：“身如泡沫亦如风，刀割香涂共一空。宴坐世间观此理，维摩虽病有神通。”此间不仅存有看破红尘之慨叹，且将居士维摩诘视作理想的人格典范以及自身追求之目标。

在此时期，他与禅僧往来密切，修习禅观。据《宗门武库》记载：王安石曾向蒋山元禅师学习坐禅，“一日谓（蒋）山曰：坐禅实不亏人。余数年欲作《胡笳十八拍》不成，夜坐之间已然告成。”苏轼“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然为小人排挤，难以安于朝廷，郁悒潦倒，无聊至极，转而遁入禅境。”（《宋元学案·苏氏蜀学案》）欧阳修在庆历新政失败后，被贬谪至滁州，不久便拜谒祖印居讷禅师，对居讷“出入百家而折衷于佛法”之举表示肃然起敬、心悦诚服（《佛祖统纪》卷 45）；晚年“日与沙门交游”，自号“六一居士”。

黄庭坚谪居黔南之时，“制酒绝欲，读《大藏经》凡三年，历经利衰毁誉，称说苦乐。”（《佛祖统纪》卷 46）。他们皆试图借谈经参禅获取解脱，暂且忘却尘世之负累，以求得内心之平静，于宗教生活中获取精神慰藉。

有的是认为世途令人畏惧从而潜心向佛。如唐代刘禹锡《送僧元悬南游》诗序言：“予策名（按：为官）二十年，百般思虑却一无所获，而后方知所谓之道，无非畏途，唯有出世间之法可尽心矣。”有的是因年事已高丧失朝气与进取精神从而变得消极守旧，有的是从事社会工作许久而感单调乏味，有的是身体欠佳而觉朝不保夕，有的是家中诸事已了无牵挂之心。

如王维《饭覆釜山僧》：“晚知清净理，日与人群疏。”（当然王维奉佛之因不止于此，其《叹白发》诗写道：“人生几多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消。”）元稹《悟禅三首寄胡果》“晚岁倦为学，闲心易到禅。”白居易《兰若寓居》：“名宦老慵术，退身安草野。”《在家出家》：“衣食支吾婚嫁毕，从今家事不相仍。”李端《病后游青龙寺》：“身羸向道深。”

白居易奉佛教蕴含着远祸全身之意。他置身于江河日下、天下多故的中唐时期，宦官擅权、方镇割据、党争激烈，面对如此险恶之环境，难免采取一种明哲保身的处世之态，正如他在《咏怀》中所写：“人间祸福愚难料，世间风波老不禁。万一差池似前事，又应追悔不抽簪。”他采用“乞外（放）”、“致身散地”、于党争中“中立不倚”之办法，与世事周旋。

故而，在太和、开成、会昌之间，“元稹以废黜而死，李文饶因谗嫉而亡，虽裴晋公尚且心怀疑虑、心怀畏惧，而牛僧儒、李宗闵，皆不免万里流放”，然而白居易却“雍容无事”（叶梦得《避暑录话》）。可见白居易“不住朝廷不入山”、“身不出家心出家”的“吏隐”着实是他能够于万般凶险中“雍容无事”的缘由。

有的乃是为了获取谈资而修习佛法。宋代的富弼老老实实坦陈道：“吾等俗士，自幼为俗事浸染，及长大又娶妻养子，操持衣食，奔波仕宦。黄卷赤轴，未曾入手。虽得闲时玩阅，不过是作谈资罢了，何曾彻究其中之理。”（《丛林盛事》卷上）有的是欲以坐禅来抵消世事的纷乱繁杂，恢复内心生活的宁静从而修习佛法。宋代居士冯楫言：“公事之余喜坐禅，少曾将胁靠到床眠。”（《人天宝鉴》）有的修功德是为死者祈愿赐福。

唐太宗于征战之所建造十余座寺庙，皆是为阵亡将士祈福。苏轼曾舍财为已逝的父母祈福，其《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序》云：“昔予先君文安主簿赠中大夫讳洵，先夫人武昌太君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宝（按：佛法僧）。捐馆之日，追述遗意，舍所爱以作佛事。”

苏轼在《与大觉禅师琏公》中提及舍禅月罗汉，于《四菩萨阁记》里讲到舍吴道子画，在《阿弥陀佛颂序》中言及舍其母遗留簪珥，以荐其亡父母于冥福。亦有为生者修功德者。

唐高祖李渊于隋炀帝大业年间任郑州刺史时，前往寺庙为患病的儿子李世民祈祷，李世民病愈后，李渊造石佛像一尊送至寺庙以还愿。（《金石粹编》卷 40）李渊太原起兵之初，曾在华阴祀佛求福；及即帝位，立寺造像，设斋行道。（《法苑珠林》卷 100 及法琳《辩证论》卷四）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第九窟，依题记来看，系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营州刺史元景为孝文帝祛病祈福所造。

有的行功德是为了提升地位、巩固权威或歌功颂德。北魏文成帝兴安元年（452），下令于石窟造石像仿若帝身；兴光元年（454），又在五级大寺为太祖以下五帝（道武、明元、太武、昭穆、文成）铸造释迦立像五躯。隋文帝开皇元年（581 年）七月颁布诏书，于其父建功之处襄阳、隋郡、江陵、晋阳各自建立寺宇一所，并立碑颂其功德；再者，隋文帝在北周担任丞相时，辅佐北周攻破邺城，故而敕令于相州战地，建造寺宇一所，立碑记事。（《历代三宝记》卷十二及《广弘明集》卷二八上）。

有为求雨、祈年而施行功德者。唐太宗贞观三年设斋，乃是因忧虑五谷歉收；同年度僧三千，乃是因祈雨而酬谢恩德。（《法苑珠林》卷 100 及《广弘明集》卷 28）

五胡十六国中的后赵皇帝石虎信佛的缘由更是别具一格。劝诱石虎信佛的乃是擅长神奇方术的僧人佛图澄，佛图澄时常施展一些“神通”，令石虎对他深信不疑。此为石虎信佛的一则原因。石虎乃五胡中的羯族人，因而当其中书著作郎汉族人王度上奏称：“佛出西域，乃外国之神”，请求全面禁止信奉佛教时，石虎回应道：“佛乃戎（按：少数民族）神，正应供奉。”并下令赵国所有人（包括汉族人）皆可出家。这是中国历史上统治者首次明令汉人能够出家。

由此可知，石虎奉佛的主要缘由在于民族的对立。北凉沮渠蒙逊极度迷信妖言巫术，他倡导佛教的目的在于求得佛菩萨鬼神的庇佑。而昙无谶亦如佛图澄那般擅长方术的“神僧”，故而蒙逊对他极为敬畏。

后来北魏太武帝召县无谶至北魏京都，蒙逊害怕县去魏后以其“神通”对北凉有不利之举，故不予放行，并“拷讯杀之”。(《魏书。沮渠蒙逊传》)

欲知“生生平等”与“众生平等”的差异，请听下回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