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毛主席在延安的窑洞中，跟记者斯诺唠了不少事儿，这其中就有毛主席自己的人生经历。
聊到过去的时候，他也提到了《新青年》这本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杂志。他还说：“陈独秀和胡适写的文章我可太欣赏了，他们取代了梁启超和康有为，在那个时候就成了我的榜样。”不过，胡适在解放前出了些状况，这最终让毛主席失望得很。
毛主席早年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经杨昌济介绍，毛主席读到了《新青年》杂志。当时，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毛主席早就听说过他。
毛主席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的时候，也听过胡适讲课，还专门去拜访过胡适。这就说明，当时胡适对毛主席还是有影响的。
在当时，出国留学可是进步青年很热衷的一个选择。不过毛主席可没打算走。毛主席跟朋友解释的时候就提到，胡适写过一篇《非留学篇》，说，有的人是得去国外学习新东西，但也得有人留在国内研究国内的问题。
受胡适的影响，毛主席以前还成立过一个“问题研究会”，这个研究会的章程里列出了144个要研究的大小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很多领域。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成立这个研究会是件很平常的事儿。实践主义和改良主义影响特别大，也客观上促使很多事情发生了。
毛主席和胡适早年就有往来，毛主席参与的一些革命工作，胡适也给予过一定支持，这之后，毛主席对胡适挺尊重的。
1920年的时候，毛主席给胡适写过一封信。在信的内容里，毛主席表达了对胡适给予帮助和支持的感激之情，还想着继续凭借胡适的声望来处理湖南的问题。还好，这封信如今保存得很不错。
五四运动洗礼之后，毛主席的思想有了很大转变，他借助实验主义，随后又超越了实验主义。
也是在这场运动之后，胡适就踏上争取“民主”和“自由”的征程。1921年的时候，他联合丁文江等人创办了“努力会”，努力搞一套“贤人政治”，就是用政治机关给全社会谋福利呗。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寇就点起了战火，不管啥思想，这时候都得顾全大局。
瞧，从整个过程来讲，胡适真就这么干了。这个“书生大使”可没忘记自己的使命，他把自己的国际名望充分利用起来，替咱中国发声，劝美国那些政客制裁日本，对咱们中国伸出援手，还真取得了一些成果。
然而，国际和国内的局势一直在变，可胡适的思想并没有真正看清某些问题。
毛主席曾经把国内的各种政治势力划分成三派，这三派就是革命民主派、非革命民主派还有反动派。
他主张“人权”和“法治”，打算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
这么看来，胡适和国民党还真没多少默契。
有不少原因，毛主席是盼着胡适能走上民主革命道路的，但是，胡适可让毛主席失望。
1945年，抗日战争都快接近尾声。黄炎培、傅斯年他们，要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身份去延安商量“团结、共建”之类的事儿。毛主席马上就想到了胡适，还让傅斯年回去的时候代他向胡老师问好，同时表达了中共想要在抗战和建国的时候跟知识分子合作的想法。
当时，胡适身在美国，他听到消息以后，还回了一封电文。
蒋介石那点阴谋，大家跟他打交道这么多年了，心里多少能猜到他的想法，只是还没到彻底撕破脸的时候。
胡适回电里，除了正常的问好之外，他写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在劝毛主席“忘掉过去”，别再走武装夺权的路了。
胡适在美国待了好多年，可他老是觉得美国的政治是全世界最棒的政治。他，就没从正确的角度去想想两个国家的国情有啥不一样的地方。
那时候胡适就一直在盼着毛主席的回信。胡适自己回忆说，毛主席一直都没回信。实际上，毛主席不回信也是在给胡适留面子，可胡适压根儿就没真正领会到这其中的意思。
就在这一年的9月6日，胡适被选为北大校长，并且开始偏向国民党那边了。
第二年，胡适从美国飞回上海，一到那就受到蒋介石、孙科等人的招待。当时蒋介石已经在谋划大战了，从这就能看明白胡适的态度了。
11月的时候，胡适去参加那个所谓的“国大”了，就这事儿，就足以表明他的政治倾向了。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是由蒋介石主导的，胡适主持通过了这份草案。
在这个时候，又能发现他内心很矛盾。他心里，一方面更偏向学术工作；可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和政治拉开距离，而且他自己的政治倾向是偏向欧美的，这样一来就越发离不开蒋介石。
这两件事也使毛主席意识到，他短时间内很难再回头了。
1947年12月，毛主席在陕北杨家沟中央会议期间召开了一个会议，会上谈了好多当时的问题，胡适也在会议中被提到了。
毛主席对胡适还是留有余地的，说：“能让胡适当个图书馆馆长。”
一年之后平津战役开始的时候，那座被宣称“坚不可摧”的北平城，一下子就被解放军给围得严严实实的，胡适，就在这被围起来的城里头。
大局都已经定下来了，胡适还跑到傅作义那儿去演讲，在演讲里一个劲儿地说“和比战难”之类的话，话里话外有好多攻击性的意思。
就算是这样，中共也在尽力争取，想着能把胡适留下来。
季羡林后来谈及此事时讲：“有一天，我去校长办公室找胡适，一个学生进来跟他说延安广播电台有个专线广播是给他的，大概就是希望他能留下来，继续当北大校长和图书馆馆长。”
那时的胡适也看清了战争局势，只能无奈又带笑地说：“人家会信我吗？”
邓广铭，在胡适身边工作过，他还专门回忆过当时的情况。
兵临城下的时候，外面传着好多说法。有人就跟胡适讲：“您只要不走，北大也不动，那解放军不会把您咋样的。”
也有学者主动走出城外，见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向他们介绍高校的情况，毛主席还答应了“图书馆长”这件事。
不管怎么说，这些消息一传到胡适耳朵里，胡适就变得“风声鹤唳”了，他心想自己讲了好多不该讲的话，那就干脆做个“过河卒子”得了。
1948年12月中旬的时候，正好赶上北京大学建校50周年，胡适就离开北平去南京了。
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毛主席就毫不客气地批评起胡适来了，毛主席觉得，非得言辞激烈点，才能让胡适清醒过来。到了1949年8月中旬的时候，毛主席写了一篇名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文章，在文章里公开点了胡适的名，对他进行批评。
在当时那个时代背景下，有个男士接受了外国的先进教育，最后成了国民党的拥护者之一。
在《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文章里，毛主席再次强调：中国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存在着糊涂的想法，还对美国抱有幻想。所以，得去做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他们的工作，好让他们站到人民这边来，别被帝国主义骗了。
毛主席的统战思想没过多久就起作用了。像翁文灏，他本来就和胡适走得很近，建国之后都陆陆续续回到大陆了，可胡适，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明明，对于胡适来说，“大门”其实一直都是敞开着的，可胡适他自己，却主动把这扇“大门”给关上了。
胡适去了美国后，也当上了图书馆馆长，是普林斯顿大学聘请他做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的。
1954年的时候，毛主席批判胡适那可是一点都没留余地。好多省市都出了批判胡适的文章。大家都对胡适的那些错误做法特别气愤，一个劲儿地声讨他，甚至都出现全盘否定他的情况了。
毛主席很快就察觉到了这些问题。1956年的时候，毛主席在怀仁堂宴请知识分子，还提到：“批判的时候，好话说得肯定不多。说实话，新文化运动里胡适是有贡献的，可不能把人家全盘否定，凡事都得实事求是嘛。”
三联书店出了《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的时候，人在美国的胡适，他居然很认真地把这些文章都搜集起来了，还特别有兴趣地做了批注。有人就讲：“胡适可有耐心把这些书读完。”
这段日子，胡适也没闲着，他跑到台湾省开会去了，还把证书递交给蒋介石了。
一想到胡适，毛主席就满是深深的无奈。
毛主席宴请全国政协的知识分子时还讲：“胡适这人可真够固执的。我们都托人带信劝他回来，也不晓得他在贪恋啥，被批判嘛，总归没什么好话的。”
毛主席有着这样宽广的胸怀，实际上，这也隐隐地表明，胡适已经没有争取过来的可能。
1956年9月，中国外交学会副会长周鲠生去瑞士参加“世界联合国同志大会”，还借着这个机会给胡适带了些话，让他别再乱讲了。
这俩人以前都在北大干过，彼此之间还有些私人感情，所以周鲠生说这些话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可是，到了这个时候胡适还是不愿相信。说到底，胡适的思想让他很难跟人沟通、难以和别人相容，所以他对任何劝说都不相信了。
在美国的时候，有人跟胡适讲：“我们敬重胡适的人格，只是反对胡先生的思想罢了。”
胡适听完这话，也大笑着回应：“要是没有胡适的思想，那也就没有胡适。”
1957年的时候，新加坡《南洋商报》的记者曹聚仁到北京来访问，毛主席还单独接见了他，他们俩自然而然就聊到胡适了。
曹聚仁回到新加坡后，给胡适写了一封信。他在信里劝胡适回去看看，而且写得特别情真意切。信里说，现在那些在海外的文化人，就是缺乏到北京去看看中共政治举措的勇气。先生您可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还喊出过“自古成功在尝试”的口号，应该和那些普通大众不一样。
没料到，就这么一封信，居然让胡适讨厌了。胡适说：“这人老是讲胡适是他朋友，还总说章太炎是他老师，可实际上我都没见过这人。”
到最后，还是没人能把胡适劝回来，胡适依旧在干那些让人失望的事儿。
曹聚仁把信寄出去没多久，胡适就收到了小儿子思杜的信，可他依旧没回去。
为啥胡思杜留在北平？到现在这都是个“谜”。在胡适的记录里也就只有这么一句：儿子思杜留在北平，没跟着一起走。
1961年2月的时候，胡适去参加一个朋友间的聚会。刚到地方，他就觉得身体不得劲儿，接着就被送去医院了，一查，是关中动脉栓塞症加上狭心症。
这一回，胡适在医院里躺了足足两个星期才慢慢好起来，不过，他的身体也是越来越差。
到了第二年的5月，胡适到台北去参加一个欢迎酒会，结果在会议上突然心脏病发作，就这么去世了，他走的时候72岁。
打一开始到最后，都是胡适让毛主席失望了。胡适都没能回到故乡，到了晚年还在做白日梦。他留在北平的102箱书也全捐给北大了，可能，他心里已经清楚自己最后的下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