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科举制废除之时，舆论场一片欢呼。
《时报》说：“盛矣哉！革千年沉痼之积弊，新薄海臣民之视听，驱天下人士使各奋其精神才力，咸出于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兴中国者，其在斯乎？”
《万国公报》道：“中国政府近于改革之事颇有改观，而立废科举一节，取数百年来败坏中国及近日屡蹶屡起、根深蒂固之附属物，一旦拔废之，是真中国历史上之新纪元，而东方大局之转移在此矣。”
科举制毒害世人，科举之废如同拨云见日。大破而大立，大乱而大治，中国的复兴指日可待。
五年之后，中国的局势依然不乐观，曾激烈批判科举制的梁启超却幡然悔悟，说科举不是坏制度，“实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也”，应该恢复科举。不过，时人的流行看法依然是科举制罪大恶极，人神共愤。这种情绪化的表达，凝固成一种“共识”，深入人心。
其实，这种场面在近代史上比比皆是。鲁迅曾写过这么一段话：“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碍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那时，中国的革命者正在向另一个传统宣战。
将“反对白话者”换成“科举”，就很好理解了。家国沦丧，大敌当前，没时间啰哩吧嗦，分析个头头是道。只有最武断、最极端的“咒文”，才能唤醒麻木的群众，才能与守旧派对抗。想要开窗，就得主张拆掉屋顶。
人们回望这段历史，很难不被这些果决的话语所吸引，很难不将这些“共识”当成真相，从而忽视了历史的纷繁复杂。当革新者焦急地推开窗户之时，屋子里的人是怎么想的呢？破窗之后，谁最先逃出来，谁又被落在最后？
1905年10月，山西省太原县赤桥村的一个塾师刘大鹏听到一则绝望的消息：清廷下诏废止科举。一时间，犹如末日降临，他感到“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无一可以垂之永久”。
年近半百的刘大鹏在日记中写道：“昨日在县，同人皆言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科举一停，底层的儒生们不光没了前途，以后也很难有人聘请他们做塾师，连饭碗都丢了。上断其路，下失其根，他们若非惶惶然不知所措，便是仰屋感叹生不逢时。
当愁云笼罩着山西的乡间，湖北省鄂城县的一个青年学子朱峙三却是另一番感慨。他比刘大鹏要早一些知道科举停废的消息，却表现得极为平静：“今日科举已成历史上陈迹矣。许多醉心科举之人，有痛哭者矣。”仿佛在说：科举没了？哦，没了就没了吧。
两人皆非搅动风云之人，只能等待时代的风暴席卷而来，或失意，或坦然。从他们的经历中，我们或许更能了解科举变革下的人间世态。
在这片土地，谁不曾拥有科举梦？刘大鹏出生于1857年，9岁受业，23岁入书院，37岁中举。借由读书一途，他生命的触角伸向了更高的位置（举人）、更辽阔的空间（京城）。1895年，他走出封闭的乡村世界，来到北京参加会试，除去壮阔的首都风景之外，他体会最深的就是等级制。在考试时，刘大鹏注意到乡试时差役称应试者为“先生”，会试时称呼就变成了“老爷”。科举之意义在于平等？不，在于分层。刘大鹏的梦想是“奋志青云，身登仕版，上致君而下泽民”。在君之下，在民之上，由士而仕，很明显，就是要变成官老爷。
▲刘大鹏。图源：沈艾娣《梦醒子》
朱峙三的科举梦有所不同。他出生于1886年，1893年正式入塾。由于家中负债累累，父亲时常鞭策他：“我家两代住城，上无片瓦，下无立锥，只有靠汝读书寻出路耳。”1902年，父亲让朱峙三跟着自己学医补贴家用，不必去私塾读书。朱峙三却另有想法：“科举在清代为寒士求出路第一门径，以故无恒产者舍此不能脱贫，至于做官则在第二步。”科举之意义，在于摆脱贫困。父亲最终同意他采取附读的办法：不必天天去塾读书，每逢三、八日送文章请塾师批改。
在这片土地，谁又不曾对科举梦产生过怀疑？刘大鹏初来京城，便觉得大城市的读书人以习字为先，也就是重视考试技巧，未必有真才实学。而且，科举日渐人满为患，即便考中也只是候补官员，真正做官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最坏的是，捐钱做官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去走捷径了，那科举还有什么意义？于是，刘大鹏观察到一个可怕的现象：他在太原府应童生试时，考生有一百余人，此后每年递减，从八十多人到四十多人，到了1903年仅剩十八人。
朱峙三在私塾里读书那段时间，维新志士正在呼吁废八股、改科举，古老的制度在这个年轻人眼中早就已经丧失了神圣性。20世纪初，清政府兴学堂，学堂招生却要求有功名在身。1903 年，17 岁的朱峙三第一次参加童子试，目的不是为了功名，而是为了获得考中时的三百串贺礼和进入学堂的资格。1904年，朱峙三考中秀才，喜极而泣。然而，秀才这个身份并没有造福他的家庭，接二连三的应酬反而让朱家背上了新的债务。
科举走向死亡，已是大势所趋。这一点，刘大鹏和朱峙三心里都非常清楚。其实，科举停废时，革命派、改良派、保守派的反应都不强烈，似乎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识时务的读书人早就开始变换观念，尝试其他路线。
那么，我们要如何理解刘大鹏的不识时务呢？
生存危机是其一。在刘大鹏看来，教书是“依人门户度我春秋，终非久远之计”，然而这是他为数不多擅长的东西。废科举那一年，他已经四十八岁了，却要学习新学、改换职业，岂非难哉！这无异于直接给他的前途宣判了死刑。
其实，刘大鹏也曾想求新。他来自内陆腹地，新学之风还未吹拂到的地方。1895年，他来到北京，才知道大家流行读什么书。那段时间，他大量购书，恶补“经世”的文章，了解洋务、西学。然而，他还是无法与发达地区的人竞争。1901年，清廷废八股，位于九省通衢之地的朱峙三得到消息的第二天，私塾的老师就改教策论了。七天之后，朱峙三订购了一份《申报》，借阅《中国魂》、《新民丛报》，获取新知识。同样的进度，刘大鹏恐怕要花上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才能追上。
精神危机是其二。科举看似公平，实际上高中的概率微乎其微。然而，正是这种近乎奇迹的东西使人们相信：只要书读得好，机会是均等的。这样想的人，往往能够忍受极大的苦难，也因其苦难，从而更加依恋科举。如同一个赌徒，赌注越大，越不甘退场。科举成了他们对抗命运的唯一方式。废除科举，就等于抽离了他们的人生意义。
刘大鹏是一个被时代抛弃的中年人。在他眼里，无论改良派、革命派，甚至是像张之洞这样保守派，都是面目可憎的。
▲张之洞。图源：网络
当然，刘大鹏只在日记里怨声载道，却没有任何反抗行动。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废科举会引起士人的不满，从而导致社会动荡。事实却并非如此。清朝末年，国家乱作一团，革命派造反，佃农反抗地主，学生抗议帝国主义，唯独这些生计被夺的中年儒生没有溅起一朵浪花。
这证明，他们没有被逼上绝路。
那么，刘大鹏和朱峙三去了哪里呢？
朱峙三考上了两湖总师范学堂，读了六年，辛亥革命的一声枪响结束了他的学堂生活。不少同学都参加了革命，他心向往之，却出于种种原因未能投身其中。到了民国，他谋得湖北省黄安县书记官一职，薪水相当丰厚。可见，朱峙三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读书人，没有什么远大抱负，本能顺应着时代的变化。
刘大鹏虽满腹牢骚，也没有坐以待毙。他依然在教书，薪水却越来越少，生活极为窘迫。1908年，他当选为山西省谘议局议员，民初又两度被推举为县议会议长，地位甚至比科举时代还要高一些。后来，他靠经营一家小煤窑赚了些钱，手头虽不宽裕，但还算过得不错。刘大鹏一直坚持用清朝纪年，不愿离开旧时代。
科举停废逼着昔日拥挤在这座独木桥上的读书人另谋出路，新人毫无犹豫走上新路，不愿改变的旧人也有空间生存下去。
粗略估计，当时各省举、贡人数不下数万人，生员不下数十万人，还要加上常年寒窗苦读却没考上的人。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他们的出路有哪些呢？
进入学堂是最常见的选择。其中，师范院校最为火爆，因为新学开疆拓土需要大量师资，有功名者至少能读会写，往往优先被录取。
▲1907年，山西大学堂开学典礼。图源：网络
考不上学堂，也可参加优拔贡考试。清政府在废除科举之前，就想到了善后问题，于是保留了许多辅助类型的考试，以替代会试的作用。例如，举贡会考进行了两次，一是1907年，录取367人，二是1910年，录取320人，录取者均得到吏部授职。这些考试录取人数广，就职前景好，时人趋之若鹜。
出国留学是热门中的热门。据教育部所藏《学部考取游学毕业生名册》的统计，1900年仅300人出国留学，到了1910年，已经多达30000人。清政府为笼络人才，决定给留学生相应的科名奖励。这些留学生一旦回国效力，靠西方之术，就能揽得大权，其声势与科举时代的进士几无差别。因此，留学便成了许多旧士绅的“终南捷径”。王树槐根据 《最近官绅履历汇编》 统计，江苏地区取得过旧功名的官绅中，曾出国留学者占进士的54.6％、举人的31.8％、生员的66.7％，进入国内新式学堂学习者，则分别为3％、12.1％和25％。
以上都是选择读书的人。如不想考试，则可投身商界，办矿办厂。等到民初，各地商会林立，绅商已经凝聚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阶层。要么凭借功名直接从政从军。清政府要推行新政、练新军，不得不增设新机构，这就制造了大量的官缺。当时学堂毕业生又不多，僧少肉多，于是许多旧功名人士得以大摇大摆进入法政界、军界、教育界。
只要心思活跃一些，旧学人士的前景远比科举时代更加宽阔。许多士绅非但没有被淘汰，反而凭借更多元化的渠道攫取了更多的权力。只是，走着走着，人们才发现脚下的路越来越窄，竟比那古老的独木桥还要逼仄。
1915年，《申报》讨论留学一途，说留学生留学归来，要么效力他国，要么效力地方，能为政府用者少，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政府考核太严，招人太少。这也可以理解，天下哪里需要那么多官？至20年代中期，“据中华职业教育社统计，自民国六年至十五年间，江苏中小学生毕业生之不能升学、又无业可就者，其比例常为百分之四五十”。沿海发达地区尚且如此，内地的情况可想而见。
这时，读书人才算真正体会到科举制被废的苦果。
当时有人讨论学堂之弊。一在毕业太易，科举时代层层筛选都显拥挤，如今毕业轻轻松松，毕业生人满为患，哪有他们的位置？
二在学费太贵。舒新城曾在自传中写道，教育已经挂上了“学堂重要，无钱免入”的牌子，要征收一切费用。1910年暑假他和同学赴长沙“看世界”，原本想投考一所学堂，可是每学期需要缴膳宿杂费五十余元，“在富厚之家自然不成问题，可是每年百余元的用费，我家是绝不能负担的”。后来舒新城被录取，到了将要开学的时候，他还是独自一人返回了家乡。
三在没有前途。科举时代，秀才有秀才的特权，举人有举人的特权，如今只有一纸文凭，要是当不了官，还不如一团废纸。
▲民国教育家舒新城。图源：网络
不得不说，科举真是一个无比精巧的制度。它平等地容纳天下之人，又严苛地淘汰掉大多数。每个人都会经历失败，但他与成功的距离并没有缩短，下次或许就高中了，生活至少还有盼头。科举被废之后，毕业简单就业难，读书人的前途是不可知的，随之产生的只有无尽的茫然。
那些觉得废除科举便能振兴中国的人，恐怕只是简单地认为科举是一个选官制度，却不曾想到，推翻了科举，就推翻了千年以来一直维持的社会平衡。
到了民国，李大钊这样描绘他看见的中国：“青年常在都市中混的，都成了鬼蜮；农村中绝不见知识阶级的足迹，也就成了地狱。”这样的景色已经比刘大鹏的末日更加恐怖了。
清末兴学以来，好的学校集中于城市，各地学子纷纷流向都市。人们在乡下读书，可以不用太过担心钱的问题，家族有族田，村落有义庄，书院有膏火。但如果读了学堂，按照当时学制小学九年、中学五年计算，每年学费都是一笔可观的费用，还得加上昂贵的生活费。这对于很多家庭来说，都是一笔难以承担的巨款。
1928年，22岁的女学生谢冰莹在“上海艺大”求学，“穷困时，就一个人跑到马路上喝西北风，躲在亭子间里喝自来水，或者索性蒙在被窝里睡两天”。有时，她连饭也吃不饱：“起初是一天吃四个烧饼，或者两个小面包；后来由四个减成两个，再由两个减成一个，最后简直穷得连买开水的一个铜板也没有了。口渴时就张开嘴来，站在自来水管的龙头下，一扭开来，就水灌进嘴里，喝到肚子涨得饱饱的，又冷又痛，那滋味真有说不出的难受。”
▲谢冰莹。图源：网络
求学难，就业更难。城市能够提供的岗位有限，毕业生或进入报馆，或从事翻译，或撰写小说，大都属于自由职业者，工作极不稳定。可让这些毕业生回到农村，他们又能干什么呢？
舒新城曾说过：“现在的大学生，他们所得的知识更为统治的，消费的，更与民众生活无关，更与生产技术无关。所以他们毕业之后，除了挤到都市里过游手好闲的日子，在生活习惯上，他们固然不愿到民间去，在生活技能上，他们也不能到民间去。然而都市的出路有限，所谓人满之患，从前不过是一句形容语，现在成为事实。而现在的所谓大学，还正在那里努力地大批生产。”
城市就像一个巨大的工厂，吸收了全天下的年轻人，不断将其加工为学生。这些“产品”，城市不需要那么多，农村用不着，便成了这个社会最过剩的东西，就像游荡在都市与农村之间、找不到归处的孤魂野鬼。
读书人在都市里飘泊之时，农村势不可挡地衰亡了。
科举制还在的时候，学校不单在城市才有，除了人烟稀少和赤贫的地区之外，教育在所有地方都很发达。学子大多漫散乡间，或在私塾受业，或闭门苦读。必读的经典就那么十几部，爷爷读的书，孙子拿起来就能继续念，读书的成本很少。富贵人家能看的书多，但不能保证其绝对优势。人们在科考时汇聚应试，考上了进士就能做官，退休了回到乡村，搞搞慈善，修桥补路。这样的乡村场景或许陈旧，至少算得上生机勃勃。
科举制废除之后，乡村教育就彻底垮了。刚开始，还有士绅热心办学，可难以维持下去。办新学的开销实在太大，动辄数千两银子，能一力承担的人屈指可数，没有政府补助根本不行。而且，由于学费太贵，乡村学校很难招到生源。
根据1934年的一项乡村调查，山西乡村学龄儿童失学的原因，一为家贫无暇入学，二为家长不愿子弟入学。在被调查的村庄，儿童失学率最少的有33.4%，绝大多数在50%—90%之间，有的甚至高达100%。
调查者不由得感叹，并非家长不知教育之重要，也不是学校办理不善，而是人们看不到读书的前景。想想看，省吃俭用供养的学生，毕业之后不能做老爷，还得务农，不如一开始就不读。而且，学生们学的东西，于农村社会全然无用，旧教育虽也无大用，但起码教人安分守己、顺从地主。
一方面，乡村失学的人越来越多，文盲率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农村花费大量金钱、辛辛苦苦培养的人才，全都跑到城市里去了。
梁漱溟为了乡村建设，曾考察了江苏昆山、河北定县及山西太原等地，他发现：“有钱的人，多半不在村里了。这些年内乱的结果，到处兵灾匪患，乡间人无法安居，稍微有钱的人，都避到城市都邑，或者租界。”同时，“有能力的人亦不在乡间了，因为乡村内养不住他，他亦不甘心埋没在沙漠一般的乡村，早出来了”。
▲梁漱溟。图源：网络
总而言之一句话，农村没有多少读书人了。在古代，士为四民之首，常常要肩负治理地方的职责。这些人随着科举的停废而逐渐消失了，那么是谁来统治农村呢？
一直居住乡间的刘大鹏这样说道：“民国之绅士多系钻营奔竞之绅士，非是劣衿、土棍，即为败商、村蠹，而够绅士之资格者各县皆寥寥无几，即现在之绅士，多为县长之走狗。”劣绅、贪官、无赖、流氓一起侵渔百姓。如此景象，让他不由得怀恋过去，原来的绅士虽然也剥削百姓，但至少有道义的顾虑。为了坚守“绅士之道”，他在担任咨议局议员之后立马辞职，不与恶人同流合污。
很多有识之士都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纷纷呼吁：到民间去！到乡间去！在城市里找不到工作的学生，没有知识阶级的农村，两大社会问题不都解决了？
科举制停废之后，城乡的分离就成了天下大势，一两个人或许可以抵抗时代，但人群是永远无法逆势而行的。
▲黄四郎。图源：影视剧照
读书人成为社会的“游民”之后，其地位只能一降再降。
科举制一废，学校仅为教书育人的场所，士不能顺利过渡到大夫。军人、商人、职业革命家等新兴团体相继崛起，攫取了权势。
军人之崛起尤其值得注意。传统社会重文轻武，俗话说好男不当兵。然国难当头，需要军人站出来，人们对他们的看法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们怎么可以瞧不起军人呢？他们是报国卫土的英雄，是中国的救星，有了他们，中国才可以免受西方列强的分割。鄙视他们，千万不可以——我们必须提高军人的地位，尊敬他们，甚至崇拜他们，不然谁肯当兵？”
清朝末年，一个县官的法定收入，和军队里的队官（连长）差不多。以1911年为例，中国每年的军费支出为1亿两左右，当年财政收入不过2.6亿两，而教育经费大约只有可怜的几百万两。当兵明显更有前途，更有地位。
1903年，书生林白水在《中国白话报》上说：“你看汉高祖、明太祖是不是读书人做的？关老爷、张飞是不是书呆子做的？可见我们不读书的这辈英雄，倘然一天明白起来，着实利（厉）害可怕得很。”又说：“现在中国的读书人，没有什么可望了！可望的都在我们几位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以及那十几岁小孩子阿哥、姑娘 们。我们这一辈子的人，不知便罢，倘然知道了天下的大势，看透了中国的时局，见得到便做得到，断断不象那般读书人口是心非，光会说大话做大文章，还要天天骂人哩。”
读书无用。读书无用。
后来，林白水进入新闻行业，挣扎于正义和生存之间。民国以来，他依附过安福系，利用内幕新闻敲过竹杠，为袁世凯唱过赞歌。但也因敢于鞭笞黑暗、顶撞权贵，曾五被查封，三入牢狱。
他心中仍有传统士大夫的自傲和正直，却没有功名与权势的庇佑。1926年8月5日，他像往常一样将文字如标枪般掷出，写下一篇《官僚之运气》，目标直指军阀张宗昌的财政次长潘复。文章写道：“狗有狗运，猪有猪运，督办亦有督办运，苟运气未到，不怕你有大来头，终难如愿也。某君者，人皆号称为某军阀之肾囊，因其终日系在某军阀之胯下，亦步亦趋，不离晷刻，有类于肾囊累赘，终日悬于腿间也。”
潘复看到这篇时评之后，派人打电话给林白水，要求他在报上更正并请罪。林白水以“言论自由，岂容暴力干涉”而断然拒绝。潘复恼羞成怒，在张宗昌面前哭诉，要求将林白水立即处死。很快，林白水被捕。在8月6日凌晨，林白水被处以枪决。隔天的《晨报》报道了林白水之惨状：“子弹从后脑入，左眼出。被难之时，林身穿夏布长衫，须发斑白，双目犹未闭，陈尸道旁，见者为之酸鼻。”而仅仅4个月前，就有一个报人邵飘萍死于军阀之手。
长衫与鲜血，不正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吗？随便翻开民国历史的一页，都能看见读书人被肆意屠戮的场面。他们虽有主人翁之心气，却早就不在社会的中心。
▲林白水。图源：网络
再往后，许多人渐渐意识到，何须守着知识分子的身份，“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读书人该为下层阶级服务。
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于中国社会以及身居其间的中国人而言，都意味着一场牵涉极多、难言好坏的巨大变化中的一环：皇权瓦解，士阶层消失，异端崛起，城乡分离……天倾地覆间，一个混乱不堪的世界诞生：掌控国家的是军阀和政客，掌控地方的是土豪劣绅、地痞流氓，商人多买办，工人不成熟，农民不忧国，读书人又没用。
在这样的社会中，谁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从历史上看，游荡于城市的“孤魂野鬼”，终于找到了一种方式，回到了广袤无垠的“农村地狱”。他们的结合，掀起了一场全新的革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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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达、刘立德编：《舒新城教育论著选》，教育人民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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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以刘大鹏、朱峙三日记为视角的比较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杨国强：《从声光炎炎到前途失路：后科举时代知识人的生成和困蹇》，《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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