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唐一代，曾缔造出一个开放包容、多元文化交融的繁华盛世。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一句，所描绘的就是万国使节在皇宫朝拜唐朝皇帝的场景，在当时，许多来自外邦异族的使节纷纷来到皇都，拜谒唐帝国的统治者。

不仅是唐朝，民族间的往来乃至于血统交融，在我国历史上一直存在。

我国似乎自古以来就不以“血统”的规则为圭臬，相比“血统论”，文化认同才是中华民族长久发展秉承的思想主流。这与十分重视血统的西方国家有着显著区别。

曾有英国专家直言：中方强大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向来不提自己的血统。

对于一向相信“血统至上”的欧洲国家来说，血统的所谓“纯粹”或者“正统”某种程度上就代表着身份地位的高贵，象征着自身及家族的殊荣，是值得自豪的。

在中国几千年的漫漫洪流中，“血统”并未成为一个影响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必要因素。

在古人看来，有很多其他更重要的东西，比如仁治、比如以才取士、比如孝道等等，人们为人行事并不会被血统掣肘。

我国在历史的沿革中，逐渐与多民族、多元文化趋向融合交纳，不在乎血统和民族的异同，只要达到精神文化的认同，我们都持欢迎和包容的态度。

我们经常使用的“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就是指56个民族结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

回顾历史，不难看出民族融合、多元荟萃的多处影子。

按照主流学者观点，我国历史上曾存在四次主要的民族大融合，虽然其他时期亦在进行多民族碰撞交流，但这四次民族融合的趋势最为明显、声势最为浩大、影响也最为深远。

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此次融合最终的成果是形成了汉族这一中华民族的主体。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乱世，也是民族融合大发展的第一个重要时期。实际上，乱世规模越大，民族融合的规模就越大、程度就愈深。

在这一阶段，民族融合主要发生在中国腹心之地（腹心地区主要指的是中原地区）。

当时，汉族的前身华夏族逐渐形成，中原地区的诸侯国被称为“诸夏”，北有匈奴、东胡，南有越，西有戎，周边还有诸如夜郎、九夷等少数民族部族或政权。

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彼时，战乱频仍，多方混战，少数民族政权实力迅速发展，诸多民族在对立与冲突中走向融合。这一时期，有许多政权势力都或多或少与少数民族有关。

如北齐高氏有鲜卑血统，完结这一纷争乱世的隋朝皇室，亦有鲜卑人的血统，实际上到后世的李唐王朝，也有着胡汉交融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一些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也为融入中原而进行了汉化政策，而其中最出名的当属北魏孝文帝改革。

第三次民族大融合在五代十国时期。

这一时期，多个政权对立，民族间矛盾冲突频繁，但也正是由于不同民族政权间的征战争斗，使得民族融合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加快和深入。

彼时，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实现了进一步交汇容纳，民族大融合在这一纷争飘摇的乱世里不断发展。

第四次民族大融合发生在辽宋金元明清时期。

这一大阶段具有历时长、程度深、范围广的特点。

此时期上迄北宋、下至清朝，其间除了宋、明两代以外，皆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统治政权。

这一时期，少数民族融合于汉族，汉族亦融合于少数民族，边疆地区的民族融合得到了充分发展，为我国现在的疆域奠定了基础。

陈寅恪曾于《唐代政治史论稿》中提及血统：

“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

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对血统几乎都是这般“在所不论”的。

当下，西方一些国家仍然保留着君主权力制度，“贵族”这一身份依旧被他们奉为至高无上的尊崇。

比如英国王室，虽然没有实际行政权力，但其的存在始终是英国血统的一种精神象征，是一种高贵社会等级的彰显。

这其中体现的，便是西方国家对于“血统”的某种执念，这种执念早已固化于西方社会的政治制度和国家统治之中，即使在当代，仍然深刻影响着一些西方国家的体制发展与民众认知。

例如英国实行的政治制度是君主立宪制，就保留了“高贵”的君主这一角色，实际上是西方重视血统的一种制度体现。

追溯历史，自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英国逐渐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并通过《权利法案》确认了君主立宪制。

虽然与民主共和制同属于资产阶级政治制度，都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君主立宪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落后性。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大框架下，它保留了君主这一具有封建色彩的身份，是资产阶级的一种妥协。

依旧拿英国举例，如今的英国人，大多数依旧选择支持君主制。在他们心中，英国王室已经超越了权贵的身份，是英国这个国家的有力象征，对于国家团结统一和英联邦国家的影响力的维系，都有着重要作用。

这是首相这一政府首脑所不能比拟的。

因为首相是英国议会选举产生，代表的无非是选举当时英国的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党派之争，也就是说，首相可能是任意血统的人，而英王则不同，英国皇室的血统是一脉相承的，是具有特殊性的。

现任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的儿子哈里王子，其妻子是拥有黑人血统的梅根王妃。

英国国家广播公司BBC的一位主持人，曾公开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猩猩图片，被指暗讽梅根王妃的非裔血统。

因为在欧美种族主义中，“黑猩猩”常被用来指代讽刺黑人。

由此可见，即使英国王室接受了具有黑人血统的梅根王妃，英国国民也对此大多持支持态度，但仍有人对梅根王妃的血统抱有歧视的态度。

西方国家对于血统的执著与看重，在一定程度上为种族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滋生的温床。

实际上，西方国家坚持的“血统认同”的原则，背后是其西方文明的局限性在作祟。

经历过“大航海时代”、殖民掠夺腥风血雨的西方国家，虽然具有开拓进取的冒险精神，但也存在先天不足的方面。

他们往往以达尔文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美化和武装自身的掠夺与侵略行为，其惯常于将差异对立起来，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使得他们对外看不起其他文明，对内只以贵族阶层利益为上。

那么，为何中国没有狭隘的血统论呢？

除却老生常谈的中西方地域、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对血统的不同认知，实际上体现的是“文化认同”和“血统认同”之间的悬殊与分歧。

中国历史悠久，虽然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皆或多或少受到过“血统为尊”观念的渗透与影响。

但回溯历史，我们还是能够发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不是一个真的“在乎”血统的国家，国人的思想也没有被血统论所控制。

因为科举制以才德取士，所以登科及第的状元即使是平民出身，也可以打马游街、“看遍长安花”；

因为顺应潮流民族交融，所以汉人迷恋胡乐，“洛阳家家学胡乐”，边塞的羌人唱起了汉族的歌谣，“万里羌人尽汉歌”。

中国人秉持的是“文化认同”的思想，不关注血统，注重文化的认同，只要共拥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那么我们就都是“一家人”。

这种文化的认同与血统无关，不牵扯种族身份的龃龉，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

中华民族共同体正是建立在这种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形成，各族人民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是建立在共同历史条件、共同价值追求、共同物质基础、共同身份认同、共有精神家园基础上的命运共同体。

总之，回顾中国历史，我们其实也能发现“血统”观念的影响，但中国人在意的“血统”与西方国家并不一样。

后者以血统来严格划定国家权力地位和身份阶层，而中国人主要以血统来表征血脉归属和家庭责任感。

在中国，自古至今，都是更多地倾向于以个人的能力、德才来评判，而不是以血统论高低。

“刘项原来不读书”，在楚汉战争的硝烟中争王图霸的人，可以是贵族出身、楚国名将之后的项羽，也可以是出身平民、混迹于市井的刘邦。

也正是因为中国人坚持“文化认同”而不是“血统至上”，所以我国能够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文化认同的基因也已经深深地根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基因中，并成为推动中华民族长久繁荣的不竭力量之源。

中国知网《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社会的认同与凝聚》胡发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